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的收藏不止于活植物收藏。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拥有 174 年历史的茶相关收藏，是串联茶的全球历史脉络与植物科学发现的核心载体。这些收藏不仅包含茶叶、茶树器官及相关器物，更记录了 19 世纪茶生产全球化、植物传播与殖民贸易的复杂互动，同时为现代植物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样本。

1 核心收藏：茶历史与植物研究的 “活档案”

邱园的茶相关收藏源于其经济植物博物馆（Museum of Economic Botany） —— 该博物馆成立于 1847 年，最初名为 “蔬菜产品博物馆”，1987 年转为科学与保护收藏（现邱园 11 个科学收藏之一），核心使命是展示 “无法在花园中种植或在标本馆保存” 的植物衍生产品。

（1）收藏规模与特色

总量与茶相关占比：馆藏约 10 万件文物，其中 375 件（数量仍在增长）与茶直接相关，是全球少有的以茶叶本身为核心的收藏（区别于多数博物馆侧重 “茶具” 或 “文献” 的定位）。

收藏范围：涵盖 1847-1914 年亚洲（以中国、印度、斯里兰卡为主）的茶相关材料，具体包括：

茶树全器官：从根、茎、叶到种子、花蕾；

加工茶品：六大茶类的成品茶、茶砖、茶饼、掺假茶（adulterated tea）、发酵茶（fermented lappet）及茶提取物；

相关器物：竹筒装压缩茶、木质雕像、茶壶，以及 1 个具有 172 年历史的牦牛油容器（残留芳香物质，2020 年伦敦茶史协会曾对其进行研究）。

典型标本示例：

收藏编号 4392（左，自1879年霍瓦尔巴格种植园）与昌帕瓦特村的茶叶（2019年，右）

（2）收藏的历史背景

邱园茶收藏的形成与 19 世纪全球茶产业的关键转折深度绑定：

东印度公司的遗产：1879 年伦敦东印度公司 “印度博物馆” 关闭，其大量茶相关收藏被邱园接收，涵盖印度最早商业化种植的茶样本；

殖民贸易的印记：收藏的时间线（1847 年后）与 “鸦片战争后中英茶贸易”“英国在印度推动茶种植” 等历史事件重合，32 个收藏来源国（以中、印、斯里兰卡为主）直接反映了殖民体系下的全球茶生产网络。

2 茶的历史脉络：从中国垄断到全球生产的转折

邱园收藏清晰记录了 19 世纪茶历史的核心转折 ——茶生产从中国的 “单一垄断” 转向印度、斯里兰卡等殖民地的 “全球扩散”，这一过程由政策、植物发现与商业需求共同推动。

（1）关键转折点：东印度公司的 “贸易垄断终结” 与印度茶的崛起

1833 年：政策触发点：东印度公司失去中国茶贸易垄断权后，英国为摆脱对中国茶的依赖，将注意力转向印度的 “本土茶树资源”；

1834 年：植物学确认：印度本土茶树品种 “阿萨姆茶（Camellia assamica）” 被正式鉴定 —— 事实上，该品种早已被印度东北部当地居民饮用，但其 “商业价值” 由英国探险家发掘；

布鲁斯兄弟的关键作用：1823 年，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与查尔斯・布鲁斯（Charles Bruce）首次将阿萨姆茶引入英国视野；1838 年，查尔斯发表《阿萨姆上游苏代亚的红茶制作报告》，记载了 “用竹筒填充茶叶” 的当地工艺（与邱园编号 66430 的竹筒茶标本完全吻合），为印度茶商业化奠定基础；

1839 年：里程碑事件：第一批印度茶叶在伦敦拍卖，邱园茶收藏（1847 年启动）恰是这一 “印度茶崛起” 的同步记录 —— 收藏中 1879 年的印度 Uttarakhand 地区 Hawalbagh 种植园茶（编号 4392），与 2019 年当地生产的茶（由 Desmond Birkbeck 家族制作，该家族在当地种茶超百年）形成 “140 年跨度的对比样本”，为研究茶品种遗传稳定性提供了历史参照。

（2）中国茶的 “全球传播”：罗伯特・福琼与植物迁移技术

19 世纪中国茶向印度的 “技术与物种转移”，核心人物是植物学家兼 “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其工作成为 “茶植物科学传播” 的经典案例：

任务与工具：作为东印度公司代表，福琼在 1840-1860 年间五次赴华，通过 “沃德箱（Wardian cases，一种密封玻璃运输箱，可保持湿度与温度）” 将中国茶籽、茶苗运往印度，同时带回茶农、制茶工具及种植技术（尽管他并非首位从事此类工作的人，但规模与影响力最大）；

收藏中的 “福琼印记”：

1852 年采集的 “Fancy Tea”（编号 66455）：扭曲捆绑的形态与 1872 年 G.C. Scorer 收藏的 “老人眉茶” 同源，是研究中国特色茶形态演变的关键；

1853 年地图：记录了福琼在中、印的行程及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茶种植区，直观呈现茶植物传播的地理路径；

关乔昌画作的关联：1850 年，福琼与邱园经济植物收藏创始人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Sir William Jackson Hooker）通信，商议以 3 英镑 16 先令 6 便士（约合今 600-750 美元）购买关乔昌的 24 幅茶画（编号 33725），这些画作成为记录中国茶生产技术的 “可视化档案”。

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园

3 植物科学发现：从历史样本到现代研究

邱园的茶收藏不仅是 “历史文物”，更是现代植物科学（民族植物学、植物遗传学、植物化学）研究的珍贵材料，其研究方法与发现突破了传统 “文献依赖” 的局限。

（1）民族植物学的 “多维度分析”

研究者奥罗拉・普雷恩（Aurora Prehn）与马克・内斯比特（Mark Nesbitt）采用民族植物学方法（ethnobotanical approach），将 “植物科学” 与 “物质文化” 结合，具体路径为：

文本溯源：通过博物馆登记册、标本标签确认茶的产地、采集者与年代；

感官证据：通过视觉（形态）、触觉（质地）、嗅觉（残留香气）分析非文本信息（例如，172 年历史的牦牛油容器残留气味，为研究当时茶与油脂的储存关联提供线索）；

跨领域协作：2020 年 1 月邀请英、爱两国 50 位茶界从业者参与工作坊，结合行业经验识别茶类、还原制作工艺 —— 这种 “历史样本 + 现代行业知识” 的模式，填补了书面记录中 “茶加工细节” 的空白。

（2）核心科学发现方向茶树遗传与品种演化

邱园收藏的 “跨年代样本” 为茶树遗传学研究提供了独特条件：

例如，印度 Uttarakhand 地区 1879 年的 Hawalbagh 种植园茶（编号 4392）与 2019 年当地茶样本，两者均源自 19 世纪中后期东印度公司的茶种植园，研究者计划通过基因检测确认其百年间的遗传关联，分析茶树品种在自然与人工选择下的演化稳定性。

茶的 “生物文化多样性”

收藏中大量 “小众茶品”（如 “老人眉茶”“扭曲捆绑型 Fancy Tea”）揭示了茶的 “生物文化多样性”—— 这类茶在现代西方茶产业中已几近消失，其品种分类、制作工艺（如丝线捆绑的目的）、风味形成机制仍不明确，需结合中国史学界与茶农的知识，才能还原其 “从种植到流通” 的完整链条。

殖民时期的植物 “适应性” 研究

19 世纪从中国引入印度的茶籽（如福琼运输的样本）如何适应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邱园收藏的 “印度早期茶苗标本” 与 “土壤、气候记录” 结合，可分析茶树在跨地域迁移中的 “适应性变异”，为现代茶产业的 “品种选育” 提供历史参照。

1850年福琼第二次中国考察采集的“精致茶”（年代定为1852）

右图为福南梅森公司G.C.斯科勒于1872年从中国云南采集（可能采自中国沿海），称为“老人眉”

4 未解问题与生物文化遗产保护

邱园的茶收藏仍存在诸多待解的科学与历史谜题，这些谜题的破解需依赖 “跨地域协作”，同时关乎茶的生物文化遗产保护：

“Fancy Tea / 老人眉茶” 的身份之谜：这类扭曲捆绑的茶在西方茶产业中已无传承，其起源（究竟是中国哪个地区的特色茶？）、分类（属于六大茶类中的哪一类？）、制作工艺（丝线捆绑是否为了防潮或发酵？）仍不明确，需与中国茶史学家、云南 / 福建等产区的茶农合作考证；

“消失茶品” 的复兴可能：部分收藏中的茶品（如偏远贸易站的茶砖、掺假茶样本）已不再进入国际贸易，甚至不再生产。邱园计划通过 “历史样本分析 + 现代种植技术”，推动这些 “失落茶品” 的保护性复兴，同时兼顾生产者收益与生态可持续性。

小结

邱园 174 年的茶收藏，是茶的 “全球历史” 与 “植物科学” 的交叉见证：它记录了 19 世纪茶从中国向印度的 “殖民化传播”，也为现代植物遗传学、民族植物学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历史样本；它既反映了帝国贸易的烙印，也承载着茶农与工匠的技艺传承。这些收藏的价值不仅在于 “追溯过去”，更在于通过科学研究与跨文化协作，保护茶的生物文化多样性，为现代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智慧。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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