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了图谋（王启云学术馆员）老师《图书馆工作者的“超能力”》一文。文章对我的职业经历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十分感谢图谋老师的厚爱，也感谢他长期以来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与思考。

读完文章以后，我最大的感受不是赞同或反对，而是觉得这篇文章恰好反映了不同国情和职业环境下大学学术图书馆职业体系的一种差异。

图谋老师把我这些年的一些工作经历概括为图书馆员的“超能力”，例如跨学科学习、公开演讲、团队管理、人才培养以及撰写国际政治经济学专著等。从国内图书馆职业环境来看，这样理解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放在北美大学学术图书馆职业体系中来看，很多内容其实并不是所谓“超能力”，而是这一职业长期形成的职业体系要求和职业文化。

例如，文章认为我具有计算机、图书馆学、东亚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等跨学科背景，属于非常特殊的经历。实际上，在北美大学图书馆，这样的背景并不少见。

很多大学学术图书馆员本来就拥有两个甚至三个学位。例如历史学博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英语博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音乐博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化学博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医学博士或法学博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医学院图书馆员要求有MD学位，法学院图书馆馆员要求有JD学位）等，在美国大学图书馆都十分常见。原因并不是他们具有某种特殊能力，而是大学学术图书馆员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

美国大学图书馆普遍实行学科馆员制度，馆员不仅需要掌握图书馆专业知识，还需要理解自己所服务学科的研究特点，因此拥有学科背景加上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在很多岗位上反而属于一种职业要求。

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反映在北美大学图书馆的招聘制度之中。很多美国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在招聘学科馆员、数字学术馆员、数据馆员以及特藏馆员等岗位时，经常都会明确要求，或者优先考虑申请人具有图书馆学之外的第二个学科硕士学位（特别是tenure track职位，很多职位明确双硕士是必须的，如果有Ph.D更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原因并不复杂。大学学术图书馆员服务的对象首先是大学教师和学生，而不是普通公众。一名负责历史学的馆员，需要理解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负责化学的馆员，需要熟悉科学数据库、科研数据以及科研出版；负责东亚研究的馆员，则需要了解语言、文化、历史和区域研究资源。

因此，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提供的是图书馆专业训练，而第二学科背景提供的是学科知识。前者解决的是“如何成为一名学术图书馆员”，后者解决的是“服务哪个学科”。两者互为补充，而不是彼此替代。

因此，在北美大学图书馆看到拥有历史学博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东亚研究硕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或者计算机硕士加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的馆员，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具有某种神秘的“超能力”，而是大学学术图书馆职业制度本身的发展方向。

图谋老师还特别提到我的公开演讲、团队建设以及管理能力。其实，对于北美大学图书馆馆长来说，这些同样属于职位本身的基本要求。

图书馆馆长几乎每天都需要向校长、副校长、教师委员会、董事会、校友以及捐赠者介绍图书馆工作，也需要主持会议、制定预算、规划战略、领导团队和协调学校各个部门。如果缺乏公开表达和组织管理能力，很难胜任这一职位。

换句话说，这些能力更多属于岗位要求，而不是个人额外拥有的“超能力”。

文章还提到我正在撰写《国家主导型全球化》一书，认为这是图书馆员的一种跨学科能力。这一点，我也想补充一点自己的理解。

如果仅仅看到一位图书馆馆长出版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专著，确实容易觉得这是一次跨界。但是，如果了解我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以及长期研究轨迹，就会发现，这本书并不是偶然产生的。

我最早接受的是计算机专业教育，曾在大型企业工作多年，这段经历使我较早开始关注产业组织、企业治理和产业政策等问题。后来，我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东亚研究硕士，主要研究中国科技史和技术转移。我的导师同时任职于政治系和东亚研究项目，我也在长期学习和交流中逐步加深了对制度比较、全球化演变和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兴趣。此后，我又取得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并长期在北美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和图书馆管理工作。

这些教育经历、职业经验和长期研究兴趣，共同构成了《国家主导型全球化》的思想来源。书稿中的理论框架并不是近几年临时形成的，而是多年阅读、研究、思考、归纳总结以及与导师长期交流的结果。因此，这本书更像是一条持续多年的学术研究轨迹的自然延伸，而不是一次偶然的跨界尝试。

如果能够读到书稿中的《作者说明》，这一点会更加清楚。由于书稿尚未正式出版，图谋老师目前还看不到这部分内容，因此，他从图书馆员的职业身份出发，看到一位馆长撰写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将其理解为一种跨学科“超能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国家主导型全球化》并不是我担任图书馆馆长以后突然产生的兴趣，而是长期教育、工作、观察和研究积累的结果。

但是，如果看到书稿中的《作者说明》，就会知道，这本书来自我对相关问题的长期关注、深入研究、持续思考以及不断归纳总结，而不是一种偶然的职业跨界。

还有一点，也许国内同行并不十分熟悉。

我长期不仅担任大学图书馆教师，同时也是亚洲研究项目教师。虽然我在亚洲研究项目中的主要职责是支持这一学科的馆藏建设、学术资源建设以及信息素养教学，但教师身份本身并不会限制研究方向。大学并没有规定图书馆教师只能研究图书馆学，也没有规定亚洲研究教师只能研究东亚问题，我和国内大学来做访问学者的音乐教授一起合作还发表了两篇音乐技术（使用VR）教学的英语期刊论文，一篇是SCI，另一篇是ESIC，都是音乐技术领域的领军刊物。

事实上，北美大学教师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教师具有较大的研究自主性。研究什么课题，最终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长期兴趣、专业积累和学术判断，而不是行政岗位本身。

后来，我又被学校任命为研究生院教师。这一任命本身也说明了问题。研究生院教师并不是行政职务，而是学校根据教师学术资格作出的任命。学校授予我这一资格，并不是因为我是图书馆馆员，而是因为我持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具备参与研究生培养和学术指导的资格。

换句话说，我首先是一名大学教师，其次才承担图书馆教师、亚洲研究教师以及研究生院教师等不同角色。这些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是共同构成了北美大学教师制度的一部分。

在北美大学制度中，一名教师承担什么工作，与他可以研究什么问题，并不是同一回事。我的主要工作可以是图书馆管理、学科资源建设和信息素养教学，但这并不妨碍我研究自己长期关注的问题。教师的研究方向不需要与每天承担的行政或服务职责完全重合。只要研究符合学术规范，能够通过同行评审，并对相关领域作出贡献，它就是正常的学术活动。

事实上，在北美大学学术图书馆，图书馆员出版学术专著并不是一件特别罕见的事情。很多学术图书馆员长期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出版专著、担任国际学术期刊审稿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科研基金，都属于教师正常的学术活动。

近年来，在不少美国研究型大学比如普渡大学图书馆，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数字人文、科研数据管理、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数字保存和数字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术图书馆员已经不仅仅承担传统的馆藏建设和参考咨询工作，同时还积极参与跨学科科研项目，并申请竞争性科研基金。

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以及许多私人基金会，都已经成为不少大学学术图书馆科研项目的重要资助来源。在许多大学，学术图书馆员既可能担任科研项目负责人，也可能担任共同负责人，与其他院系教师共同申请科研基金，共同完成科研项目。

换句话说，今天北美大学学术图书馆员的角色，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管理图书”的范围。他们既是信息专家，也是科研合作伙伴；既参与教学，也参与科研；既建设馆藏，也参与知识生产和学术传播。这已经成为北美大学学术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例如，普渡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很多馆员有博士学位，我们图书馆也有一位学术通讯馆员具有博士学位，这便于她和教师们交流。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文理学院图书馆界共同支持创办了利弗出版社（Lever Press）。

Lever Press本身就是由美国文理学院图书馆共同发起和支持建立的开放获取学术出版社，其创立理念之一，就是支持文理学院教师开展高质量学术出版，推动开放获取和学术传播。

Lever Press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北美文理学院图书馆并不仅仅承担图书收藏和文献服务职能。图书馆同样参与知识生产、学术出版以及学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文理学院通常不像大型研究型大学那样拥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但教师同样需要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由文理学院图书馆共同支持建立一个开放获取出版社，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学术出版需求。

因此，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收藏者，也是知识生产和学术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学术图书馆员参与学术出版、出版专著、参与同行评审，本来就是北美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特殊现象。

我的书稿能够进入Lever Press的同行评审程序，也不是因为我具有某种特殊身份，更不是因为出版社特别照顾图书馆员。它同样需要经过外部专家匿名同行评审、作者回应评审意见、提出修改计划以及编辑委员会审议等严格程序。最终决定一部书稿能否出版的，是研究问题、理论框架、证据、论证以及学术质量，而不是作者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是我目前所处的职业阶段。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主要目标。从终身教职预聘岗位开始，到获得终身教职，晋升为图书馆学教授，再到担任文理学院图书馆馆长，这些都是大学学术图书馆职业体系中的重要阶段。

做到文理学院图书馆馆长和图书馆教授以后，从传统意义上的职称和行政职务来看，我在这一职业体系中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除非我有更高的期盼，比如到更大型的大学去做馆长。

美国大学通常没有统一规定的强制退休年龄。教师只要能够继续履行工作职责，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个人安排和研究计划决定何时退休。这样的制度意味着，一个人在完成职业发展的主要阶段以后，并不需要因为年龄原因退出学术共同体，也不需要继续为了晋升更高一级职称或者行政职位而不断积累业绩。

我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天，我继续从事研究，并不是为了申请教授职称，也不是为了争取更高一级行政职位，更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年度科研考核指标。

恰恰因为没有这些外在压力，我反而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自己真正希望研究的问题，按照自己的节奏阅读、思考、写作、修改，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

因此，《国家主导型全球化》并不是一项与职称、晋升或者行政职务直接相关的任务，而是我长期关注国际政治经济、产业政策、制度比较以及全球经济变化之后，希望系统整理自己多年思考的一次尝试。

这本书即使出版，也不会让我获得更高一级教授职称，也不会因此担任更高一级行政职务。

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必要为了赶时间完成考核，也没有必要为了增加论文数量而仓促出版。我可以花更多时间查阅资料、反复修改论证、回应同行评审意见，并认真思考每一个概念、每一个理论命题是否真正成立。

我想，这也是北美大学教师制度一个值得珍惜的地方。

当一位教师不再需要为了晋升而发表论文时，他反而更有可能因为真正的学术兴趣继续开展研究。当研究不再主要受到职称评价和行政考核驱动时，学术工作也更容易回归它原本的目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并与学术共同体展开长期而深入的学术对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职称压力就一定能够产生更好的学术成果，也不是说北美大学不存在各种现实压力。教师仍然需要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管理以及经费等方面的责任。

但是，相对稳定的职业身份、终身教职制度以及较为灵活的退休安排，确实为长期研究提供了相对宽松和自主的学术环境。

很多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能在一两年内完成。

一个理论框架，往往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观察、阅读、思考和不断修正。

如果学术研究始终与短期考核、职称评审以及职位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往往更容易选择那些能够较快发表成果的题目，而没有足够时间处理那些真正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我今天写这本书，正是在没有职称和职位压力的情况下，希望认真处理一个自己长期关注的问题。

它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是为了增加履历上的一个项目，而是因为我认为，当今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产业政策以及治理方式，已经成为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视角，这个问题值得投入时间认真研究。

也正因为如此，在北美大学，很多教师在人生后半程反而进入学术创作较为活跃的时期。有人出版第一本专著，有人完成多年积累的重要研究成果，有人重新回到自己年轻时代就一直关注的问题。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拥有了某种“超能力”，而是因为长期的职业积累，加上相对稳定和自主的职业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真正希望研究的问题。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撰写《国家主导型全球化》，与其说是一种跨界，不如说是我几十年学习、工作、观察和思考的一次自然总结。

它既不是为了晋升，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希望把自己长期形成的一些思考，贡献给学术讨论。

因此，我并不认为自己出版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专著，是因为具有某种特殊的“超能力”。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名大学教师长期学术研究的一种自然成果。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我认为并不是个人具有某种特殊才能，而是持续保持学习兴趣，长期关注一个问题，不断阅读、不断思考、不断积累，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

我想，这也正是大学学术图书馆职业最吸引我的地方。

它不仅是一项专业职业，也是一项学术职业。

它要求图书馆员既服务于教学和科研，也鼓励图书馆员自己参与知识生产、学术交流和学术出版。

当然，图谋老师所说的“超能力”本身带有赞美和鼓励的意味。我完全理解并感谢这样的评价。本文并不是要否定他的观察，更不是要在不同图书馆制度之间简单比较高低。

不同地区的大学学术图书馆所处的制度环境、职业分类和大学治理结构存在差异，因此，对同一种职业现象产生不同理解是十分自然的。

图谋老师从自己长期的图书馆职业经验出发，强调馆员的学习能力、奉献精神和知识服务价值；我则从北美大学教师制度和学术图书馆职业体系出发，强调这些能力背后的专业教育、招聘制度、教师身份以及制度支持。

这两个视角并不矛盾，也并不相互排斥。

事实上，图谋老师长期关注图书馆事业，通过图人堂等平台推动同行交流，本身就是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他对图书馆员专业价值的强调，也有助于纠正社会上把图书馆员简单理解为“借书、还书、扫条码”的刻板印象。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我的补充只是希望说明，在北美大学学术图书馆中，一些看起来特别突出的个人能力，其实与职业制度体系密切相关。

第二学科背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教师身份、同行评审研究、科研基金申请、学术出版、公开交流和管理能力，很多时候在招聘、晋升以及岗位职责中就已经被明确要求。

如果离开制度背景，只强调个人“超能力”，容易使读者以为这些成就主要来自个别人的天赋、勤奋或者偶然经历。

实际上，一个职业共同体能够不断培养出具有这些能力的人，与其专业教育体系、招聘标准、教师制度、研究自主性以及长期发展的职业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我非常感谢图谋老师对我的鼓励和肯定。

不过，我更希望同行能够把这些所谓的“超能力”，理解为北美大学学术图书馆职业制度、大学教师制度以及学术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特殊经历。

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界不妨进一步思考：如何为更多图书馆员创造接受专业训练、发展学科能力、参与教学研究、申请科研基金、开展学术出版的机会，并使他们能够在长期稳定的职业环境中实现自己的专业价值。

这也许才是讨论“图书馆工作者的超能力”最值得继续深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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