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章作者彭妍，就这一评论我想做几点说明：一是，文中提及“扎根精神”，是我们出于中文表述习惯，将经典扎根理论视作一套体系完备、逻辑严谨、极具学术格局的研究方法论，把其内核治学理念凝炼为一种科学研究精神，以此表达对经典扎根理论的尊重和认同。二是，关于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划分，是国内学界现有文献中的主流共识，我们沿用这一学科通识表述；同时文中也明确强调，真正的经典扎根理论本是无预设假设、自下而上的理论生成逻辑，并未违背经典流派的核心要义。三是，我们认同程序化扎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扎根理论。四是，文中所批判的“各类预设假设”，特指部分误用扎根理论的论文，人为前置研究假设、背离理论生成逻辑所产生的应用偏差，违背经典扎根理论核心要义。研究者号称没有假设，很快能够达到饱和，其实研究中预设了各类假设。“扎根理论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地从数据中挖掘和完善理论”一项完美的扎根理论研究甚至要用一生的经历去呵护完成。我们深信，这样打着扎根理论的旗号，轻而易举得出结论的文章，要么是伪课题，没有研究价值；要么就是所研究的问题和产生的结论无需使用扎根理论即可得出，不值得动用扎根理论。五是，我们从不否认少量样本亦可实现理论饱和，只是想探讨：若研究问题本身体量偏小、内涵单薄，是否值得动用经典扎根理论这种厚重研究、伟大且需要潜心深耕的研究范式，要避免大方法小问题的形式化套用，反对将编码误认为是扎根理论。”（私下沟通，202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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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策对《我国图书情报研究领域扎根理论应用的逻辑辨析与实践考量》一文作者（彭妍）回复内容的回应

关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扎根精神”这一对扎根理论投机取巧式的歪曲及篡改之事实，从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的内涵来看，该理论自创立之初，其核心便是理论根植于资料、从资料中自然生成理论，原著中从未出现“扎根精神”这一概念。扎根理论研究不一定要收集一手资料，仅仅通过二手资料就可以完成一项扎根理论研究（Glaser & Strauss, 1967）（见：冯园，2021）。即便出于中文表达习惯，也不应将理论专有名词进行本土化的语义延伸与歪曲及篡改。此类本土化歪曲及篡改易混淆理论本义，易让后续研究者产生概念认知偏差，背离扎根理论的原始界定。

针对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划分问题，国内学界现有文献的通识表述，并不等同于扎根理论的学理界定。扎根理论是独立的方法论，既不属于质性研究，也不属于假设检验类的实证研究，这是理论创立之初便确立的底层逻辑（Glaser & Strauss, 1967）。不能因学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通识分类，就直接沿用并固化这一违背学理本源的认知，学术研究应遵循理论原始逻辑，而非依附现有的学界惯例。

在研究预设相关问题上，扎根理论始终要求研究者悬置一切研究层面的先验预设、主观预判，完全遵循自下而上、从资料中生成理论的核心逻辑（Glaser & Strauss, 1967）。而文中提出“研究问题本身体量偏小、内涵单薄”这一判断，本质上是研究者在研究开展前，便对研究问题做出的主观预设。在未开展资料收集、编码、分析，未通过理论抽样与持续比较挖掘研究对象真正关心问题的前提下，提前判定问题内涵与体量，恰恰违背了扎根理论无预设的核心原则（Glaser & Strauss, 1967）。

同时，扎根理论方法论（Glaser & Strauss, 1967）中既不存在“大方法”“厚重研究范式”这类界定，也从未以数量、资料体量作为研究评判依据，不存在“少量样本”“大量样本”的划分标准，判断研究是否规范、是否终止的唯一标准仅为理论饱和。此前评论针对样本量相关内容的辨析，正是立足这一标准，反对以量化思维、主观判断干扰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反对脱离学理标准的主观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