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在读《南渡北归》，一套三卷本的大部头。它在十多年前首次出版，曾轰动一时并获奖，而我不爱凑热闹的性格，直到近期才买来阅读。该书描写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勾勒出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激荡的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诸多如雷贯耳的大家）的群像，甚至戏剧般的人生经历和命运。

接下来我可能会把《南渡北归》里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内容拿来和关注本公众号的人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是清华国学院的兴衰史和大事件。

当年的清华大学还是留美预备学校。随着北大校长蔡元培1916-1920年任职期间，将腐朽气十足的京师大学堂改造为具有现代教育色彩的北京大学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开始转型为清华学校（1912年）-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并逐渐尝试走上现代化教育之路。

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只有短短四年时间：即1925年夏季入学到1929年7月。它建立目的是为了在高校中，于教学之外成立独立的研究机构。1924年10月，在当时的曹云祥校长的主持下，胡适、张伯苓、丁文江等名流组成了筹委会，决定在筹建大学部之外（留美预备学校主要是学习英语，以及对接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而教的中学课程），创建研究院。综合各种因素，决议先成立国学门，也就是后来知名的国学研究院。

院长的人选本属意留美归国的胡适，但胡不就，且极力建议清华邀请在国学领域高山仰止的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出任国学院导师。于是，“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出任院长，并首先拿着曹云祥签署的聘书，登门去请王国维。话说王国维是宣统（溥仪）时的五品官员南书房行走之职，吴宓上门之前，胡适已经开着自己的汽车把王国维在清华园里转了一圈，并且介绍学校和研究院的情况，所以王已动心；加之吴宓精心显示对王的尊重，于是决定接收。即便如此，王还是向溥仪报告此事，直到受到批准才就任国学院导师。

我觉得最有意思一段的描述，抄录于下：“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胡，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衣服颓丧萎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清朝遗老形象，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令人感慨人不可貌相—--不仅是公认的学问，还有人品。

胡适推荐（也是公认）的两名国学“大咖”，思想开放的新派人物梁启超因与清华的因缘（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过书），欣然接收邀请；而旧派的章太炎则因与梁启超不睦而不接受邀请。此后，清华教务长张彭春推荐其同期留美的哈佛博士赵元任，而吴宓也推荐了曾在哈佛读书但却无学位的陈寅恪。后者就任国学院导师虽然显示了当时清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但实际过程却颇为曲折，这是由于陈既无学位、人又年轻（不似无学位的梁启超已经成名）所致。

国学院一直有“四大导师”之称，其实还有一位真正的导师，但职称是“特别讲师”，即当时的海归（哈佛人类学博士）、后来的考古界大师李济。究其原因，是李济当时主要从事Smithsonian学会旗下的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组织的田野考察工作（1926年），工资主要由美方提供，清华发的工资是小头。他在清华指导的学生只有一个半，一是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吴金鼎，二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与王国维合带，故为半个）。

国学院除了导师的四大五大之议，引人注目的典故还有两桩：一是梁启超之误被切除健康肾脏而死，二是王国维的沉湖。

梁启超之事已有定论，在协和的病历也与本世纪初展出。当初梁生病，到新派医院协和去就医；考虑到其社会地位，协和非常重视，于1926年3月由时任院长的刘瑞恒主刀，美国医生为副，并组成了一个各方面精英参加的团队（麻醉、护理等）实施手术。令人握腕的是，由于一名护士的疏忽，把梁的肾脏标错位置，而主刀医生并未发现（如果核对手术台旁的X光片即可发现），导致最后把健康的右肾切除。此后，梁带着病肾直到1929年1月病逝。其原因固然有当初误割健康肾脏之过，但梁自己不注意保养、拼命工作也加速了身体的衰败。

至于王国维沉湖自尽，主要的争议或众说纷纭之处在于其原因。有遭其亦师亦友的罗振玉逼债说，也有其妻妾外遇导致其不堪受辱说，但比较令人信服的原因，则来自于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的说法：“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尽于昆明湖，时年51岁，正值学术高峰期。历史背景则是27年5月，北伐军将北渡黄河进入北京；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等人被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杀头，令王深感恐惧。他常与吴宓、陈寅恪等密谋应变之策，也有人建议他出国避难，但他总是举棋不定，直至6月自尽。目前在清华还有他的纪念碑。

此后，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极力延揽清华国学院的剩余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而李济的重心也不在国学院，于是停办的这一天终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