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道德是如何被固化在大脑中的？  

      Is morality hardwired into the brain？

题记：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哲学家。现在，一些神经科学家认为，大脑成像技术可以揭示大脑中与人类合理行为有关的生理回路。

所有群居动物在合作生存的范围内都会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其在出生的时候会通过认知学习被固化在大脑地“硬件”中。道德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基础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是人类社会活动中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评判的一套标准，对它的遵守和违反会带来人的情绪变化，如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会让人感觉骄傲、光荣、愉悦、钦佩、感动、赞美等所谓正面情绪，而违反道德的行为会带来羞耻、内疚、自责、沮丧、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所以，道德产生大脑情感反应的事实表明，道德的行为规范是大脑的一种高级的理性反应，其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和决策一定和人的理性思维有关，在生理上必然对应大脑神经系统的某种应激回路，它是道德被固化整合进大脑内部的外在理性反应，被称为道德大脑(Moral brain)。

图1 道德大脑应激反应图像

道德大脑的物理特征在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我们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目前科学已经证明，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是人脑的基本功能，道德认知在大脑神经结构上的生理对应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科学家们发明了“神经哲学”一词试图用生物科学来回答人类道德的起源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可以通过脑部成像(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可以生成大脑思维活动的对比图像，成像原理可以参考科学问题85梦的作用)来研究道德感反应所对应的生理区域以及道德情绪反应的生物学机制，随着脑部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理解道德感是如何工作的正变得越来越可能。

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神经生物学的证据表明，大脑的特定区域负责道德感和道德决策，对道德决策做出反应的神经道德网络以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及其连接为中心，尤其是其右侧部位。神经生物学研究揭示大脑存在自动的亲社会机制，用于自己与他人进行认同和移情(同理心)，这是道德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Nature Human Behaviour 7: 2182, 2023)。而患有道德网络障碍的患者对伤害他人的非道德行为在情绪反应上会减弱，并可能表现出明显的反社会行为。由于在许多群居动物和婴儿的大脑中都能发现这种神经道德系统存在的物理证据，而道德的一些基本要素在人发育的早期就已经存在，所以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甚至认为道德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遗传信息，是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为促进合作和互动选择固化在基因里的东西。

首先，对裂脑患者(切断大脑胼胝体导致大脑左右半球分离的病人)的研究工作推动了道德的神经系统研究(R. Soc. Open Sci. 4:170172)。对意外或手术造成的裂脑患者的道德感的研究表明：右脑对于基于意图的道德判断是充分和必要的部分。道德感是一种理性化思维，比如对待同样一种违反道德的欺骗行为，如果大脑判断该欺骗是故意的，那其道德感的反应会比“善意的谎言”要强烈地多。研究者还让测试者观看意外伤害和故意伤害的视频，他们发现，故意伤害会立即在大脑中产生反应，在60毫秒内，位于大脑后部的右侧颞后上沟(PSTs)首先被激活，随后杏仁核(通常与情感有关)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180毫秒)，这是大脑道德判断中起关键作用的部分。然而当测试者看到的是意外伤害时，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则没有激活反应(如图2所示)。

图2 测试者观看伤害视频时大脑参与道德判断区域的激活过程示意图

更为细致的脑成像和损伤研究可以揭示基于意图的道德判断背后右脑具体响应的区域，因为道德推理会激活大脑某些区域的活动。道德决策需要几个独立但相连的大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图3所示:Front. Young Minds. 4: 3, 2016)，特别是颞后上沟(pSTS)、脑岛(Insula)、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与语言偏侧化左脑相似，在道德决策任务中，左脑的各个区域似乎也都参与了基于意图的道德判断，包括左内侧前额叶皮层、左颞顶叶交界处和左扣带等等。然而对裂脑患者的道德判断研究表明，断开的左脑主要是基于结果产生道德决策，而不考虑行为个体的意图；右脑主要是基于意图来进行道德感评判的。道德感中意图是道德判断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对自卫致人死亡的道德判断，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3世纪的哲学家，创立了双重效应学说)认为只要自卫者的意图是挽救自己的生命(善意)，而不是杀死攻击者(恶意)，那么自卫就是道德正当的和被允许的正当防卫，否则就是非道德的行为而应予以道德谴责。

图3 参与道德决策和判断的大脑区域核磁图像

2001年，由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使用fMRI扫描对陷入道德困境(moral dilemma,比如伦理与道德中著名的trolley problem案例：电车道岔选择问题，见图4所示)的人的大脑活动进行了仔细研究，目的是解析道德判断中大脑中处理情感的区域和处理理性的区域是否存在冲突。扫描结果显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受试者，其大脑的几个区域都会被激活，包括大脑额叶中控制我们对他人情绪的部分，以及负责推理等心理分析的额叶部分都有活动；此外，识别大脑中是否存在判断冲突的前扣带皮层明显亮了起来，这显示人们在情感和理性的情绪之间进行着思想权衡；如果受试者在不必纠结于自己去做某事的情况下(由他人或客观偶然因素去做选择)，其大脑扫描图像显示只有负责推理的部分区域是活跃的；2007年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大脑的哪些区域会影响道德感，以及这些区域受损会发生什么现象。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区域被认为是羞耻、同理心、同情和内疚等情绪的中心，该区域受损的人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大约是正常人的两到三倍；另外的研究还发现违背忠诚、权威和神圣的行为会促使大脑中与处理他人行为相关的区域产生更多的活动，而与处理自我行为相关的区域则不发生活动。这些发现都表明，道德基础理论所提出的不同道德类别的确具有潜在的神经学方面的物理基础。

图4 道德困境中道德行为的决策

当然大脑中产生的某些化学物质或激素，称为神经调节剂，也会参与并间接影响着道德的决策判断和情绪价值。例如催产素在某些情况下会增加人的信任和慷慨，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会增加嫉妒和偏见；血清素则与社会行为有关(它在大脑和肠道中产生)，尤其是攻击性行为。研究表明，当看到他人受到伤害时，血清素会增强人的负面情绪，从而影响人的道德判断。

然而道德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无论它是起源于本能，还是完全由神经功能执行，仍然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问题，即便科学确切地确定了道德是如何起作用的，也会遇到与其他人类精神类问题相同的尴尬结局：如果人类无法从分子层次去改变精神固化在人头脑中的生理回路，人类对认知行为的生物科学机制研究得再清楚也不会产生更多的实际意义，人类只有从分子层面可以实现有目的改编大脑的物理结构，人类认知和精神的诸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