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胡红星，1970年出生于江西丰城市。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肾移植二科主任。

口述时间：2024 年 6 月 11 日；口述地点：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壹

长期以来，深圳市没有一家具备肝移植、肾移植资质的医院，我希望深圳市在器官移植学科建设上的突破，能给这座有着 2000 余万人口的城市带来高水平的就医服务。

博士毕业成为肾移植医生

1988 年，我考入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临床医学系。1993 年本科毕业工作三年后，我又通过考研到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中山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的肾移植在全国都做得非常有名，我的老师郑克立教授是国内肾移植的鼻祖。

2001 年博士毕业后，郑克立教授去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筹建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我跟随他一起前往，在从事肾移植的同时开始接触肝移植手术。

2004年，郑克立教授从珠海回到中山医科大学，我也回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跟随何晓顺、朱晓峰教授专门从事肝移植手术两年。

凭着对移植专业的热爱决定来深

2017 年，何晓顺教授团队作为深圳“三名工程”团队，被正式引进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之后，何晓顺教授找到我，说深圳正在积极筹备申报器官移植的资质，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深圳开拓新天地。尽管刚开始并不想来深圳，但在我的前辈、老师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加上自己对移植专业的热爱，我最终决定带着家人去“闯荡”深圳。

长期以来，深圳市没有一家具备肝移植、肾移植资质的医院，我希望自己的加入能助力深圳在器官移植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突破，能给这座有着 2000 余万人口的城市带来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贰

3 月 22 日，国家卫计委召开了现场评审会，我院顺利拿到肝肾移植资质，成为深圳市第一家具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

顺利拿下肝肾移植资质

2017 年 1 月 1 日，我就正式去深圳三院报到了。当时医院正在积极筹备申报器官移植的资质，所以一来到医院，我就投入到申报资质的紧张工作中了。移植的准入有很多方面的要求，比如病房的要求、检测实验室的要求、手术器械的要求等，当时需要准备的工作还真不少。

我清晰记得，那年是腊月二十八拿到深圳市卫健委的批件，第二天将市里的批件送去省卫健委，大年三十当天飞到北京，由院领导带队，我们赶上最后一班车，将材料递交到了国家卫计委。我们走得急，连厚衣服都没来得及准备，到了北京才骤然感受到天气的寒冷。正月初八，刚过完春节，国家卫计委开会就确定了候选名单，三院正式入围了。

之后，在医院党委的统筹下，院领导又带着我们东奔西跑，去中山大学附属一院、佛山市第一医院专门学习如何填报申报材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了20多个文件夹的台账。 

3 月 22 日，国家举行了现场评审会，我们顺利拿到肝肾移植资质，成为深圳市第一家具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随后，国家卫计委正式发文，深圳市卫计委进行了备案。

获得器官移植资质对医院意义重大，因为在外科领域，移植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能代表一个医院的最高水准，也能带来许多学科的发展，比如手术室、麻醉、影像、检验、病理、内科等。一台移植手术做下来，虽然台上唱戏的是主刀医生，但实际上台下需要很多科室来支持，在不断地磨练中，无形之中就把医院整体的外科水平提上去了。

成功的移植是靠医生在床边“守”出来的

资质有了，我的工作重心便开始从泌尿外科手术转向移植手术了。2017 年 7 月，市第三人民医院转来了两个供体，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做了两台肝移植，四台肾移植，这是拿到移植资质后的首批手术，手术非常顺利，6 名病人到现在都生活得很好。

回想起来，当初进行首台手术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深圳医疗设备采购有一套规范的流程，我们拿到资质后，采购的设备和器械还没完全到位，所以手术的一些设备和器材是临时去借的。好在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心情挺激动的，毕竟是拿到“牌照”后的首台手术，但手术成功不代表移植成功，只有病人顺利出院了，才叫真的成功了。

在我看来，成功的移植是靠医生在床边“守”出来的。肝移植病人做完移植手术，看到有金黄色的胆汁流出来，就说明肝胆已经正常工作了，手术后在 ICU待一晚，第二天回到病房。但肾移植的成功更多在于术后处理，病人做完手术就直接送回病房，医护要密切观测病人的排尿情况。一般在肾移植后的12 小时之内为多尿期，每小时可能有1000ml的尿量，随着肾功能的逐渐恢复，12小时后排尿量会逐渐减少，这个时候要及时补液，达到进出平衡。若尿量较多，说明肾移植情况较好，如果尿液量较少，可能是存在异常情况，需要医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所以，手术就算是深夜结束，我也会继续留在医院，持续查看病人的各类指标，直到一两个小时后病人状况稳定了，我才回家休息。

身经百战也要不断学习

我有个习惯，不管移植手术做得有多熟练，头天晚上我一定会看书，这也是毕业后我的老师教的。他说：“做医生最重要的是，病人能走进来，你得让他能走回去，‘医教研’中的‘医’永远是排第一位的，移植手术在没有做满 100 例之前，你都不能叫会做。”所以手术的前一晚，我一定会认真看书，脑袋里把第二天将要进行的手术过一遍，想想手术中大概会碰到哪些问题，心里要有相应对策。

从做器官移植手术以来，我参与的手术已经超过 1000 例。让我很自豪的是，我主刀的肝、肾移植保持着“围手术期零死亡率”的纪录，没有一名病人因为做手术丢了命，这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有一位老年患者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手术后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说，自从患上肾衰竭，每周要去医院做 4 次透析，每次要做 4 个小时，经常都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即便是有机会一起吃饭，家人看到他的状态也无心说笑了，家庭氛围一直比较压抑，他的生活质量很差。后来做完肾移植手术，仿佛重获自由，回到家吃喝自如，家里的欢声笑语又回来了。

每次见到病人，我都会做好受体和供体的评估，病人身体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内环境是否紊乱等都要充分考虑，这样才能保证手术的高成功率。我会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们移植手术是怎么回事，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值不值得做。因为作为移植医生，下刀做手术之前心里已经有了评估结果，如果病人手术后达不到他的预期，可做可不做的时候，我会劝他不要做这个手术。

叁

医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学科，医生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有“大国工匠”精神，力争把每一件事做好；要不断学习，学习同行，学习国外，在不断地比较中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和推动技术进步。

坚持工匠精神不断创新

随着移植量的增加，出于学科发展和更好服务患者的需要，我们从前年开始壮大人才团队，去年又新招了两位博士，人员逐渐配齐了。目前，虽然肝肾移植技术发展比较成熟，但需要突破的瓶颈还很多，比如供体短缺、边缘供体使用、供体器官维护与修复等等。

作为一名医生，我深刻体会到，必须全身心把精力放到临床和患者身上。一名合格的医生要始终坚持走到病人的床边去，要和病人面对面地做交流，提醒他们手术后的各类注意事项，尽最大可能避免每一次意外，挽救每一个生命。同时，医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学科，医生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有“大国工匠”精神，力争把每一件事做好；要不断学习，学习同行，学习国外，在不断地比较中取长补短，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和推动技术进步。

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骑行和看手术视频，骑行是为了强身健体，平时见多了生死，所以对健康格外重视。周末我会为孩子做饭，其他时间就上网看看国外的手术视频，现在网络发达，利用网络就可以学习世界各地移植高手的手术案例，对业务提升帮助很大。

对手术后病人“管一辈子”

器官移植病人手术后要长期服用免疫制剂，可能会引起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胃溃疡、肺炎、白细胞减少症等并发症。病人出现这些问题，一般都会重新找我来诊断开药，我对自己手术的每一个病人会“管一辈子”。

给病人留电话、加微信好友是常态，我接到的电话大多是病人打来的，所以我24小时不关机，就怕病人有紧急情况要来咨询。一来二去，很多病人都和我成了多年老朋友，我管他们吃药，管他们吃饭，还管他们运动。他们活得长久，对我而言是一种成就感，想想也蛮自豪的。

从医30多年，我可以骄傲地说，截至目前，我主刀的肝肾移植围手术期存活率为100%。在深圳三院工作的 8 年时间里，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器官移植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器官移植学科建设、医疗技术水平、服务能力均取得了飞速进步。今后，我们将以三院建院40周年为契机，推动器官医学蓬勃向上发展，为更多的肝肾终末期疾病患者圆“移植不出深圳”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