郑风田：乡村学校大面积消亡谁受害最大？

 

乡村学校大面积消亡会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的农村发展

近年来的农村教育改革正往一个令人忧心的方向发展，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让人害怕的趋势：县以下要消灭初中，村中消灭小学。也就是说有些县把县以下的初中都统统地取消，移到县里办，村小学也被取消掉，挪到乡镇去办。这些一个由教育部门主导的相关政策，主要的思路还是节约经费，却忽视的教育实际上还承担着许多其他的重任。长久下去，这种乡村学校大面积消亡会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的农村发展

乡村学校不仅仅是孩子上学的场所，它是乡村文化的中心。而乡村小学的老师也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物。目前人为地消灭民办教师，使那些没有文凭但有数年教学经验的老师给赶走，而拿到文凭的许多年轻老师又不愿意来乡村小学任教。于是通过学校合并的方式，这样虽然有利于管理，也有利于老师都能够呆在城乡与乡镇，但却苦了百姓与他们的孩子。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大大增加的上学的费用，导致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学。最重要的是，孩子小小年纪就远离父母的教育与爱护，使这些孩子少了许多必要的言传身教机会。

而目前这种为教育而教育，教育远离农村，等于抽离了未来农村发展的未来。为教育而教育的管理方式令人害怕，忽视的教育承载的其他职能。乡村学校大面积的消亡会严重影响未来农村发展。县城巨无霸的初中管理也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办义务教育，慢慢会使区域差距愈拉愈大，部分地区乱撤并乡村学校，最后会毁了我国长远农村发展的未来。

对我国农村教育影响最大的政策改革是1990年实行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 这种制度规定：地方政府教育资金和收入缺口不足部分不再由地方政府来弥补，而是由"多渠道"来筹措。即是教育附加税（1986年开始征收）和由此导致的各种各样的乱摊派 。原来由乡镇主导，目前过渡到县级政府主导，而对那些财政困难的县级政府来讲，一个主体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断地合并，不断地撤离，最后会使那些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慢慢就变没了。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基层县、乡两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但由于把“筹钱”的压力抛给了乡镇基层政府，与人头数越来越多和愈来愈膨胀的乡镇机构相矛盾 ，由此引发了许多当地乡镇政府的不满。为了解决“乡镇干部费用”和“农村教师工资”的矛盾，许多无法无天的乡镇干部一般采取如下的行为：一方面加大乱收费和乱摊派的强度和力度，增加学生的学杂费，另外一方面就是关停并转，大规模压缩合并农村中小学校，辞退教师。许多优秀的老师被清退出教师队伍，而那些和权势有关的人却被强行塞进了学校，使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力量又大打了折扣。

到了1991年，农村财政体制改革终于彻底完成，包括教育经费在内的所有财政预算层层包干。 许多乡镇一级的高中在80年代纷纷被解散或者合并。

以笔者家乡所在的县为例，在教育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每个公社都有一所高中，全县共有二十多所高中。虽然那时的教育质量有限，办高中也有点突击和大跃进的成份，但毕竟数量上来了。而改革二十年后，经过各种各样的压缩，全县高中从25所→10所→5所→3所→2所。在目前全县剩下的二所高中，学生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可以想象出，又有多少农民子弟失去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而原来几乎每个村都有一所初中，一个乡有初中几十所，二十年后，不但初中退出了村级，就连小学也被合并压缩，几个村才共有一所小学，一个大乡却只有两所初中。小平同志曾讲“再穷不能穷教育”，我国农村本来文化素质不高，这么一次次地精减下去的结果，农村教育又何以为教？

让我们看一下在不同年代在农村出生的人所面临的教育问题：

50-60年代出生：基本上过小学，高中毕业的比率也很高，但“文化大革命”与白卷英雄的盛行，再加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61-70年代出生：大部分人可以以很低的费用上学，但家庭责任制的推行，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度旺盛，加上知识越多越无用，一切向钱看，使许多人无心在学校再继续呆下去。

71-80年代出生的人：由于过高的学杂费和农民负担的日益严重，使他们早早结束初中教育，希望以打工来结束家庭的贫困。81-90年代出生的人：面临农村学校的不断合并和缩减，上学的成本愈来愈大，距离也越来越远，距离使他们许多人难以承受，大部分人连小学都上不完就匆忙辍学。

二十一世纪，由于我国乡村基层政权的2000多亿负债，许多学校的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 教育问题会成为精减机构的一个替罪羊，无学可上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国家应该承担起全部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遏制目前乱撤并乡村学校的短视行为。

是到了由国家总体来承担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了，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地方政府承担大头，为了节省经费，出现乱撤并农村学校的局面。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来承担。我们应该顺应全球这个规律，让中央政府来担负国家义务教育的责任，这些目前的借读现象，乱撤并乡村中小学现象才能得到阻止。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乡村学校正静悄悄地走向集体消亡

2009-05-09 10:00:46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生源不断流失，注定乡村学校总体上必然萎缩，但是，对于那些家庭难以承受去镇上、县城读书经济负担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乡村学校——每消亡一所乡村学校，就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孩子上学更为不便，增加花在上学路途的时间，与此相对应的安全隐患也越来越突出。

篮球该给小河初中的学生无比的快乐。这所位于大山深处的学校，汶川大地震后，教学楼成了危房，新楼正在建设之中，孩子们眼下只能在操场旁的简陋瓦房中上课。这所有10个教学班的乡村学校，面临许多城市学校无法想象的具体困难。

曾经的水塘村校，而今已部分垮塌，杂草侵占了操场。村庄日渐萧瑟沦落，已很少有人走过那条出山的主干道。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而今已长大成人，绝大多数在外打工，或者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又一所村校消失

曾经的高治乡水塘村村校的操场上，高过膝盖的枯草在风中猎猎招摇，教室墙壁已经垮掉一半，暴露在外的檩子向天空刺出让人心惊的角度，这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琅琅书声，只有乌鸦和斑鸠在附近树林里啼叫。

记者亲眼见证过水塘村村校的兴旺和衰亡。重庆市奉节县竹元镇水塘村是记者的故乡，28年前，记者念小学时，每天都经过水塘村校，当时，很羡慕在此读书的同龄孩子，不用在冬天踏着厚厚的积雪，翻越高高的山脊，才能到达山脚下的中心校——高治小学，不会在鞋里的积雪融化后，脚冻得钻心地疼痛；不用在上学路上看见长长的毒蛇时，魂飞魄散地绕道疯跑；也不会在别人都已完成作业时，自己还行走在回家的山路上。

当年，每次开学时，记者就会发现村校的学生少掉一批，等记者上了初中，水塘村校终于人去楼空，再也没有一名学生了，被整体并入高治小学。

17年前，记者到高治任教，时常路过这里，尽管学生没有了，但依稀看得出学校的模样。

而今，12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记者发现，此间发生的撤乡并镇让高治乡被撤消，水塘村已改名高治村，水塘村校则走上了垮塌结局，乡亲们对此并不震惊——空了多年、失去用处的房子，不垮又有什么用？

就在这12年里，附近的村校静悄悄地走向了集体消亡：当年的高治乡辖区内共有8所村校，而今，只剩下两所仍然在悲凉而顽强地坚守。两校总计不到60名学生，留守者中主要是刚刚入行的代课教师。就连曾经一至六年级设置完备、有200多名孩子的柏树村校也没有摆脱消亡宿命，只剩下幼儿园。

16年前，记者曾造访前双店乡中心小学，因为乡政府搬迁而成为大型村校，其实力和规模与乡村中心小学不相上下，却也未能避免消亡命运。去年秋季，偌大的校园只留下最后3名学生，勉力坚持一学期后，今年春季开学时，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曾经红红火火的历史。

空心村在增多：生源流失和村校衰退互为因果

村校的命运，与农村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密切相连。

12年前，记者所在的水塘村3组有75名常住人口,而今已更名为高治村25组，只剩16人常年在此生活；当年的20户人家每天都会飘出炊烟，而今，有12户常年上锁。

记者是故乡第一批离开的人，而今，除了3名留守儿童，与记者同龄或更小的乡亲已全部离开故乡，多数带着孩子常年在外打工。

海拔1497米的轿顶山附近的重重山峦，而今已成为一个个空心村，失去生源的村校逐渐式微，显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让下一代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摆脱在贫瘠山区终身务农的命运，为此，他们宁愿承受代价：干最累最脏的活，生活在他乡的最底层……

就这样，一方面，孩子的减少让村校的生存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孩子的离开，又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看，村校的危机是它自己造成的。

日积月累中，村校渐渐从山乡淡出，当年给村校带来强势压力的中心小学，而今，强烈感受到辖区内生源不断涌向镇上、县里甚至重庆主城学校所带来的生存危机。

尽管“接管”了当年村校的“势力范围”，高治小学的学生数并未因为招生半径的扩大而增加，基本维持过去的水平。

乡村抵制学校减少的质朴表达

就在乡村小学逐渐萎缩的同时，城镇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奉节县，奉节师范附属小学现在校学生超过6000人，辽宁小学学生接近5000人。在上个世纪里，这种规模的小学，在当地是难以想象的。

城市学校越来越强势，乡村学校越来越弱势，愈来愈强的马太效应汇成的历史洪流汹涌向前，乡村学校难以抗拒。

生源不断流失，注定乡村学校总体上必然萎缩，但是，对于那些家庭难以承受去镇上、县城读书经济负担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乡村学校——每消亡一所乡村学校，就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孩子上学更为不便，增加花在上学路途的时间，与此相对应的安全隐患也越来越突出。

在高治，村民对学校日益减少的不安终于集中爆发了，衍变出一场“护校行动”。

竹元镇有竹元中学、高治中学和青莲中学3所中学。青莲中学偏居一隅，位于镇上的竹元中学相对强势，顺风顺水地发展为拥有2700名学生的大学校，居于其中的高治中学则在沉浮波折中极为艰难地前进，近年来，领导和教师齐心协力，办学质量稳步上升，学生数量由低谷时的200余名增长到高峰时的近千人。去年，该校在家长们最为看重的升学率——通过考试获得的重点高中“竞争性指标”——达到10∶1，而全县的平均水平在20∶1左右。

就在村民评价“高治中学在走上坡路，越爬越高”的时候，2004年，有关方面基于高治中学污染县城重要生活水源等原因，决定搬迁高治中学。

去年，有关方面决定，将高治中学合并入竹元中学，就在两天前已开会确定合并事宜，正在核算资产时，消息传出，闻讯赶来的家长焦急而愤怒地锁上了高治中学的大门，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声援这场“护校行动”。在随后的面对面协商时，家长们表达了保留这所中学的强烈愿望，甚至当着领导的面，给深得学生和家长推崇的年轻校长徐清云宣布了“无期徒刑”：不许调动。

突如其来的“护校行动”让一条腿踏上终结命运的高治中学得以存续。当时，迫于压力，两校合并很快中断，高治中学得以继续单独招生。

据悉，这种格局并不会维持多久，在操盘手的新思路中，高治中学仍很可能走向消亡，酝酿中的方案将包含折衷方案，以兼顾希望就近求学的学生的利益。

这次事件，传达出了乡村农民对于农村学校布局的热切关心。

固然，很长一段时间，“城镇学校挤破头、乡村学校无人读”的分化现象仍将普遍存在，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倾向于让孩子到城镇入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在乡村保存相当数量的学校，让孩子能就近入学，避免早上上学和晚上回家“两头黑”，并让学校之间维持竞争的态势。

“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学校不该一味求大！领导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政绩出发！”一位村民向记者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些“巨无霸”式的中小学往往存在硬件难以支撑、班额过大的问题，后勤管理也难以跟上，“一校独大”的局面还给农民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额外负担。

没有风琴或录音机乡村中学的发展困境

很难想象，被乡亲力保的高治中学，居然连一架风琴都没有。学校的实验室，已成为无法使用的危房，学生对神奇的化学反应的理解，局限于书本的记载和教师尽可能绘声绘色的描述。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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