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被琐事羁绊就演变成一名凡夫俗子，心理和见地跳出那些烦琐就能活出一个追求圣境的人生，而费米就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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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丰功伟绩已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广泛称颂。本文不赘述那些主流话题，而是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青年时期的费米。费米不是神，所以在青年时期、还没有被学界公认为一流学者之前，费米在各种境遇面前也有着普通人的心理历程。只有把这些方面与费米的诸多伟大事迹综合起来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完整的费米画像。

本文将讨论费米在不同成长阶段遇到的不愉快、挫折以及作为普通人的反应和想法。这方面在有关费米的传记和文章中往往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来或专门总结讨论，一般只是一笔带过。费米是大人物，不过这似乎也导致关于费米传记或文章中对于费米各个阶段一般只说他如何顺利过关斩将、好像他一出场万事大吉、一切都是那么随意和自然，就有点儿像造神一样。本文还将讨论费米在面对现实生活琐事、在意大利成长时期和在美国工作生活初期遇到的许多不友善，他在职业生涯初期的部分做法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也是自然的。

而实际上人无完人，假如只谈一个人的好，不看或有意忽视失败，那么传记也罢、讨论研究也罢，总是残缺的；很多作者不愿谈或很少谈论这些大人物 “不好”的事情，否则似乎有损于这些前辈老师的显赫纯洁，这些人物就不再高大上。 费米来自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这些条件当然并不足以在社会上畅通无阻，他一定会遇到普通人的困境、局促和限制，在迫于压力别无他法时他也有无奈之举。

本文讨论的第一方面是关于费米在哥廷根留学期间是否受到侮辱、轻蔑。现在本文作者还没有找到具体证据，不过这种迹象依然容易看出。首先，在学术评价方面，费米绝对受到过压力、轻视甚至侮辱，至少在心里面层面有过这种煎熬。在《恩里科-费米传》 第146页[1]叙述了费米对于利昂娜-伍兹费米在生活中的指教。根据《费米传》的叙述，利昂娜在她的一本书中写道，"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恩里科-费米了… … 关于如何与他人更好地打交道、如何预计变化、如何忍受周围世界的轻蔑和羞辱、如何应付重担和死亡带来的无法避免的精神压力等，他都树立了最后的榜样"。 很遗憾，《费米传》的作者也许知道、也许并不知道费米在受到轻蔑和羞辱时的具体事情以及费米的策略。利昂娜也许并没有明确地说出费米遭受轻蔑和羞辱的具体情节，也没有具体谈及费米的策略。

关于费米在德国哥廷根留学初期，《费米传》的第24页[1]写道：“费米肯定注意到了，德国物理学家对于意大利的物理研究敬意有限”。 费米觉得德国人认为"… … 别的国家都来向他们学习，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他们试图说明这一点，并努力强调这一点"。 费米在德国期间生活工作上的不满可以从他给好友佩尔西科的信件中可见一斑：信中有一幅关于德国人对于原子散射的漫画以及一幅德国女物理学家的肖像画，全部都意在贬损。假如费米在德国期间很愉快，以费米的温和个性，他不可能做那样的画并且还寄给好友。这也许可以作为彼时费米心情郁闷的间接证据。

费米在德国不愉快的另一个间接证据是，在《费米传》的第31页[1]写道 "费米从未吐露他在莱顿的生活为何比在格丁根生活要愉快得多… … "。总之，研究费米的专家们或许应该通过更详尽的资料和证据还原出费米在德国的某些窘境。连天分很高而又幽默、自强自爱的费米先生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普通人有过某些受辱或忽视的经历其实是正常的、而从来没有类似的经历反倒是不正常的。费米是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导师(academic advisor), 在年轻时与费米有过很多直接接触。杨振宁曾说[2]："费米在哥廷根的时候很不开心，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海森堡和泡利当时看不起他，这对他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影响… … 费米后来去荷兰莱顿大学，在埃伦费斯特那里待了半年时间，他后来讲，在这半年里他恢复了自信心"。但是，即使杨振宁先生对此也没有十分具体的描述，费米在哥廷根访问的这段时间里费米境遇的完整版本未来可能也只有老天知道了。

本文讨论的第二个方面是费米携家人由意大利出走并定居美国的原因。在《费米传》等各类书籍中都把费米妻子劳拉的犹太人身份作为费米出走美国的核心理由，每本书中都有详细的相关描述，这方面原因也确实十分重要。费米是处事冷静的人，他的出走当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策划已久。最初是他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烈的出国发展想法，虽然意大利逐步排挤犹太人也是重要因素。费米离开意大利去美国定居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费米的恩师科尔比诺去世、科尔比诺的政敌上台；费米立即失去了保护伞，曾走在康庄大道上的费米小组在科尔比诺去世后很快瓦解、风头不再。根据Gerald Holton 的论文[3]，失去科尔比诺的保护后，几乎难以想象彼时还比较年轻的费米能够经受得住当时那些敌对势力的反对，而洛-苏尔多(Lo Surdo, 罗马大学物理教授、科尔比诺和费米的政敌) 被任命接替科尔比诺为物理研究所主任。这个原因在《费米传》中有隐隐的暗示，不过没有作为重要理由指出来，其他传记中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Holton关于这一点在他的论文[3]关于”学术政治与国家理想”的章节中单独强调。实际上在费米去美国后，费米原来在意大利研究组立即就风光不再，几位成员很快也是各奔东西。

本文讨论的第三方面是，费米全家到美国之后曾经在现实生活遇到来自当地社会在政治上的不信任甚至怀疑。毫无疑问，费米从意大利到美国的第一年确实受到了热烈欢迎，然而第二年因为意大利参战、与德国结盟，因此意大利就变成了美国的敌国，费米也被美国政府列为敌国的侨民，费米和家人都受到当局某种不信任和一定程度的监视。即使不久后被学术圈强力推荐到曼哈顿计划初期依然如此。那段时间费米的生活和工作受到限制，他们全家的周围不时有疑神疑鬼的目光，他们也有一点儿夹着尾巴做人的味道，他们全家在那个阶段有相当重的心理负担，都承受了相当大的社会心理压力。他们烧掉了女儿以前的读物；儿子朱利奥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评价被费米夫妇严厉训斥、确保他不再讲类似的话[见《费米传》, 第143页]。

在美国生活的普通意大利人曾经或多或少受到某些隐形的歧视，例如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著名学者塞格雷(费米的学生、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美国早期甚至被恶意克扣工资[4]；甚至到了21世纪后，在纪念费米的文集[5]中依然有针对意大利人的负面评论，说费米没有意大利移民某些不讨人喜的典型毛病等。费米和家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来自这类种族方面的困扰？肯定是有的，不过只是没有被关注而已，而这些也是生活的现实。

本文讨论的第四方面是费米在生活现实作为普通人的琐事。费米身为大学者，在想象中费米的“人设”是全身心地投身科学工作、参加科学会议、授课和指导研究生或青年同事等。其实，他就像任何世俗百姓一样也有普通人的烦恼。费米的太太劳拉来自于上流社会，在新婚时期费米的工资比较低。虽然身为罗马大学教授，但是月薪只有大约90美元左右，那时他的目标是能带领家庭过上流社会的生活[《费米传》第56-57页]，劳拉的期待也是如此。为此，费米夫妇开始合作写教材挣钱，1928年婚前的费米写《原子物理学入门》，但是并没有挣到钱，因为毕竟读者少；他们度完蜜月后立即着手写了一本高中物理教材，后来这本教材一直为他们带来经济回报。

费米的学术生涯很顺利、对于科学的贡献大，外界也许认为他不应该为职位、声誉做什么，一切应该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他在早年关于学“术“方面的心思与现在的普通学者没有什么两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社会环境中、没有人生活在完全不受影响的真空中。他从莱顿访问回来后着急找工作，为此他发表了许多文章，特别是用意大利语写了尽可能多的论文。根据文献[3]“对于传统的适应”这一节中所转载塞格雷撰写的费米传记[6]，虽然费米尽量使这些文章水准尽可能高一些，显然他对于论文的篇数很在意，看到论文累起来越来越高而感到满足… … “他相信论文的篇数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评委们应该都是很懒的，或者其实也没有能力评估他的科学贡献”。

国内当然也有很多人希望通过增加论文篇数作为评职或升职的依据和筹码，心态与此完全一致，这也是很现实的想法和做法。当今SCI 论文的普通作者们发表了许多质量并不高、不过依然有一定显示度的论文也是为了提职、升职考量、抑或应付某些考核而已。有些地方学生毕业需要发表论文，普通的文章也要发表出来；目前如果学生毕业时发表的论文多了，学生们可以作为求职以及未来升职、申请基金时的敲门砖，就像费米在100年前想到的那样。费米在进入学界初期曾希望尽快提升个人职位而发表许多质量并不很高的研究论文、为了生活而写高中教材等旧事往往为人所忽略。而那些做法其实也正是当今许多年轻科研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状态的写照，这些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和中期是可以理解和无可厚非的；国内科学研究一旦真的兴旺发达起来了、水准真的提高了，那些质量不高的论文也就逐步退出舞台了。

总而言之，费米当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不过费米不是神，他作为普通人也有普通人成长和生活的烦恼、选择和做法，需要为那些琐事而劳心。本文叙述费米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不如意(可能因为费米本人对忌讳并一直埋在心底，本文作者看到的文献里都没有相关具体情节)、在意大利失去保护伞之后的困难、在美国初期全家人受到的怀疑以及职业初期的生涩等，由此知道费米也不是顶着主角光环上场直至谢幕的。费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通过努力，在把那些烦恼和琐事正确地处理好，把一生绝大多数精力高效率集中在事业上的结果。每个人都有烦恼和琐事、都要面对现实，费米在面对交往中的不愉快、羞辱、在面对政治的怀疑和生活的艰辛时做出正常的选择和调适，值得后人借鉴。

费米的这些心理历程也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留学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中华学子们，他们一定有类似的心理历程和各种遭遇，因此都是非常不简单、不容易的。这些优秀归国学子(如钱学森、王淦昌、赵忠尧、邓稼先… …)教养和润泽后世，才有当今不断发展中的、健全的中国科技，而他们无论在归国前后实际上也是历经各种洗礼。因此，本文目的不是有意窥探名人隐私，而是希望从费米经历的那些常人琐事和烦恼中看到普通人的身影，甚至直接映射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或者说每个人其实都是圣人的坯子，被琐事羁绊就演变成一名凡夫俗子，而心理和见地跳出那些烦琐就能活出一个追求圣境的人生，而费米就是实例！

本文作者感谢几位老师 (MJ、ZFS、DHF)在本文公开之前的阅读。

参考文献：

[1] 吉诺-塞格雷、贝蒂娜-赫尔林，《恩里科-费米传:原子时代的诞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对应的英文版原著Gino Segre and Bettina Hoerlin, Pope of Physics: Enrico Fermi and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ag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2016).

[2] 厚宇德，“杨振宁谈科学家与政治以及科学与哲学：庆贺杨振宁先生百年华诞”，《物理》2021年第50卷第9期: 610-618.

[3] Gerald Holton, Striking gold in science: Fermi's group and the recapture of Italy's place in physics. Minerva 12, 159–198 (1974).  https://doi.org/10.1007/BF01553176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milio_Segrè

[5] Jay Orear et al., Enrico Fermi: The Master Scientist. The Internet-First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Emilio Segre, Enrico Fermi, Physici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age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