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洲中世纪黑死病（1347-1353）

（一）从《死神的胜利》说起

图5-7  《死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年）1562年的油画 

《死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1562，图5-7）是16世纪尼德兰最伟大的画家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约1525-1569年）的作品。他继承了波希（Hieronymus Bosch，1450-1516年）的艺术风格，也被称为“新波希”；因他画作多为农村题材，所以又被称为“农民的勃鲁盖尔”。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噩梦之一。它以病患全身长出的标志性黑斑而得名，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患者会在巨大的痛苦中逐渐走向死亡。仅1347-1353年，它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大陆——全欧洲大约有2500万~5000万人口在黑死病的痛苦中死去，差不多是十室九空。14-15世纪，在欧洲各国反复肆虐，直到18世纪才稍微好一些。《死神的胜利》便是取材于黑死病，它带给人极大的恐怖感，堪称活生生的一幅“地狱图”：

在疾病的笼罩下，人们被骷髅军队塞进巨型棺材里。远处的浓烟，枯萎凋零的树木，到处竖立的绞刑架，抱着孩子死去的妇人，一个骑士拔出剑来对抗死亡，但是骷髅军却无处不在，甚至在十字架的背后也站满了骷髅军，所有人都必须死在这里，这是死神的收割。

左上角，丧钟被两位骷髅敲响，仿佛预示着死神即将降临，骷髅脚下，随处可见堆积无处安放的头骨。远处，是漫天的火光、光秃秃的山丘和正在被破坏的植被，大自然遭到了破坏。

左下角，昔日至高无上的国王奄奄一息，他的脸色和骷髅手中的沙漏预示了生命的尽头。而国王的死去、士兵对财富的贪婪。

右侧，以棺材为盾牌，骷髅大军乌压压一片，延伸到画布的尽头。近处，张皇逃窜的红衣女子，被骷髅一把抱住无处可逃；身前狼藉的宴席，仿佛在说明在几分钟前他们还在欢聚，丝毫没有意识到即将大祸临头。

右下角的贵族们“无所畏惧”，进行着最后的欢愉，死亡慢慢靠近，他们全然不觉。身披绿色袍子的骷髅烹制好了一盘人骨盛宴，正等待着用餐者。

画面中部，骷髅士兵正以各种方式，杀戮着仅剩的活人，溺死、吊死、穿刺……甚至连畜生都不放过，还有一匹僵尸马。

人们被赶进巨大的捕鼠器中，惊恐万分，两侧黑压压的骷髅士兵整齐的排列着维持着秩序，无人不从。捕鼠器的入口处有宗教符号，这是老勃鲁盖尔对那场瘟疫的记录——面对那场灾难，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者想尽一切办法试图遏制事态的发展，未能如愿，瘟疫过后，人们对宗教产生了质疑，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

看起来，是有些漏网之鱼，但他们的下场并不好，有的被当场行刑，有的被射杀，有的被摔死。目之所及的远处，是浓烟与沉船。一切退路都没了，骷髅在海滩上欢庆着胜利。

死神处决活人的时候，他还在做最后的祈祷。但他自始至终也不明白，死神究竟从何而来，所欲何事？社会各阶层的人不论贫富地位，在黑死病的面前都一样。是真正死神的胜利，人人都将面对死亡，无一例外。

老勃鲁盖尔在 44 岁那年便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程，共留下了 50 多幅油画作品，大多完成于他生命的最后 6 年。但为什么叫老勃鲁盖尔？其实是因为勃鲁盖尔有两个儿子，都是艺术家，一位叫扬·勃鲁盖尔，另一位与父亲重名，父亲为老勃鲁盖尔，儿子为小勃鲁盖尔。而被奉为经典的那幅直面恐惧的作品，就是老勃鲁盖尔的《死神的胜利》。小布鲁盖尔1626年根据他的父亲老布鲁盖尔1562年创作的同名油画所创作的，画面中描绘的内容与前作基本相同，死神骑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率领着死亡之马，向人们进攻，画面左下方画的是已倒下去的皇帝及枢机主教，画面的右下方画的是不知危险迫在眉睫、依然卿卿我我的恋人；死亡对于人的打击是一律平等的......

（二）大致疫情

毫无疑问，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是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有关于黑死病的最早记载是在1348年有一名叫博卡齐奥的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的。后来也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象，通论性著作已连篇累牍，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1. 疫灾起因

关于这场大瘟疫的起源，普遍认为它起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将瘟疫传入，之后由亚欧商人传到欧洲。首先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而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议。2004年，南丹麦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组织的第28届座谈会上，学者们突破了特定流行病研究的时空限制，全面探讨了黑死病的历史发展以及瘟疫的社会文化形态，2009年以会议论文集的形式展示了会议成果——《与黑死病同在》（Live with The Black Death）。

《与黑死病同在》系统论述了医学社会视野下的黑死病。从源头说起，阐述了黑死病的起源地、发病机制、传播模式（尤其是北欧）、消失原因及对人口、经济和文化造成的影响、社会各阶层回应，以及所影响的建筑和艺术在时空上留下的遗迹。

在开篇《瘟疫的出现与消失：仍旧是个谜？》中，彼得·克里斯坦森（Peter Christensen）论述了瘟疫的起源地之争和瘟疫出现与消失的原因。以18世纪为界，之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黑死病起源于“东方的印度”；在18世纪，学界倾向于接受中国起源说；18世纪过后，“中亚理论”则得到支持。

2. 疫灾发展

1347年9月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水路一下子蹦到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攻破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3月一鼓作气占领了居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于是，黑死病在这些城市厉兵秣马、集中兵力，通过陆路、水路，辐射到欧洲的四面八方：从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到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到维也纳；在法国，以马赛为起点，横扫了从普罗旺斯到诺曼底的整个国家，巴黎在1348年8月“陷落”；1348年夏，黑死病找到了进攻英国的突破口——多塞特郡的港口，8月攻克伦敦，翌年征服整个不列颠；1349年初，黑死病从法国的东北部越过莱茵河，5月到巴塞尔、8月法兰克福、11月科隆，1350年抵达汉堡、不来梅、但泽……黑死病的远征又转向北欧、转向东欧，1352-1353年，最终来到了俄罗斯，结束了它这次触目惊心、血腥的征程。

3. 疫灾影响

以国家而论，在这次大瘟疫中，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而少数国家如波兰、比利时，整体上较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在惨状前，薄伽丘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与佛罗伦萨相比，在它北面的另一大城市米兰却分外幸运：在黑死病黑云压城般的包抄中，竟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当然，像米兰、布拉格这样幸运的城市只构成少数的例外。大部分城市都无法幸免于难。

欧洲大伤元气，因大瘟疫传播而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在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

4. 文明影响

爆发于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对欧洲文明发展方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它已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因为黑死病而突然变得顺畅了。因而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三）防控情况

1. 天谴论

现在看到的文献，最早对黑死病进行解释的似乎是阿格拉蒙特的詹姆斯（James of Agramont）。他在1348年写了一篇小论文，简述了瘟疫在他所知地区的传播经过和瘟疫所到之处的悲惨景象。在他看来，这种疾病根源在于罪人触怒了天主，这种解释也是希伯来-犹太传统宗教的经典解释。在《圣经》当中有大量关于瘟疫的记载，而瘟疫的流行往往被视为来自神的惩罚。比如《旧约·申命记》第二十八章中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得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痢疾、刀剑、干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瘟疫的流行是对人类傲慢的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以瘟疫的形式促使人们认罪并引领人们悔改。

《圣经·默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分别是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瘟疫爆发被视为末日即将带来的前兆。马格德堡的康拉德曾经写道，当人类普遍陷入罪恶之中，瘟疫的到来就是神明积聚的愤怒，是对人类罪恶行为的残酷揭发。大多数神学家和布道者们也持有基本类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人类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使魔鬼获得了侵入人类身体和人类社会的机会，从恶如崩一般地搅乱了整个人类正常生活，并扰动着所有人的心灵。但也有些人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瘟疫的发生是“净化人类群体、促使人类悔改的必要步骤”。

面临黑死病的蔓延，出现了许多对肉体进行极端惩罚的激进苦修者，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鞭笞者团体。鞭笞者运动在13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北部地区，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基督教的苦修传统相契合，但其表现形式却极其暴力血腥。许多参与者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耶稣受鞭打的模仿，也是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公开赎罪。除了大量的平信徒参与之外，鞭笞运动中更包括了大量的隐修士。他们的鞭笞活动多以三十三天为一个周期，这个数字正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生活的年数。早期关于鞭笞者的文献指出，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参与到了这场行动中，甚至许多市政官员和贵族都参与其中，认为正是自己的罪过引发了这场瘟疫。这些人赤着脚从一个城镇游行到另一个城镇，一边挥舞着带铁钉的鞭子游行，一边高唱赞美诗。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对于死亡和末世的恐慌也越发强烈。当时的见证者说，随着这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情绪的迅猛扩展，狂热的鞭笞者认为这场赎罪的活动要持续三十三年，直到基督王国的救赎与弥赛亚的最终降临。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更是逐渐产生了反对教士主义、官僚体系和进行社会革命的激进思想。

这种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鞭笞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当时的教宗克雷孟六世不得不在1349年的10月20日发表教宗谕令，治则这些鞭笞者的行为只是“充斥着迷信的徒劳”，认为他们是趁着瘟疫蔓延之际人们的恐慌，以“捏造和虚伪的言辞”来否认教会的权威，挑战教会的权力，甚至直接呼吁世俗政府对这种公共集会式的公开忏悔进行强力干涉。然而，鞭笞者们却对教宗的谕令回答以“不能”、“不明白”，仍旧不断地用带着尖锐铁片的鞭子抽打着自己的身体，以作为悔改的标记。

这种极端的自我肉体惩罚行动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历史渊源和基础。对作为主流的教会来说，瘟疫的惩罚是为了劝人悔改的一种手段，虽然极其残酷但只是暂时的。而对鞭笞者来说，瘟疫的蔓延与在灾难中所见到的苦难景象，使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永恒惩罚与谴责的标记。因此，鞭笞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地狱永火的焚烧，他们害怕了，他们恐惧到了极点，他们似乎已经不再相信教会能够成为诺亚方舟带他们脱离苦难。

2. 占星学解释

我们常说的flu是 influenza的缩写，常翻译成感冒，其实单词的愿意是因星星的转动，导致地面上形成了瘟疫，源自与星相学对瘟疫的解释。那时许多知识阶层的人都认为，人体的病症和瘟疫的蔓延与天文现象有关，如牛津大学的莫城的杰弗里（Geoffrey de Meaux）专门撰写了《瘟疫的星相学原因》一文，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医学知识，给出恰当的补救方法”。在经过一大通火星、木星、土星汇聚在水瓶座使瘟疫爆发的论证之后，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尽可能生活在旷野之处、在密闭空间焚烧乳香、少吃动物的肉、多食用蔬菜水果、不要随便洗澡、更要禁绝房事等措施。

在黑死病蔓延期间，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和各个地方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虽然其中许多宗教仪式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显得荒诞不经，但在那个时代对稳定人心非常有效。比如，当时英国的主教们要求人们在每周三和周五的补赎日进行集体赤脚游行，要禁食祈祷，在一切空闲时间多念诵《天主经》和《圣母经》。

3. 医学救治

作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力量，教会在各地设立医院，提供日常医疗服务。14世纪的英国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可以说走在了各大中古国家的前列，虽然全国只有大约400万人口，却有600多家医院。当然，这些医院主要也是由教会的神父、隐修士和修女们组织起来的救护所，无法提供现代意义上的治疗，更多只是予以基本的照顾和清洁。同时，一些主教也开放自己所辖的教堂，使那些尚未感染的人有避难之所，并接济他们的生活。

在当时由世俗政府所主导的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限制人口流动。欧洲许多城镇在瘟疫来临之时紧急订立法律规条，严格限制受感染严重地区的人群向其他地区迁移。在一些海港城市以及商贸要地，政府会专门派遣武装人员进行拦截，甚至对试图逃出疫区的人就地正法。比如在意大利黑死病盛行时期，皮斯托亚要求所有经过重点疫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或者船只、货物都不允许进入该城。皮斯托亚的居民也不许离开，尤其是不得进入疫区及周边地区，特别是比萨和卢卡等受瘟疫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如因紧急要求，必须要进入或经过这些地区的，只有在市政厅获取通行许可才能够出行。

隔离的政策在中世纪时期也非常流行，威尼斯作为港口城市，人员来往复杂，所以最早设立了隔离法。在1348年，威尼斯市政厅为保证当地居民的安全和贸易，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只和船员必须在指定地点隔离四十天，确认无事后方可在周边进行交易。威尼斯政府有权禁止任何可疑的船只、货物或个人进入所辖地区。到1403年，威尼斯在纳匝勒的玛丽亚岛上建立了拉撒路医院，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隔离医院（图5-8）。

图5-8  威尼斯的隔离区：建立隔离点拉撒路医院的纳匝勒的玛丽亚岛 

1374年，米兰大公也对米兰城中的瘟疫状况做出指令，要求所有受瘟疫感染的人必须离开城市，到指定的森林郊野地区生活，一直等到这些人痊愈，或者死亡。到1377年，米兰人又将拉古萨指定为隔离区，凡是从“疫区”回来的人都必须在那里生活一个月，经过“阳光与风的净化”后，才可以进入米兰。

世俗政府是瘟疫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重建的主要力量，世俗政权面对瘟疫的救助功能首要体现在减免税收上。比如在英国，由于大量劳动力的丧失，使国王和各地领主不得不降低税率，以减轻人口恢复和经济复苏时期的经济负担。其次，世俗政权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瘟疫时期，许多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而四处奔逃，很容易造成瘟疫的快速蔓延。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地，国王与执政官们都禁止人口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迁移。此外，由于城市中的人口聚居使死亡人数众多，导致原来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周边农民拒绝进入城市输送粮食，这也需要世俗政权加以协调和武力强制。最后，为了恢复经济，世俗政权也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保障复工和经济稳定。这一点在英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劳动力丧失，从某种角度来说促进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城镇化”运动。雇佣劳工往往待价而沽，从一地流动到一地以换取更好的劳动待遇。为了限制这些劳工的工资上涨，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9年颁布了《劳工法令》，要求所有健康的劳动者必须从事劳动，工钱只能以1346年的支付标准为原则，且劳动契约不得短于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