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迟子建在小说的“跋”中讲过，以一个90岁老人的口吻开始故事，“这是一个我满意的苍凉自述的开头”。与其说作家是对这样一个开头满意，不如说是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符合自己对小说叙述要求的视角和方法，也就是她接着讲到的，为小说故事“确定了叙述方式和创作基调”。迟子建特别愿意把自己的这种叙述方式和创作基调比附为一首完整的交响乐，即“清晨”、“正午”、“黄昏”和“尾声”四个乐章。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交响曲”，也是一个沧桑老人对自己命运的追溯与回顾。说到底，这还不是对一个正在改变族群结构、生存方式和部落历史的民族的完全总结，而是带着作家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心中的交响曲”。可以说，从这部小说中通读鄂温克民族的完整历史不是阅读这部小说的实际效果，也不是作家创作的初衷。能不能与作家内心的诉求相吻合，能否对其中重要的乐章有所共鸣，这才是作家企望与读者间达成的真正和谐。

在我看来，把一个民族的生存历史和盘托出，或者，借一个人群数量很小的民族来展现一部百年大历史，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小说为什么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影像，但并没有完整呈现的原因之一。换句话来说，我们应该站在额尔古纳河的左岸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看看迟子建的“心灵史”而非社会历史，因为我们不敢奢望走到彼岸看清老人家的心灵面容。一个蜕变的心灵在用沧桑的语调，平静地讲述着一个民族在迁徙中正在改变和失去的一切。它符合迈克尔·伍德在《沉默之子》中对当代小说的看法:“小说成了一种忧伤但慷慨的模式:关于丧失它教给了我们许多。”也因此我并不想过多地描述小说叙述中传达出的种种关于鄂温克民族生活与历史的经验和特性，而更看重那一团团意绪与感情的暧昧模棱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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