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文化的繁缛化与假晶化困境及改革路径

李  侠,谷昭逸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要：科研文化是科技活动的最基本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建基其上的科技建制与科技共同体的创造力与活力。造成科研文化繁缛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来自科技建制内部规范的长期累积与叠加；其次，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与外部社会规范渗透到科技体制所带来文化假晶化现象。为了重新激活科技活力，必须大力清除科研文化中的繁缛化现象与假晶化现象，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删减、脱钩与捍卫科技活动的必要边界。当下亟需对表征科研文化繁缛化的“符号-承认-奖励”的评价体系进行大幅缩身，以此再造充满生机的简约型科研文化。

关键词：科研文化；繁缛化；假晶化；困境

中图分类号：G31   文献标识码：A

科研文化是科技发展的最基础性生态环境，它是由无数科技工作者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形成的，以规范、标准、评价、目标与价值观等形式规范与引导共同体的行为与选择，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科技建制的绩效与科技共同体的状态。所谓建制的绩效是指科研文化在宏观层面的整体表现，如中国自2012年起论文发表量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位，到2022年则跃居世界第一位，这就是中国科技建制绩效的表征；建制的绩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完成的，回到微观层面，最近10年几乎所有科技共同体成员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所有的领域与赛道都呈现出内卷状态，这就是科研文化对科技共同体状态影响的体现。由于文化概念的宽泛性，如果不加以界定，就会让问题的讨论流于空泛，为此，需要对本文要谈的科研文化做一些基本界定与分类，然后再去探析科研文化是如何影响科技发展进程的，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中国科研文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境，并结合国情给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这就是本研究尝试要解决的工作。

一、科研文化的构成及其主要运行机制

顾名思义，科研文化是指与广义的科研活动相关的一系列文化规范、行动指南与资源配置的总称。提到科研文化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与科学文化是什么关系，简而言之，科研文化是科学文化的子集，前者的外延小于后者，但内涵更为丰富。科学文化概念的提出要归功于英国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他1959年5月7日在剑桥大学的一个讲座中首次提出“两种文化”命题，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他认为，由于两种文化的范式不同，彼此不能理解甚至会出现敌视现象。如果把66年前的科研文化称作科研文化1.0版本（基本排除了人文社科），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学科间的融合、交叉与渗透，当下的科研文化可以称作2.0版，它具有广谱性，换言之，科研文化2.0版关注的是全部科研领域（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遵循同样的科研文化）。为了让科研文化2.0版的论述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不妨从它的文化载体入手。借用美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卡罗尔（Patrick Carroll）的分类法，“形成文化的所有三要素——学说、实践、物质性——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赋予它们特殊的代表能力，而且这是一个关键点，每个要素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并没有低于其它要素。学说（象征意义、表达及认知结构）、实践（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物质性（创建环境、空间和技术），可被视为将要解决的一个经验问题。”^【1】卡罗尔对于文化构成的划分能够揭示文化载体的功能与运作机制，依托载体分析文化可以有效避免论述的空泛性并使之得以具体化，其实运用卡罗尔关于文化构成三要素的框架分析科研文化，其所指涉的就是科研活动的理念、运行与物质基础。所有的科研文化大多围绕这三个主要构成展开。对于中国科技界而言，科研文化的理念就是追求真理，并用真知服务社会；科研文化的运行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筛选程序、评价体系、承认与激励机制，去规范与激活科技共同体的创造活力，实现知识生产的最大化与最优化；所谓物质基础就是指支撑科技活动的物质条件/载体，如基金、实验室、期刊、大学与科研院所等。基于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本文对科研文化2.0版的探讨聚焦于科研体系的运行规范层面，而不涉及科研活动的理念与物质层面，这也是真实科研活动中与科技共同体成员关系最密切的科研生态环境。为了具体分析科研规范的作用机制，可以把规范问题再细分到评价体系与承认机制层面，这样就能从微观层面揭示特定科研文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提出一个经典命题，即人是符号性动物。人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追求促成了个体与社会目标的实现。在科技系统中存在诸多与评价体系和承认机制相关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驱动科技共同体的行为选择与目标定位，进而实现符号对科技共同体的规训与再生产功能。那些无声的符号是如何发挥如此神奇的功能？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此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符号）它们都是外在的信息源，依靠它们人类的生活才能模式化——感觉、理解、判断及操作这个世界的超人的机制。文化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是程序；它们为组织社会和心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模版，非常像遗传机制为组织生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模版。”^【2】其实，我们可以把格尔茨的观点理解为，人类通过设立符号，然后让人的行为变得有秩序，这对于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要，这些目标的设置可以基于不同的目的来设计，为了让这些外在设计被受众接受，对这些设计的目标要在实践中予以承认，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正反馈循环，符号的预期功能就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不妨以科技界的符号运行来说明这个现象，20世纪80年代，为了引导科研人员发表高水平文章，管理部门引入了SCI评价体系，对于那些按照符号要求执行既定标准的科研人员，年终时给予奖励，并在职称晋升、评奖等环节予以承认，就这么一个简单符号操作，科技共同体成员的所有理想与追求都被导引到发表论文的轨道上，科技共同体的行为也因此被重新塑造，在宏观上，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科研论文产出已经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根据中国信息研究所的数据，在2021-2022年我国的科研论文总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科技论文的最大产出国，时至今日，这种持续增长的趋势都没有变弱的迹象。短短四十年的时间，一个小的制度设计促成中国科研论文井喷式增长奇迹背后的机制非常简单，就是符号、承认与奖励的组合拳，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奖励，仅有前两者那么产出将会严重缩减）。在一个人情社会与裙带关系严重的文化语境下，这一符号体系以其客观、简洁、方便性被管理部门与科研人员共同接受，这套运行体系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科技共同体的骨髓里，由此形成了中国科技界的独特精神气质与行为模式。这些年中国科技界造就了众多论文英雄，客观地说，中国科技界对这套符号体系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路径锁定现象（比路径依赖更严重），离开论文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科研人员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何2018年以来管理部门推出“破四唯/破五唯”之所以难以取得实际成效的深层原因所在。笔者常想，如果当初我们设定的符号标的物不是论文，而是别的指标，那么今天的中国科技面貌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一切皆源于：人类的行为本质上是非常可塑的。一旦形成，从认知到行为的改变都很难。

由于这一套符号体系运行的巨大成功，管理部门对这套体系偏爱有加，在其运行过程中出于精细化管理的需要，逐渐对这套符号体系进行了无数次的细化与迭代升级，时至今日，这套符号体系已经实现了对于科研人员职业生涯与活动的全覆盖，从学生毕业、职称晋升、到人才称号的获得等。所有个人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背后的：“符号——承认——奖励”的评价体系，如今每个科研人员都非常熟悉顶刊、高影响因子、重大项目、称号，及其获得这些符号的手段与策略。至此，在如此精细化的评价体系下，科研人员与科技事业都异化了，科学的初衷本是对未知的探索与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符号的导引下，目的与手段成功换位，至此，人和科技建制都被困在这套华美的符号体系中而无力自拔。

二、科研文化以精细化方式呈现的繁缛化现象

如果一套符号体系以看似科学的过密与过细的规范实施对主体行为的控制，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吗？实践证明，过密与过细的管理会导致受众活力与创造性的丧失，并造成管理体系的繁缛化现象。殷海光先生在谈到文化的繁缛化现象时曾指出：“在历史中，一个文化过分繁缛化时，如果遇到外来文化的挑战，那么发生反应不灵的现象。如果这一外来文化是一少繁缛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那么原有文化殆难免于消灭的结局……新兴的民族因繁缛较少，无论是考虑问题，还是采取行动都牵挂较少；于是他们能充分施展能力，发挥锐气，而创建新的局面。”^【3】把殷海光先生的话通俗来说就是：越是简约化的文化（不繁文缛节）越有活力，反之亦然。这貌似一个老生常谈的常识性问题，然而在具体的科技管理实践中则是最难实现的问题。所有的管理部门都设定宏伟的目标，围绕目标追求管理的精致化，各个领域与层级都被精准的科学管理细则层层约束，导致管理流程看起来是全覆盖的，没有任何遗漏的环节与死角，这些条块分明的、精准的全过程、全链条的管理规则的设置恰恰扼杀了科技共同体的创新活力。人工智能专家肯尼斯•斯坦利（Kenneth Stanley）指出：“伟大的成就并没有所谓的成功脚本，它们往往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便诞生……每个人都有权追随人生的激情所在，即便它们偏离了最初的计划，或与最初的目标相冲突。因为改变方向的勇气，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我们应该牢记的另一个重要真理是：人生的所有事情，并非都需要一个客观的目标。”^【4】

对此，我们不妨看看年初Deep Seek大语言模型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思考。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17日，由知名的量化资管巨头幻方量化创立，专注于开发先进的大语言模型（LLM）和相关技术。12月26日晚，深度求索公司正式上线DeepSeek-V3首个版本并同步开源。到了2025年1月20日，深度求索公司正式发布DeepSeek-R1模型，引发了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盛宴。短短一年多时间，DS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完胜体制内的众多相关科研机构，由此引发公众对于体制内科研人员的广泛质疑与批评，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应该取消体制内的众多无效科研机构。如何看待这种体制内、外在科研效率与成就上的巨大差异？客观地说，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体制内科研团队在标志性成果方面完败于体制外的科技团队。如果我们假定两个团队人才的才华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体制内的做不过体制外的？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体制内、外的科研团队所遭遇到的科研文化的繁缛化程度差异造成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体制内团队的科研行为完全受到体制内的各种繁缛规则的束缚，不论规则合理与否你必须接受；相反，DS团队的领导者梁文峰可以直接决定如何去做，根本不用去考虑那些繁缛化规范的束缚，他们甚至都没有那些阻碍前进的规范，也不用去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检查、开会等琐事，一切以完成目标为导向；其次，DS团队可以自由招聘与解雇任何科研人员，同时可以简单地决定给予聘用人员基于市场的高薪，这点又是体制内团队完全不占优势的；第三，如果项目失败了，体制内、外的科研领导者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对于体制内的项目领导者而言，面临丢官、降级甚至影响未来职业生涯的危机，更有甚者，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指控；相反，对于体制外的项目领导者，如果项目失败了，无非是损失一些钱财，最严重的后果无非就是公司破产，从这个角度来说，体制内的科研团队对于成功的渴望不如体制外团队高，对于体制内团队而言，稳妥推进项目是最合理的发展路径，而体制外则敢于放手一搏豪赌一把，要么辉煌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第四，在目标设定方面的差异。体制内团队倾向于稳妥可预期目标，否则目标可能无法通过上级的审核；相反，体制外团队目标设定相对灵活大胆，与团队领导者的风险偏好直接相关，同时也没有上级机构的掣肘，完全凭借团队领导者的判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体制内科研团队的行动就是带戴着镣铐跳舞，这样它又如何能胜过体制外的科研团队呢？这就是科研文化繁缛化对于科研结果影响的最好解释。

为此，我们不妨从当下的科技评价、承认与激励机制的运行视角看一下科技共同体的活力是如何被各种繁缛化的规范一步步消耗掉的。为了简化论述，我们不妨从支撑知识生产的三大文化要素中的物质性要素切入，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内容：基金、期刊与平台等，这些要素是维系知识生产的有形物质要素。对于科技共同体而言，基金在知识生产中具有头等重要作用，在具体科研实践中，管理部门根据资金来源与数额大小给与不同权重的承认，如国家专项、重大、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以及省市部委等级别的项目。获得不同层级的项目得到的承认权重与奖励也极为不同，这就导致科研基金的异化，追求基金代替了追求科研成果，这就导致科研手段与科研目的的倒转，出现了谁钱多谁水平高的怪现象？坊间只见重大项目却不见重大成果。

科研成果的传播需要借助于期刊，如今科技界根据影响因子对期刊进行分区，并给予不同级别的承认与奖励，这就导致科技传播载体的异化。科技共同体只追求高影响因子的刊物，而对于成果的创新性的追求反而沦为次要的事情。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一定代表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吗？已有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种相关性，如很多诺奖成果并不是发表在所谓的顶刊上。名刊崇拜这种买椟还珠现象，深刻揭示了管理部门在科技成果的评价方面，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只能以刊物影响因子代替成果质量。如今科技界的分级管理模式已经扩展到科技活动的所有环节，这种“符号——承认——奖励”的机制正在让科研文化中的所有物质性要素全部异化，仅就刊物评价的导向功能而言，期刊对于选题的偏好已经严重影响到科技的正常发展轨迹，各种热点轮番上阵，与之不符的研究迅速边缘化，长期主义的科研价值观已经沦为不合时宜，要么选择改变要么被淘汰已是科技界新的游戏规则，在轰轰烈烈的发表大潮中，围绕热点你方唱罢我登场，水过地皮湿最后落得科研领域一地鸡毛。

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人，根据上述所有物质性文化要素的竞争性累积，如基金、文章、平台（机构）等的积累开始实现人的社会分层，科技人员在这个繁缛化规则的再生产中存在状态的异化更为严重，从基层科研人员、中层科研人员、高层科研人员再到科技精英，每一层级的划分都是根据个体在分级性的物质性要素的竞争性累积中胜出的结果，由于各项物质性要素在扭曲的科研文化下都已偏离科研活动的最初目标，导致科研活动沦为单纯的对物质性要素的追求，个体依据自身的状况选择相应的标的物作为追求的目标，如整个社会热议的学术界“帽子”满天飞现象，这些帽子的获得者都是在繁缛化的规则竞争中的获胜者，他们往往拥有众多光鲜的符号，如国家重大项目，知名刊物的文章，显赫机构任职，完成马太效应的极致化：赢者通吃。笔者曾撰文指出，“这类帽子人才，经过三十多年的累积，目前国内拥有省级以上各类大小帽子的人才总量在30多万人左右，这就是国内科技体制内高端人才的总库存。”^【5】试想，如果我们运行的高度繁缛化的评价文化的标的物不是这些符号，而是另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科技标的物，那么可以合理预期，还是凭借这些人才，经过多年的发展将会使当下的中国科技面貌呈现另一种形式。2025年初，以DeepSeek公司为代表的基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在这场竞争中完胜体制内的科研团队，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内的科研文化已经高度繁缛化，还好源于市场的科研团队还没有陷入科研文化繁缛化的陷阱。下面我们对体制内、外科研团队的科研文化生态位做一个简单对比。

图1 体制内、外科研文化的基本架构与生态位对比

虽然图解常常暴露出过分简化的弊端，但是，通过图解对于我们清晰理解体制内、外的科研文化的基本架构和规则很有帮助。上图左边是体制内科研团队的文化氛围，期间包含了众多的攀登阶梯，每一个阶梯的实现都需要积累各种符号（项目、文章、获奖、帽子等），这些过密过细的繁缛化科研文化像指挥棒一样把科研人员导引到特定的科研轨道上，而且这种繁缛化的规则还具有再生产功能。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曾指出，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而承认的基础则是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上图左边的科学界中的个体正是通过攀爬承认的阶梯，在宏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那些表征承认的各类符号在这个链条上就呈现出积极的激励功能，这就是符号所具有的正向功能，如某人获得了杰青或长江称号，人们自然期待他们下一步获得院士称号，这也是他们未来职业规划的潜在动力与目标。但是不容否认，这种符号再生产模式在群体内很快会形成认知的路径依赖，这就是“符号-承认”系统的悖论，对于理性的个体而言，在明确的符号（高一级称号如院士等）与不确定性的真理之间如何选择？显然追求前者是符合理性的选择。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的那样：“由于明天的教师只能重复他昨天的老师的动作，就和后者过去仅仅是模仿他自己的老师一样，人们便无法看到，在这个无休止的一个样板再生产一个样板的连续之中，如何有一天能够出现某种新气象……所有教育系统就都必须通过机构自身的手段，生产和再生产制度性条件，以使它实施的符号暴力不为人知，即承认它作为教育机构的合法性。”^【6】反之，右边的企业科研团队的上升阶梯要简洁很多，它的科研文化的标的物只要求做出市场认可的重大突破即可，有了重大突破就拥有了潜在市场价值，这是企业科研文化的底线，然后通过市场的承认再获得国家的承认，后者都是锦上添花的意外收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企业可以基于市场的压力随时删除掉所有影响科研进程的繁缛化文化要素，这样就可以把科研人员的精力与才华以最小的损耗用在主攻目标上，仅就科研效率而言，体制内、外的差异是巨大的。

如果说科研文化的繁缛化是扼杀科研活力的慢性杀手，那么它是由什么深层原因造成的呢？繁缛化仅是文化退化的表面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却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假晶现象，很多繁缛化都是由文化假晶化带来的直接结果。

三、科研文化遭遇的假晶现象及其后果

文化的假晶现象本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核心旨趣是指：“运用古典的手段去表现与之相反的内容，结果却没有办法从这些手段中摆脱出来——这就是‘假晶现象’的本质和悲剧。……这种古老文化窒息年轻文化的情形，可谓比比皆是。”^【7】由于文化的假晶现象这个概念很少被人们使用，理解起来容易出现偏差，这本是借用矿物学里的一个概念，如学者吴琼（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译者）在解释这个概念时所说，在岩层中，矿石的结晶体由于水流冲刷，形成了结晶体的空壳，由于火山爆发，熔岩流注到那空壳中，然后依次凝聚、结晶，这时就会出现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形状相抵触的结晶体，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斯宾格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用它来分析文化比较形态学的演进与大文化史框架的搭建。诚如斯宾格勒所言，所有文化都是在某一更古老文化的监护下成长起来的，每一形式世界都显示出某一外来的品质。

由于科研文化只是文化集合中的一个子集，故而，作为子集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集的影响。回到中国的语境，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早在洋务运动之初，我们就遭遇了“中体西用”的折中处理方式，事后证明效果并不理想。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就在于科研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一种新型的外来文化，它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制约，为了生存它必须在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挤压时做出妥协与调整，但是这种妥协与调整会牺牲掉科研文化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这就是科研文化的假晶化现象，其必然导致科研文化以扭曲的方式来推动科技共同体的行动，这也就造成科研文化的效率损失。这种现象已经为过往的历史所证明，试想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贤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举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利用新文化理念的工具消解传统文化对于新生文化的抑制与桎梏问题，这就是中国语境下文化假晶化现象的最好体现。

通过新的文化载体（新人、新大学、新机构、新媒体等），使科研文化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与更丰富的内容，从而释放科研文化固有的活力，提升科技共同体的创造力与活力，一旦科研文化站稳脚跟，就会反作用于传统文化，消除其被证明为落后的部分，并使之在新旧嵌套上相互匹配。遗憾的是，这场伟大的文化改造实践尚未来得及充分展开，就被更为紧迫的救亡图存所搁浅，即便该理念运行不到二十年时间，这种文化改造的成果已经可以被公众看到，从新文化运动（1915年）、经由五四运动（1919年），到“科玄论战”（1923-1924年），再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科研文化面貌已有了极大的改观，很多科学理念开始走入寻常百姓生活，这间接证明科研文化相对于传统文化更具活力，从中也可以看到文化变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与深远影响。现代科学就是在这种一点点突破传统文化限制中通过妥协、折中与借壳行为，为自身逐渐开拓出一种独特的、脆弱的生存空间，原有文化的旧壳在数次磨合中已经成为新内容的保护伞。

文化变迁历来是缓慢的，它的演化进程受到多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再加上长期的封闭与传统文化的惰性，塑形了文化变迁速率缓慢的特征，时至今日，科研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化，仍然受到传统文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因此，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生存仍需要通过假晶化的方式生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现实运行的科学文化与源自科学活动中自发产生的真实科研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逐渐嵌入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最终会导致科学文化的异化，呈现为既不是纯粹的科研文化，也不是传统文化的不伦不类“文化蝙蝠”现象，这势必会影响科研文化本应有的活力，如体制内、外科研团队在评价标准上前者繁缛化后者简洁化，由此导致科研绩效与表现完全不一样，难道体制内科研团队就喜欢繁缛化吗？显然不是，他们只不过是按照体制内的运行模式采取假晶化而已，不这样做，它们就无法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假晶化后果的经典案例。

为了获得生存的合法性，科学文化必须以牺牲掉某些东西为代价，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科技的发展，并把它作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唯一力量，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最高层面的发展战略就是明证。笔者在20多年前曾提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问题，即“如果把科学主义内化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上升为就是意识形态本身，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8】科学主义无非是科学文化的极端形式而已，这种把自身主动嵌入到意识形态的努力，其积极的方面就是可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并以此获得各种资源的支持；它的消极方面则是，科研活动会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偏好丧失一部分自主性，使其目标与方向的选择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从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科技的发展模式与路径，而这种变化很有可能会与科技的自然生长进程相矛盾。

大科学时代，科技的发展愈发离不开制度与资源的支持，这就意味着科技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科学文化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以假晶化方式才能获得认同，否则很难生存。如当今的高科技领域已经演变为政治领域的角力场，日益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这不是个人喜欢与否的问题，而是基于民族-国家框架下全球竞争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只是程度高低而已。现在的问题是，科技活动的哪些部分可以意识形态化？哪些不可以？这些都不是很明确，如果这种趋势泛化，科研文化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扭曲，从而影响科技的健康发展。假晶化形象来说就像寄居蟹，寄居蟹无论多么特殊总要顺应海螺的形状调整自己的行为，否则是难以生存的，科研文化就是那只寄居蟹，它必须以假晶化的方式借壳上市，它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些特点，并接纳外壳的一些要求，这些外在规范与科研自身的规范相互作用累积起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科研文化的繁缛化，而且假晶化移植过来的规范往往具有强制性，一旦嵌入科技建制内很难清除，笔者曾把这种现象称作科技生态系统的“藤壶效应”，为了让科技健康发展必须清理附着在科技建制身上的诸多“科技规范藤壶”^【9】。如果科研文化取得的成就足够大，影响足够深远，那么科研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与塑造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式，从而在“控制与挣脱”的博弈中实现双方的进步，也许这才是双方在遭遇时应有的相处之道。这里还需要对假晶化在不同群体内的表现做进一步的说明，科学共同体与技术共同体由于工作内容的差异，他们所依托的“壳”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更多是地徘徊在自由探索领域生产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知识，并靠国家供养，他们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假晶化的影响，换言之，意识形态固有的规范会更多地嵌入到科学共同体的认知与行为中，导致科学共同体受到两套规范的影响，从而造成科学共同体的科研文化的繁缛化程度比技术共同体要高很多。原因在于技术共同体更多地向市场靠拢，只有符合市场要求的技术行为才能生存下来，而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降低活动的交易成本，并渴望通过自由竞争剔除那些阻碍发展的僵化的规章制度，从而实现成本“洼地”，这一切促成技术共同体的科研文化繁缛化程度较低，否则技术很难实现突破。试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极端社会环境下，我国仍然能实现“两弹一星”的奇迹，原因就在于技术共同体基于实现市场目标的需要，最大限度上遏制了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于技术开发的影响，一切尽量按照技术发展规律运行的结果。

四、科研文化困境的破解路径

任何文化的繁缛化现象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如海洋中的藤壶一样越积越多，如果不及时清理最后会把鲸鱼等海洋生物耗死，科研文化中的各种规范也是越积越多，再加上深层的科研文化假晶化进程，来自主流文化的源源不断的规范也会刺穿科学文化的边界与外壳，渗透进科学文化的内核，导致科研文化从两条路径逐渐增加规范内容，久而久之，科研文化背负的规范越来越多，最后让科技建制变得越来越笨重也越来越复杂，最终导致科技建制和科技共同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被严重削弱。

基于当下的现状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本着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认知顺序，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条，首先，删减。坚决清理科技活动中多年积攒下的各种退化的规范，对于那些制约与遏制科技活动的各种规范该删则删，能减则减以此实现正本清源的目的，如目前推行的去四唯/去五唯等就是这种努力的表征；其次，脱钩。破解科研文化繁缛化在操作层面需要坚决打破其内部的制度性联结与捆绑。如破四唯中项目、文章、帽子、承认与奖励之间的直接相互确认、联结以及它们与特定利益的挂钩，如果未来这些符号要素不再与直接的利益挂钩，那么谁还会拼命追求这些符号呢？这种基于利益对符号的祛魅反而有助于科技共同体安心学术本身，并让共同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得以释放，比如DeepSeek公司里的众多年轻人才并没有什么帽子、文章与项目的羁绊，他们的科研活动相对而言既简单也纯粹，但正是他们创造了中国大语言模型的奇迹。相反那些体制内的科研团队，拥有众多项目、帽子与顶刊文章等耀眼文化符号，为了这些舍本逐末的符号所有人在内卷的道路上奋力狂奔，但是却没有做出相应的科研成果，这种反差足以说明科研文化繁缛化对于科研的巨大破坏作用。美国管理专家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曾指出：“卓越企业的结构形态单纯，基本组织需有效率，不断创新，以及确保能够应对重大威胁，以免僵化，需要三大支柱，其一是稳定支柱，以满足对基本工作效率的需求。第二个支柱是创业精神，以满足不断创新的要求。第三个支柱则是破除旧习，以满足避免僵化的需求。”^【10】何止优秀企业，科技建制更是以创新为使命的，更需要结构形态稳定与破除旧习。第三，谨慎捍卫边界。严格控制由于假晶化带来的主流行政文化规范对于科研活动规范的刺穿与渗透，毕竟科技活动与行政活动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活动，其行为模式也存在天壤之别，如果任由外壳的主流文化对于内部亚壳文化的随意替代或改造，无疑会让科技活动变形，从而影响科技共同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如近年来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在科技界的盛行就是这种刺透边界情形的最好体现。学术界热议多年的高校“去行政化”毫无结果，至今已无人再提，这也间接证明了为何国有大企业拥有众多科技资源，但创新乏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它们按照行政文化模式去开展创新，实在是南辕北辙。改变这一现象是非常难的，毕竟科技活动有自己独特的规范与科研文化，在社会系统行之有效的规范在科技系统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整齐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等规范。

当今国际科技竞争愈发激烈，在物质资源增加有限的情况下，谁能率先营造出更适宜于科技活动的生态环境，谁就能在这轮竞争中胜出，笔者始终坚信，简单的就是美好的。当年英国经济学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Earnest Friedrich Schumacher）曾说：“人们唯有在小型的、易于掌握情况的组织里，才能够展现自我。”^【10】反观当下，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正在经历没完没了的开会、申报、填表、评审、检查等事宜，以及接受越来越严格的考核，大多数人都处于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状态，试问在这种繁缛化的科研氛围里，还能剩下多少精力去从事科研，作为一线教师，笔者对此深有感触。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狗屁工作”，意指：“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11】对于很多由繁缛化的规范带来的工作，如果不做，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损失，很多事情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好。近期媒体上经常披露某某科研人员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新闻，对此，我们统计了2024年至今（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底）50岁以下科研人员去世的消息，得到如下统计结果，有25名青年学者去世，平均年龄41岁，去世的科研人员的专业领域均匀分布，这说明科研人员英年早逝现象已不是某个别领域的问题，而是所有科研领域的普遍现象，在为他们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提醒管理者我们的科研文化应该改一改了，否则，这种悲剧只会越来越多。关于科学家早夭现象，笔者四年前曾撰文指出：“对科技工作者的尊敬与关怀不应只停留在意向与宣传层面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关注他们的工作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从制度安排上为他们松绑，要减少源于体制内的频度过高、强度过大的外来干扰，弱化激励机制，为科技人员营造一个友好的科研文化环境，为学术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留出空间。”^【12】遗憾的是，四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变好，繁缛化与内卷反而越发严重，2019-2021年我们从网上查到了12名科学家早夭（其中包括3名50岁以上），而2024-2025年2月，年龄严格限制在50岁以下这个数据已变为25人，年平均死亡人数翻倍可见情况之严重，这还仅是媒体上报道出来的信息，未报到尚不知有多少。

五、结 语

由于科研文化的繁缛化与假晶化都是缓慢积累形成的，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推倒重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眼前的问题做起，一点点来，此刻我想起哲学家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的海上水手修船的隐喻：那些远在大海深处的水手们，他们用那些漂浮在旧船旁边的木料维修他们自己破烂不堪的船身。在对船型的改造中，他们非常谨慎，以防发生泄漏危险，一艘新船逐渐在旧船的基础上建造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克服路径依赖效应的理性做法，因此，重新规范化（renormalization）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切入思路，毕竟在尼采看来重估价值是拯救意义溃败的最有效方式，他认为“一个既定的符号最初被赋予的用途，与它后来变得可用的用途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在两个用途之间的时间缺口，产生了一种反向意义的可能性，也为一种指称的可能性的开始开启了一条道路，它超越了该术语以前被限制的范围。”^【13】符号链、繁缛化与假晶化作为一套规训手段，它塑造了个体，并以权力的形式呈现，而权力不仅生产出一个主体的边界，也渗透到了那个主体的内部，由此，权力不仅对身体起作用，而且也对身体内部起作用，这才是我们服从或者屈从于它们的内在机制。如果我们能重新认定主体先于权力与符号，那么重新获得意义的途径就是可能的，借用历史上的“胡服骑射”与“奥卡姆剃刀”的隐喻，恰恰是针对外在符号链与内在繁缛化的两种有效策略，毕竟组织行为范式与科学活动范式是完全不同的，正是认识到管理观与科学观之间在目标上存在根本冲突，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企业继续像现在这样去塑造科学家，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型实验室很可能会降低科学家们在基础研究上得到发现的速度，而这些基础研究发现则是这些大型实验室生存的根基。”^【14】从这个悖论视角出发，消解符号的权力功能、去除繁缛化以及遏制假晶化的扩张，对于管理者与个人而言都是有利的，这就为真正的科研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可能性。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不知道，在此用纽拉特的一句名言结束本文：“即使在社会学家不能做出预言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把经验主义的材料提供给思考和行动着的人们。”^【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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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侠、邢润川.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危机与局限【J】学术界，2003（2）:47-56.

【9】李侠.清除科学进步征程上的科研生态“藤壶效应”【J】世界科学，2025（2）:1.

【10】[美]汤姆•彼得斯、[美]罗伯特•沃特曼.追求卓越【M】.胡玮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235、205.

【11】[美]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M】.吕宇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5.

【12】王珂、李侠.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J】.民主与科学，2021（4）:24-29.

【13】[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理论【M】.张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88.

【14】[美]威廉•怀特.组织人【M】.徐彬、牟玉梅、武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21.

【15】[奥地利]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70.

收稿日期： 2025-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强化现代化建设科技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23AZD040）。

作者简介：李侠（1967—），辽宁辽阳人，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谷昭逸（1999—），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

【博主跋】这篇文章的草稿是2024年年底完成的，有感于当下科技界的现状做了一些深入分析，期待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助益，后来修改无数次，现在发文章真的很麻烦，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文章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26（2）上，这是原稿，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6-3-1，开学在即，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