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生态安全的战略引领：推动生态学认知从“隐性支撑”向“显性决策”跨越

原创：叶属峰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生态学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纯学问”，而日益成为关乎国家战略全局的“硬支撑”。当前，必须强化生态安全的战略引领，推动生态学认知从“隐性支撑”向“显性决策”跨越，将生态学原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一、从“隐性”到“显性”：生态学认知的时代跨越

长期以来，生态学在公众视野和政策议程中往往扮演着“隐性”角色。这种“隐性”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决策体系中，生态学原理常常被视为技术性、辅助性的参考，而非具有刚性约束的决策依据；在学科体系中，生态学长期被归入基础研究范畴，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显性”决策学科相比，其政策话语权和影响力相对有限；在社会认知中，生态保护常被理解为“种树”“护鸟”等具体行动，而非关乎区域发展格局、产业空间布局的战略性约束。

这种“隐性”状态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发展优先、环保在后”的思维定式占据主导，生态学知识往往在环境问题出现后才“被动响应”。同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生态学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简单明了、可操作的政策语言，也削弱了其在决策中的话语权。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学正在经历从“隐性”向“显性”的历史性跨越。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升格为一级学科，继而于2021年我国学者提出了“生态学”新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宏观生命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动态的科学），生态学学科下分为7个二级学科。这一跨越的深层逻辑在于：资源环境承载力正在从发展的“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极。海岸带生态安全、流域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关涉国家主权、发展战略和人民福祉的重大政治问题。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将生态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要求生态学必须从“书斋里的学问”走向“决策桌前的依据”，从“隐性支撑”转向“显性引领”。

二、生态学走向“显性”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动生态学认知从“隐性支撑”向“显性决策”跨越，核心在于重构生态学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模式。传统模式是“问题发生—生态评估—末端治理”的被动响应，而显性决策模式则是“生态约束—空间规划—源头防控”的主动引领。

首先，需要构建生态安全优先的空间治理框架。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当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作为硬约束，让生态学原理从“建议”变为“规定”。例如，在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中，生态学家提出的“陆海生态廊道”“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等概念，正在逐渐从学术术语转化为规划管控的刚性指标。这标志着生态学知识正在积极进入空间治理的核心决策环节。

其次，需要建立生态风险预警与适应性管理机制。显性决策不是一次性决策，而是动态调整、持续优化的适应性管理过程。应当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生态监测网络，实现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实时感知和风险预警。当监测数据触及生态阈值时，决策系统应当能够自动触发响应机制，启动应急预案或调整开发计划。这种“监测—评估—预警—决策”的一体化闭环，正是生态学从“隐性”走向“显性”的技术支撑。

再次，需要完善生态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学走向显性，不仅要“算生态账”，更要“算经济账”。应当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探索将生态产品总值（GEP）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内部化。当“绿水青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金山银山”时，生态学就不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资本”，其在决策中的地位自然会从“隐性”走向“显性”。

三、以海岸带为突破：生态学显性决策的先行示范

海岸带是陆地与海洋交互作用的敏感脆弱带，也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最为集中的区域。推动生态学认知在海岸带治理中率先实现“显性跨越”，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海岸带生态安全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前沿阵地。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典型海岸带生态系统，不仅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域，更是抵御风暴潮、海平面上升等灾害的天然屏障。研究表明，修复后的红树林和盐沼湿地能够显著消减波浪能量，有效降低风暴潮对沿海城市的冲击。这些生态学研究成果，正在转化为韧性海岸带生态屏障建设的工程标准和规划依据。

海岸带空间治理是陆海统筹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陆不下海、海不上陆”的分割管理模式，导致海岸带生态廊道断裂、生境破碎化。当前，迫切需要将生态学原理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以“陆海生态连通性”和“海陆生态交错带”为理论基础，划定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红线，推动海洋空间规划与陆地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管理。这正是生态学从“隐性支撑”走向“显性决策”的生动实践。

海岸带修复工程是生态学走向显性的试验场。从传统的硬质海堤（EbS），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再到基于韧性的再野化（Rewilding），海岸带防护理念的迭代升级，本质上是生态学知识从“被忽略”到“被采纳”再到“被主导”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工程实践表明：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生态过程的修复方案，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效果更持久、功能更复合。

四、推动生态学显性跨越的制度保障

从“隐性支撑”走向“显性决策”，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治理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为生态学的显性跨越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健全生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应当加快推动生态安全立法，明确生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将生态风险评估纳入重大工程项目的前置审批程序，让生态学原理拥有法律赋予的刚性约束力。

二是改革决策咨询机制。在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重大工程项目审批委员会中，应当确保生态学专家拥有实质性的话语权，而非仅仅是“签字背书”的程序性角色。

三是强化生态学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培养既懂生态学原理、又通晓公共政策的复合型人才，组建高水平生态安全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可操作的生态安全评估和政策建议。

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生态安全已经上升为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推动生态学认知从“隐性支撑”向“显性决策”跨越，让生态学原理真正成为国土空间治理的“硬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导航仪”、国家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强化生态安全的战略引领，不是要生态学取代经济学、法学等传统决策学科，而是要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价值排序，让生态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在决策舞台上平等对话、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征服自然”到“顺应自然”、从“改造自然”到“保护自然”的深刻转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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