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溯源中国文字与文明

 苑克俊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承载人类文化的载体，是人类交流和传承文化的工具，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个主要标志之一。与世界其它文明古国的文字相比，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仍在使用的传承文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任首席专家、考古学专家王巍2023年认为，“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突出的符号非汉字莫属”。因此，可以说溯源中国文字、研究其传承发展过程也就是从一个重要方面溯源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

1960年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尊符号，1969年在北京国家文物展上被专家识别为文字后，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对陶尊文字进行过研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完成首个文字释义“旦”，故宫博物院唐兰将一个陶尊符号释义为“钺”，山东省博物馆王树明注意到6个陶尊符号具有同类结构，北京大学高明坚定地认为陶尊符号是文字，裘锡圭认为是原始文字，著名的《清华简》发掘者、古文字专家李学勤认为，“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杭头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文，关系到中国文字的始源，极为重要”。

目前已在山东、安徽、江苏和河南四个省大范围地域内发现陶尊文字。基于陶尊文字的重要性及主要以单字出现，参照“甲骨文”命名，苑克俊提出陶尊文字应该以专有名称“陶尊字”命名，提出将比“陶尊字”更早时期出现的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文化堡头遗址背壶上发现的一例符号命名为“背壶字”，进而提出“背壶字—陶尊字—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为代表的中国文字发展脉络，提出“陶尊字”是初成体系的小字集文字。

大汶口文化中期、以2025年为基准距今5025年以前的“背壶字”和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25-4625年的“陶尊字”，在长达几十年后大多数未给出释义或者缺乏有说服力的释义，仅有少数几个“陶尊字”有明确的释义“旦”“钺”“锛”，直接影响了其在实证历史和中华文明等方面的应用，这说明对其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说明其释义研究存在难点赌点问题，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原莒县县委书记刘守亮在其“古莒文化 鼎立齐鲁”文中分析了缺少有关素材等人们一提到有关研究便畏难发愁的原因，认为山东学术界担负着破题的道义责任。

从已有客观条件来看，由于不断有新的“陶尊字”被发现，目前发现的“陶尊字”已达到43例，已到了比前辈学者具有更多“陶尊字”素材支撑研究的时期。作为出生于“陶尊字”最早发现地莒县、长期在“背壶字”发现地泰安市工作的科研工作者，作者具有研究工作经验，具有就近了解莒地域文化和考古学大汶口文化的独特优势，对进行有关早期文字释义探讨有极大兴趣。对已发现的“陶尊字”进行分析过程中，发现一部分“陶尊字”需要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进行研究，需要交叉学科知识，例如果树花果特征及花果内部组成结构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很幸运，作为一名果树学专业的毕业生、一名长期从事果树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作者具有有关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一开始探讨早期文字释义时就往这方面考虑，很容易就完成早期文字的释义。事实上，刚开始时作者是遵循前辈学者的思路探讨。前辈学者完成了表示时间、释义“旦”的文字释义，作者就想是否有表示时间的其它文字？是否有表示方向的文字？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思所想，所以2023年当偶然看到那个在观察位置東面的实景时，马上就想到有关文字“背壶字”应该释义“東”。接着，就联想是否有其它表示方向的文字，完成了表示方向、释义“南”的“陶尊字”释义。在考证这个释义“南”的文字过程中，果树学专业毕业的作者在知道文献记载的“有枝任”表示有枝孕、有树枝结果后，马上联想到出现“陶尊字”等早期文字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先民在果树开花结果方面应该已掌握相当多的知识，一些早期文字与开花结果有关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原因是，虽然当时已进入耕作农业时期，但之前的很长时期是以采摘果实和狩猎为主的时期，在长期的采摘活动中，先民了解最多的应该就是果实及果树的开花结果特性，基于最熟悉的果实及生长结果特性创造文字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于是，开始从果树开花结果的新角度进行“陶尊字”释义研究，很快就取得一些突破性释义结果。最终，成功完成“背壶字”和6个“陶尊字”释义，为中国五千多年文字史和文明史提供了7个有明确释义的文字实证，其中“背壶字”释义的完成将有明确释义的中国文字历史时长拉长到五千多年前，筑牢了中国五千多年文字史和文明史的历史根基；7个早期文字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字和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连续性。

从已释义的“背壶字”“陶尊字”可知，先民创造文字的过程就是以文字记载先民对自然界的认知、形成人类知识的过程；文字在大范围地域的传播，也就是传播先民掌握的知识、使先民的知识在大范围地域内社会化的过程，是促成先民社会知识文化水平提高、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过程。前辈学者邵望平认为，当时社会上产生了能刻文画字的“知识阶层”。现在可以说，从文字方面讲，以2025年为基准，我国在距今5025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已有了文明的种子，大范围地域在距今5025-4625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进入区域文明社会。基于考古学证据可更进一步说，在距今5025-4794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进入区域文明社会。

作者完成的7件文字释义作品已陆续取得著作权国家登记证书。

[1] 苑克俊，中国大范围地域内发现的‘陶尊字’等早期文字，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4-A-00326723，2024年11月7日。

[2] 苑克俊，传承发展为后世文字的中国早期文字“背壶字”，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4-A-00361735，2024年12月16日。

[3] 苑克俊，中国早期文字中一个‘陶尊字’的释义和传承发展，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5-A-00049119，2025年2月19日。

[4] 苑克俊，中国早期文字中的一个‘陶尊字’释义‘果’，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5-A-00074906，2025年2月28日。 

[5] 苑克俊，中国早期文字中的一个‘陶尊字’释义‘豆’，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5-A-00100787，2025年3月31日。

[6] 苑克俊，中国早期文字中的两例‘陶尊字’释义，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5-A-00112374，2025年4月14日。

[7] 苑克俊，中国早期文字中的一个‘陶尊字’释义‘橘’，著作权国家登记，国作登字-2025-A-00116003，2025年4月16日。

本文是以这些文字作品为基础撰写的。由于“背壶字”和6个“陶尊字”的释义涉及果树、林木、大豆等植物，相关植物的花果知识在释义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个早期文字的传承发展过程明确，源流清晰，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及其连续性提供了可靠的文字实证，因此定名“科学溯源中国文字与文明”。

本文内容旨在为中国的早期文字历史提供有说服力的文字实证，如同距今3325年前的“甲骨文”一样，从文字方面丰富历史内涵、增强历史信度，在“甲骨文”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历史轴线，保护我国文字遗产，传承中国文化历史文脉，进一步推进中国五千多年文字史和文明史及其连续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

古文字专家宋镇豪曾提到，“甲骨文”申请“世界记忆名录”时，在历史时长方面不具优势，是以世界上延续至今还在使用的唯一文字着重介绍的。现在，“陶尊字”部分文字和“背壶字”释义的完成，可为中国在文字历史时长方面增加话语权。与距今3325年的“甲骨文”相比，目前仅发现一个的“背壶字”将有明确释义的中国文字史上推至距今5025年以前，已形成小字集的“陶尊字”将有明确释义的中国文字史上推至距今5025-4794年。

遨游文字历史长河，知道了这方面的许多知名前辈学者，例如，于省吾、裘锡圭、严文明、高明、唐兰、李学勤、汪宁生、宋镇豪、高广仁、邵望平、王巍、黄德宽、张学海、栾丰实、王树明、喻遂生，孙敬明，家乡莒县的专家苏兆庆、刘云涛和刘维勋，他们在文字和考古方面的卓越工作给了我许多启示，在此向前辈致敬，向坚定支持陶尊符号是文字说法的台湾学者李孝定和香港学者张光裕致敬，向“古莒文化 鼎立齐鲁”的作者刘守亮致敬。特别致敬我国汉代学者许慎，他的《说文解字》为完成7个早期文字的释义架起了桥梁，没有这座桥梁，可以说无法顺利完成和确定7个早期文字的释义。

作者完成了7个中国早期文字的释义，加上前辈学者完成的释义文字，初步构建出包括10个有明确释义文字的中国始源文字小字集，并对中国始源文字记载的历史信息例如其自身演变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基于中国始源文字探讨了中国文字为何复体字居多以及为何出现偏旁部首。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解决了已存在几十年的一些中国早期文字释义难点赌点问题,为中国五千多年文字史和文明史及其连续性首次提供了有明确释义的小字集中国文字实证。本文内容应该是交叉学科知识运用的一个成功范例，但目前只完成了部分“陶尊字”的释义，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有兴趣者、特别是具备交叉学科知识的学者加入有关的研究，完成更多“陶尊字”的释义和传承过程分析，将更多释义“陶尊字”及其对后世文字、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更多的早期文明社会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