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6日到2025年12月19日，我当了五年零五个月的教学副系主任，兼负责外地某省招生宣传。记得第一次作为组员去外地，我双腿发软，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第二次、第三次去，我也是双腿发软，因为我太有责任心了，生怕把事情搞砸了。同事们和辅导员们给这项工作很大的支持，我也在实践中成长。

（一）

当时我们系的招生秘书由教务员兼任，但她工作忙，没有招生的实战经验。作为招生组长，我自告奋勇加入招生秘书的微信群，生怕错过重要的通知（我失误不起）。当获悉“可以去招办领取招生宣传资料”的时候，我自己开着车，从江湾校区到邯郸校区，把车停在招办（袁成英楼）的楼下停车位。然后，我乘电梯到五楼，软磨硬泡，就是多要一些资料。好比说他们原先说给600份，我非得要800份才行。别的一些资料，我觉得用处不大，就没有多领，甚至少领。

我自己推着手推车，分多次，把资料拉到我的汽车，然后重返五楼，在还手推车的时候，“顺手牵羊”，把放在走廊里的资料多拿一些。如果觉得不够，我还会重返五楼“偷”资料。

我开着车，把资料运到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快递中心。快递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忙着，让我自己装箱子，并说外面的遮阳蓬下面还有很多个箱子，里面有资料可以拿。

我“屈尊大驾”干这个事，是因为我会在做的过程中想清楚该给各个小的片区寄送什么样的资料、多少资料。我还会在快递中心多拿一些资料寄走。

（二）

我认为，成功往往蕴含在细小的事情中。

我的心很细。在出发前，我会提前好几个月，和老师、辅导员们逐个谈好，会进行“排兵布阵”。

我把整个省分为若干个小片区，然后在WORD文档里，把我能够调动的老师和辅导员分配在各个小的片区。我就像导演一样，想清楚这个人干什么、那个人干什么。并且思考：这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会配合默契吗？“火力”够不够？如果存疑，我会马上联系老师和辅导员，问清楚：这样搭配行不行？

收到各个中学和机构的高招会设摊邀请，我会静下心，自己看邀请信，看清楚时间、地点，然后把这些信息按照小片区，排在EXCEL文档里，并初步排好参加各场高招会的老师和辅导员的名字。这样，我就很清楚：哪些人在哪一天干什么。

到了当地，我的心中也有谱：去A中学，需要提前好久出发；否则，越是接近那个中学所在的山上，就越堵。去B中学摆摊，几个大学在同一个大教室，需要至少提前一个半小时去“抢占有利地形”。到C中学，一个教师有两个大学，需提前过去抢占靠近走廊、刚进门的有利位置。

（三）

到了“前线”，经常需要“应急处突”。比如，我提前到了宾馆驻地，把资料都安顿好了。过了两三天，有老师到了别的小片区的宾馆，说资料寄丢了一箱，无法去中学发放了。我顿时血压升高，赶忙从手头的资料中匀出部分资料，快递给那个老师。

还有的时候，我提前“排兵布阵”，也征集了小片区负责人的意见，他们都说这样安排是合理的。但是，到了“战场”，有老师抱怨说他们的小片区人手紧缺，需要增援，否则会影响效果。我只能让刚到我的小片区的两位辅导员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增援。而我手中的人手更紧了。

（四）

在工作中，我比较实用主义。

有一年，出发去外地前夕，校领导要接见我们，给我们鼓劲。但是我已经安排好了，那时候去省教育台拍招生宣传录像（接受采访，然后在电视节目中播出）。我简单思考了一下，说我准备去拍录像，以工作为重。

2024年6月的一天，我们系召开全系大会，新的“一把手”上任。我没有参加这个全系大会，那时候我已经提前去外地做招生的准备工作。

后来，那个新上任的“一把手”准备到“前线”慰问。在电话里，我反复强调“不要请我们吃饭”。我明白，如果到了当地聚餐，一顿饭吃掉一个半小时，十个人就消耗15个小时，这会影响工作以及最终的结果。

那位“一把手”到了我的宾馆驻地，参与了面谈之后，我自己走出宾馆的后门，到旁边的小饭店吃了盒饭，她和学工副书记去吃饭了。

为了工作，我还放弃了去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只为了能够参加模拟投档和正式投档。我心里明白，放弃了这个宝贵的进修学习的机会，哪怕这意味着不能升职或者连任，我也认。

（五）

在外地招生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

2022年上半年，上海出了疫情，我非常着急。能够出上海后，我当机立断订了火车票，提前到外地，在指定的隔离点隔离了两个星期，再投入为期三个星期的招生。我原先也可以抱着“等等看”的态度，在上海等着，但我没有。

后来，在当地的宾馆，我们学校就我一个老师来了。还有几个提前回到当地的大学生。我们在宾馆驻地等待考生和家长上门咨询。中午，我请几个大学生吃自助餐，我吃完后提前回到宾馆。

在招生的过程中，哪怕报名“农村专项”的学生，我都会打电话联系，鼓励他们报考。我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县中，今年考进来一个，明年这一个就能为自己所在的大学宣传。

也有很多次，有很多学生原先说要报考我们学校，但后来投奔了别的学校。这使我有种沮丧的感觉。

当然，也有快乐的事。有的高分学生一开始就说要报考我们学校；并且在我们去他们中学摆摊的那天，他成为了对接我们学校的志愿者；当别人问他考什么学校时，他坦然地说报考我们学校。

在一个中学里，有一个副校长到我们摊点，打电话把优秀学生叫过来，热情推荐给我们。她对于以前考进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是如数家珍……

当然，和别的高校的招生老师，我尽可能保持友善。去年，在省教育电视台，我还和别的高校的招生组长握手，并说“我们系可能马上要换届了，今后我可能不来了”。

（六）

院系的老师到外地招生，指的是到外省市做招生宣传，宣传的是这所大学在外省市投放的所有专业，并非单单为本专业（比如环境科学专业）招生。尽管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伤心于一个言论。圆满完成外地招生任务后，有时会有人说闲话：要是我们自己专业的招生能那样倾注全力就好了。

如今，环境专业招生遇冷。在大类分流的背景下，很多学生进入大类，本来就不准备分到环境专业。即便分到环境专业，也想着转专业。在全国，都是这么一种状态。有的大学环境专业的一届研究生600-700人，坐满一个大礼堂，但本科生只有0-1个。还有的大学环境专业都取消了。

面对行政工作，我信奉的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稳扎稳打，不要糊弄。该认真做的，从来是认真做的。我也认为，衡量一个干部的，应该是整体的努力程度和政绩，而不是“既要又要还要”，忽略了“行情”、忽略了别的方面的成就，而只抓住一点说事儿。

去年结束招生后，虽然很多人都劝我坚持住，要“连任”。但我实在承受不住各种重压，辞去了行政职务。

我的耳朵里，回响着真瑞的歌曲《最美的瞬间》。外地招生，留下了我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