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于1840年从衰落的皇家花园转型为国家植物园，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关键人物的推动。Desmond (1975) 结合其转变的细节背景及胡克父子的贡献，引用了由约翰·林德利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家接管邱园的维护工作，并详细描述了邱园在胡克父子领导下所经历的变革。文章还回顾了邱园早期的历史，包括乔治一世和卡罗琳女王、弗雷德里克亲王及其遗孀奥古斯塔公主对邱园的贡献，以及约瑟夫·班克斯对邱园的早期影响。通过这些文献，文章展示了邱园从一个衰落的皇家庄园到植物学研究中心的演变过程，籍此可窥视全球第一个国家植物园的产生背景及其最初50年的进步。

1 早期历史

自16世纪起，邱园所在地即有精心照料的私人花园。在1720年代，乔治二世（George II）及其配偶卡罗琳女王（Queen Caroline）居住于里士满庄园旁的奥蒙德山庄（Ormonde Lodge），紧邻河流。

1731年，他们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Frederick Louis, prince of Wales）和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从卡佩尔家族购买邻近的邱庄园，该庄园从邱绿地延伸至现今花园南部边界附近的宝塔。

1751年弗雷德里克亲王逝世。1757年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承担了奥古斯塔公主花园景观设计工作，用古典桔园、拱门和宝塔等建筑装饰美化花园。1759年，奥古斯塔公主于在桔园南侧土地上，根据其首席园丁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和植物学顾问布特勋爵（Lord Bute）的设计建议，创建了一个约3.5公顷（9英亩）的植物园，种植异域植物。至1769年，园内已收集超过3400种植物物种。

1772年奥古斯塔公主去世，其子乔治三世（George III）继承了庄园，并最终将两个相邻的皇家花园合并为一个整体。英国探险家和自然学家约瑟夫·班克斯（Sir Joseph Banks）取代布特勋爵管理植物园，在班克斯爵士管理下（1772-1819年），雇佣了一系列植物采集者，为皇家植物园引回大量新奇植物，植物园声名鹊起，其收藏涵盖了全球各地的植物标本。

2 衰退历史背景

1820年班克斯爵士和国王乔治三世相继离世，邱园出现管理层真空，植物园进入20年衰落期（1820-1841年），主要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包括核心人物缺失、财政支持锐减、脱离社会需求以及殖民政策调整与科学研究碎片化等。1838年，约翰·林德利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评估邱园，建议邱园应成为“服务于公众和科学的国家植物园”，既要服务于公众并促进植物科学发展，还要在其殖民地发挥皇家影响力。1840年从皇室宫务大臣部移交给英国国家森林部管理，正式转变为国家植物园。

（1）核心人物缺失

在1820年，两位关键性人物——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以及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相继逝世。班克斯爵士主导邱园的科学研究与殖民地植物资源的开发工作48年，而乔治三世则是邱园的重要赞助者和政治支持者。他们的逝世导致邱园失去了核心领导力和皇家的庇护，进而陷入了管理混乱和战略停滞的困境。

（2）财政支持锐减

乔治三世离世后，皇家对邱园的财政支持显著缩减。同时，政府未及时承担资助支持，导致邱园在基础设施维护、植物采集及科研活动难以为继；附属殖民地植物园亦步入长达20年衰退，派出人员撤离、相关活动停止。到1830年代，王室的植物学兴趣减退，邱园维护陷入困境，温室破败，植物收藏凋零。

（3）脱离社会发展需求

19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崛起，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催生了“理性娱乐”，公众对休闲场所诸如公共公园和植物园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邱园仍旧维持其私人皇家花园属性，未对公众开放，也未能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导致其社会影响力逐渐减弱，并与时代发展脱节。

（4）科学研究碎片化

在班克斯时代，邱园的科学研究以经济植物学为主，但后续管理者未能有效整合资源，导致植物标本收集、分类研究与实用推广之间出现脱节。科研活动的碎片化，导致科研价值未能为转化为实际效益，植物收集和科学活动的社会价值未能形成显著性贡献。

（5）殖民扩张政策调整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的殖民扩张重点从加勒比海和北美转移到亚洲和非洲。但邱园未能适应这一变化，导致其植物资源开发策略滞后。邱园依赖的加勒比海和北美植物网络的重要性下降，而亚洲和非洲的新殖民地植物园（如印度、澳大利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作体系。

3 评议转型为国家植物园

林德利审查：财政部于1838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伦敦大学学院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两位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和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组成，旨在评估所有皇家花园的状况，并特别考察花园作为植物园的角色和功能。

林德利报告：1838年2月对皇家植物园进行了考察，并于次月提交了他们的报告。原有的9英亩土地现已扩展至约11英亩，包括一个硬木外来树种的树木园、一些草本植物花镜以及十个过度拥挤的暖房和温室。委员会建议通过从邻近的观赏花园获取至少30英亩土地来扩大这个小型植物园。他们的报告批评了植物缺乏系统性排列布置，并对缺乏适当的标签表示遗憾。他们指出：“在英国的殖民地和属地有许多植物园...[但]由于缺乏某种可以规范和控制所有这些机构的系统，其效用大大降低...一个国家植物园将成为这些较小机构围绕的中心...这样的植物园将成为引进和传播新奇和有价值植物的源泉。”皇家植物园可以承担国家植物园的角色，“逐渐使其配得上这个国家，并转化为促进国家科学的强大手段。”如果这不可能实现，委员会认为应该放弃皇家植物园，因为它除了容纳一些稀有植物的随机收藏外，没有其他实际用途。

1838年3月12日，负责所有皇家花园的宫务大臣部致信财政大臣委员会请求支持这一林德利报告提议，敦促他们考虑“将邱园立即移交给林地和森林委员会”。历经一年多的曲折，1840年英国政府采纳建议，邱园管理权从皇室管家部移交给林业委员会，从而转变为国家植物园机构，结束了邱园王族统治时代。

4 威廉爵士的奠基作用

1840年，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被官方任命为皇家植物园邱园的首位园长。在他的领导下，邱园规模迅速扩展，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景观设计，新建了包括著名的棕榈温室在内的温室，并开放了三个经济植物学博物馆。胡克自己的广泛收藏构成了植物标本馆和图书馆的核心，使邱园成为分类研究的重要中心。

（1）领导转型与基础设施扩建

威廉·胡克通过政治手腕争取政府拨款，将邱园面积从4公顷扩至30公顷，并主导建设棕榈温室、经济植物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棕榈温室（1848年建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奇迹，吸引女王三次访问，奠定了邱园作为科研与旅游双重机构的地位。

（2）建立全球植物网络

他推动邱园成为殖民地植物园网络的“重要枢纽”，培训植物学家并派往帝国各地（如牙买加、新加坡），促进经济作物（如菠萝、棉花）的移植与产业化，直接服务于英国经济利益。

5 约瑟夫爵士的科学发展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继任其父成为园长，虽然继续改善和发展植物园，但主要将精力集中在科学研究活动上，特别是在系统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领域。他通过建立乔德雷尔实验室等举措，进一步确立了邱园作为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位。

（1）科学研究的深化

约瑟夫继承父亲职位后（1865年），建立乔德雷尔实验室，强化了植物分类学、解剖学与生理学的研究，将邱园建设成为科学中心。他主导扩建植物标本馆（馆藏达700万份），并推动与达尔文的合作，支持进化论研究，成为达尔文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2）服务帝国扩张政策

邱园被赋予协调殖民地植物园网络的职能，成为经济植物学（如橡胶、金鸡纳树等经济作物）的研究与传播中心，助力英国殖民地的农业与工业发展。派遣“植物猎人”赴中国等地采集珍稀物种，并通过与殖民地植物园的合作（如新加坡橡胶种植），将邱园的影响力扩展至全球。例如，1876年从巴西走私橡胶种子至马来亚，直接促成当地橡胶产业的崛起。

6 国家植物园成就及长期影响

胡克父子的努力使邱园从濒临衰败的私人园林蜕变为国家植物园，其贡献不仅在于基础设施与科研体系的建立，更在于将植物学与帝国利益、公众教育紧密结合。在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及其子约瑟夫·道尔顿·胡克（1841-1865年和1865-1885年）的指导下，（1）将邱园从一个被忽视的皇家庄园转变为国际知名的植物学研究中心，不仅提升了邱园的科学地位，也为公众提供了教育和园艺休闲场所；（2）邱园今日的国际声誉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扩大了植物园的规模，还引入了新的建筑和设施，为植物学研究和公众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3）树立了科学与公众互动典范，在植物园管理建设中突显科学研究与公众需求的重要性，不仅推动公众教育，还致力于学术研究；（4）凭借远见卓识、坚定的决心和充沛的活力，成功应对管理领域的诸多挑战，实现了持续发展与管理创新，将邱园发展成为全球植物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基地。

延伸阅读：

Desmond R G C (1975) The Hook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7, 173-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