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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兵车行》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倒数第二句的描写可谓触目惊心。

      盛唐的边塞诗人，未必都到过边塞。这是难不倒诗人的，正好像不到岳阳楼也难不倒宋朝的范仲淹一样，他仍然可以写出立意高、文采斐然的名篇《岳阳楼记》。也许，背诵《岳阳楼记》的中学生，比背诵《兵车行》的多？

     1980年代，唐栋（1952——，1970年入伍）有一篇获奖小说，题目也是《兵车行》（见：《人民文学》，1983年5月）。作品的大背景是西北军营。准确确地说，是喀喇昆仑山区的军营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小说里有这样的细节。汽车司机在路边搜集白骨，然后开展人道主义行动——掩埋。由此，“古来白骨无人收”的记录算是打破了。这还不算完，后来司机还用浇了汽油的白骨，在雪地里取暖。小说的女主角秦月是在搭车时认识上官星的。他是边防军5700哨卡巡逻车司长兼勤杂班班长。她接到的任务是，到这个哨所处理一名伤员。在去哨卡的路上，她追忆先前搭车时的情景，希望早点赶到哨卡、见到上官星。这次开车的司机，显然没有上官星那么“猛”，车速 很慢。到达哨卡之后，秦月才知道上官星已经牺牲，遗体就在她刚才坐的车上。上官星认识的女性只有秦月一个，“希望我为他送行，这样，他会赶到温暖。”

      边地的酷寒与温暖、生与死、苦与乐，在小说中都有描写。虽然，也写到了死亡。唐栋的笔头不像杜甫那样冷峻，它的温度较高。

     27年前，我在兵种小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短诗《燃烧的冬天》。那期报纸，我收藏了几份。每次翻阅，都心生感慨。当期头条作者是我认识的一位记者。他的散文《美丽的英灵》提到了多位以身殉职的边防军人。有两个我是知道的：倪科长是病故的、王教导员是在工程中因塌方遇难的。在祁连山腹地训练时，我见到过倪科长的遗孀带着女儿、紧锁愁眉；王教导员是一个山东大汉，我认识他时，他正担任组织科长，后来担任副团职教导员。王和我聊天时，说过给驻地煤矿广播站写广播稿的事情。他说，这个只算个人业绩，不算单位的。没有为这家广播站写过稿，我却可以在连队里听播音。广播站居高声远；我们的营房在低处。

       理发、看电影、寄信、检查身体等都在煤矿辖区里进行。和战友一起理发时，旁听到了理发员主动退回营业员多给的钱的消息。星期天，赶上煤矿俱乐部放电影，我就感觉很知足了。邮电所到连队也就几百米，我喜欢步行去发信。有一次，我在打篮球时不慎扭伤脚踝，就去煤矿医院看了看，幸无大碍。卫生队太远，交通不便。我宁可自费去煤矿医院。

      现在看来，即使当初觉得近乎无聊的日子，也是有意义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时刻，毕竟是和悄无声息的日子是密切关联的。

       近日，老战友写文章《我与老籍》，回顾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美好时光，他的溢美之词，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的思绪，被文章拉到了数千里和数十年之外。

      杜甫的“君不见青海头......”,描写的是一种悲壮。老战友兼文友写的是一种雄壮。在文章里，他引用了辛弃疾的句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我愿意把后面那句“沙场秋点兵”也抄过来。

     在青藏高原，沙场被“点兵”的感觉也是不错的。点名，在我这里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测量技术比武、另一个是射击比赛。“左手转望远镜、右手扣扳机”，是一种很形象的“军旅表达”方式。虽然熟悉的兵器陆续退役了，可是那种进入沙场、操纵兵器、遂行任务时的感觉依然新鲜。

     “ 对火热的军旅生活难以释怀，也数次谋划过 青海高原海北行”。只要疫情结束，“海北行”就不仅是谋划，而是行动了。

     我记忆中的青海头，与杜甫笔下的大不一样。那些年，连队要么驻扎在矿区附近，要么邻近高原河流。尤其是最后两年，看到了“野花盛开的河滩”。

     有一回，到省城见老乡。老乡不无羡慕地、略显夸张地说，“你们那里可是风景区呀！我们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去的。”这句话，让我感觉幸福指数立刻上升了，敢情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离开那个河滩营地25年之后，我回归过一次。昔日的营房、白杨树都已经荡然无存。可是群山仍然屹立、河水依然在不知疲倦地流淌，静静的白桦林依然默默地仰观白云、蓝天，俯瞰田野、羊群。不用说，那个袖珍的高原草甸，对得起“植物宝库”的称号，正期待着游子的重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