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关键科技领域的战略选择为什么错了

——从第五代计算机到氢能源战略失败的启示

李侠[1]  张鹏[2]  王珂[3]

内容摘要：第五代计算机与氢能源计划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两项重大科技发展战略，事后证明这两项重大科技发展战略都没有实现预定目标，导致日本在这两个领域都被产业边缘化，丧失了宝贵的发展契机。造成日本战略选择失误的原因有四个：第一，认知偏见与民族主义思潮会影响战略决策的制定；第二，技术目标严重超前，导致相关领域无法提供支持；第三，缺乏明确的应用场景导致无法得到市场的持续支持；第四，对战略目标的本质与特征认识严重不足，导致困难问题揭示不足与公众认同难以建立。今天中国的科技也发展到与当年日本同样的阶段，各种外部情况高度相似，如何避免战略决策失误已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探析日本的教训对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日本；第五代计算机；氢能源；战略决策失误；思维惯性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科研活动呈现出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深度交叉、资源依赖性强等新特征，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1]与科学家个人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不同，大科学时代的重大科技攻关往往需要国家层面集中投入巨额资源，动员众多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参与，科技投入巨大，但是产出却充满高度不确定性。^[2]这也使得科技发展战略的目标选择本身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变量，一旦政策目标选择出现偏差，结果很可能南辕北辙，甚至丧失宝贵的发展契机。

现有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科技政策已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毕竟一项科技发展战略确定下来以后，各种资源（人、财、物）以及相关政策倾斜都会向政策确立的锚点集聚。^[3]这不仅决定了短期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在深层次上塑造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长期演化路径。^[4]正因如此，战略目标选择的准确性便成为决定科技发展成败的关键。倘若战略目标选择出现方向性失误，那么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包括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成本、巨额研发资金的沉淀、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都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沉没成本，不仅难以回收，更可能因路径依赖效应而进一步加剧系统性风险，使国家在特定技术赛道上陷入越错越投、越投越错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方向，在当下已然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与现实课题。战略选择的优劣，往往直接决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边际效益。^[5]正确的战略选择能够以较小的投入撬动巨大的创新产出，实现事半功倍的杠杆效应；而错误的战略选择则可能使大量资源付诸东流，陷入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的困境。

有鉴于此，对科技发展战略决策失误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反思，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拟以日本在科技发展战略目标选择中的典型失败案例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其决策失误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原因，这对于我们当下的科技管理模式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日本第五代计算机项目的缘起与落幕

1982年4月，日本通商产业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简称MITI)联合富士通、日立、三菱等八家日本企业，启动了一项为期十年的第五代计算机的研究项目，这项由日本政府主导的研究计划雄心勃勃，意在赶超美国，使日本成为全球计算机行业的领导者，目标是开发适用于知识信息处理的大型计算机系统，打造具有超级计算机性能的划时代计算机。此前日本经过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基本追平美国，因此五代计算机项目被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该项目不仅能够确立日本在计算机领域的领先地位，还有望提升其全球声望，同时反驳国际上指责日本在技术上“搭便车”的声音，而该项目的推动将直接激发日本原创性研究，为国际社会贡献科研成果。^[6]

之所以命名为第五代计算机，是因为在计算机硬件发展史上，按照电路工艺划分，第一代是采用真空管的计算机，第二代是采用晶体管的机型，第三代是采用集成电路，第四代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四代计算机均是基于冯·诺依曼框架，在执行任务时需依赖特定的精确指令，主要用于商业运算和信息处理，而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的设计理念则完全不同，它运用大规模并行计算和逻辑编程路径，能利用自身数据库知识，从不完整的指令中推断出所需的运算结果。这意味着新一代计算机将具备推理和知识处理能力，一旦研发成功这类计算机的应用场景也将更加广泛。对日本而言，五代计算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将为日本计算机制造带来重大突破。该项目与早期联合研发的重大不同在于，早期目标是追赶IBM及其他领先企业的尖端技术。尽管美国在此前已尝试过并行推理研究，但尚未开发出非冯·诺依曼模型的并行计算机。因此，该项目的可行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模型，且短期内几乎不具备商业化前景，^[7]一定程度反映了这场弯道超车的激进决策模式。

该项目是如何推动的呢？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电气技术实验室 （Electrotechnical Laboratory，简称ETL） 发现基于Prolog的逻辑编程技术及具备推理能力的新计算机蕴含着巨大潜力，而此时通产省也在考虑开发一种新型计算系统。为此，1978年通产省召集各界就新型计算机的技术特性开展研讨，并在之后成立了第五代计算机委员会，由时任东京大学教授元岡達（T. Motooka）担任主席，用三年对该项目进行系统研究，来自日本各大高校、公私营研究机构以及计算机企业，累计超过百名的研究人员参与。委员会下设计算机模型分委会、基础理论分委会以及系统化技术分委会。由ETL的渕一博（Kazuhiro Fuchi）领导的基础理论分委会主张聚焦新型并行处理计算机，但当时日本整个计算机领域并非完全认同这一思路，产业界普遍认为传统计算机模型在未来几十年还会继续主导市场，因此主张扩大其应用范围而非脱离这一模式。然而受开发新型计算机实现赶超这股热情的影响，企业代表也逐渐转变态度，最终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开发并行处理计算机的方案。1981年，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五代计算机项目的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知识信息处理系统的挑战：第五代计算机系统初步报告》，^[8]并在第一届第五代计算机国际会议上对外公布，尽管部分与会者对项目的可行性仍持怀疑态度，但总体而言该项目获得了热烈反响，使通产省确信其具有重要价值。^[9]这样，经过三年的筹备，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在1982年正式启动。

为了推进该项目，日本政府与多家日本计算机公司联合成立了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Generation Computer Technology，简称ICOT），由渕一博担任负责人，研究所下设三个实验室，分别负责硬件研发、基础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研究人员则从这些联合企业的实验室中借调，大约40名左右优秀的年轻研究人员加入到该项目，轮岗期限为三至四年。该计划得到日本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支持，主要围绕问题求解及推理功能、知识库系统、智能交互领域展开。为了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第五代计算机的关注度，ICOT不仅每年邀请五位领域内的学者加入项目，还创办国际学术期刊《新一代计算杂志》，以提升日本计算机领域在全球科学界的影响力。^[10]日本五代机计划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奋起直追，不久美国成立了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公司（MCC)，英国启动了Alvey计划，欧洲启动了欧洲信息技术战略项目（ESPRIT）等。

从1982年至1994年的13年间，日本政府共拨款570亿日元（约合3.2亿美元）^[11]，最终生产了五台并行推理机（PIM），距离五代机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如今，PIM/p 和 PIM/m 保存在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由于第五代计算机项目一开始就强调了对全人类的有益影响，但最终几乎未能开发出具备预期推理能力的实用产品，日本的这项举国计划更多描绘的是技术发展方向，而非新技术的应用领域。这一时期日本的科技决策多由通产省牵头决定路线，科研院所与企业更多是执行层，1994年后日本国家层面不再搞大规模软件举国项目，决策偏好从追赶转向深耕，放弃全面赶超转向长周期建设。同时，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此后不断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决策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12]2001年日本根据科技发展跨组织、跨专业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对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进行了改革，将赶超阶段建立的“科学技术会议”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强化其对科技政策的主导作用。^[13]2014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为加强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引领，日本政府把“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又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以实现创新立国的目的。从现在的视角看，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总体上看应该是失败的，尽管这是科学进步征程上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它直接影响了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路径，战略目标选错了往往很难掉头，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在这些领域日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至今日也没有出现世界性的产品和公司。同时期，作为世界计算机的主流领导者美国的选择模式与日本截然相反，‌1981年8月12日，IBM发布IBM PC（5150）‌，搭载Intel 8088处理器和微软MS-DOS操作系统，确立了“个人电脑”（PC）的商业标准，此时，Apple II持续热销，个人电脑时代开始加速，与之相关的消费市场快速形成兴起并繁荣起来，美国计算机的战略选择模式是典型的从下往上模式，市场为王，政府为辅。两种模式的最终结果令人震惊，即便战略选择仍采用从上往下模式，试想如果日本当年不是选择第五代计算机而是其他的技术路线，如拓展冯诺依曼结构的发展路径又将是怎样的结果？

三、日本氢能源技术的起兴与不确定的未来

在日本的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能源问题始终高悬于其他国家战略之上，构成一种潜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风险。作为一个四面环海、本土化石能源禀赋极为匮乏的岛国，日本在能源供给端长期高度依赖海外进口，这一结构性特征使其在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与全球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面前，暴露出显著的战略脆弱性。在此背景下，寻求一种来源广泛、储量可观且兼具清洁性与高效性的替代能源，已不再仅仅是日本应对环境压力的政策诉求，而上升为关乎国家生存与经济安全的根本性战略命题。在诸多新能源技术路径选择之中，氢能源凭借其高能量密度、可长期储存、应用场景多元以及零碳排放等独特的物理化学属性，逐步脱颖而出，成为日本能源转型战略蓝图中的核心支柱。回溯日本氢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早期基础科学探索，到局部商业化应用，最终迈向全面重构国家能源体系、构建“氢能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

日本对氢能源技术的系统性关注与技术储备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时期。两次石油危机对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冲击，导致通货膨胀急剧飙升、工业生产严重受阻。日本政府遭此重击开始将新能源技术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1973年，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业技术院整理并公布了《新的绿色能源技术开发计划》（简称《阳光计划》）；同年，工业技术院产业技术审议会能源技术特别部相继出台《有关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的推进体制》与《有关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推进方式》，明确提出围绕太阳能、地热、煤炭液化气化、氢能四大新能源领域展开政策支持。1974年3月，通产省进一步颁布《阳光计划实施要领》，同年7月出台《阳光计划基本方针》，强调日本应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内加速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使新能源成为分担国内能源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承担计划推进职能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正式成立，此后成为日本能源技术研发的核心执行机构。1993年，《阳光计划》与另一相关计划整合为《新阳光计划》，该框架延续至2000年。

在上述政策的支持下，1993年启动的《世界能源网络计划》（WE-NET）具有重要意义。^[14]该项目首次提出以氢为能源载体，将可再生能源与发电、交通等终端用途连接起来，构建清洁能源网络的系统构想，从而将氢能置于国家能源整体系统设计的核心位置。然而，这一时期的根本特征在于氢能仍停留在国家科研构想的层面，其核心目标在于攻克氢能制备、储氢、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尚未进入市场推广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燃料电池技术的实质性突破，日本氢能发展迎来了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转折期。氢能源通过与日常耗能产品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快速推广，其中氢能源电池与氢能源电池车（FCV）成为其主要的应用方向与发展载体。2009年，松下与东芝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家用燃料电池系统ENE-FARM，其能源综合效率超过95%。2014年12月，丰田Mirai作为全球首款商业化量产氢能源电池汽车正式上市。^[15]上述技术突破使氢能源再度受到广泛关注，并推动其应用领域持续拓展。

事实上，真正将氢能推至日本国家最高战略层面的是2011年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这场灾难彻底动摇了日本长期以来依赖核电实现能源自给的既定路线。随着全国核电站大规模停机，日本不得不重新大量进口昂贵的液化天然气与煤炭以填补电力缺口，导致贸易逆差急剧扩大、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反弹。在核电复苏遥遥无期、传统化石能源不可持续的双重挤压之下，构建安全、清洁、自主的能源网络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空前紧迫的战略任务。氢能源凭借其能够将海外未利用能源或国内可再生能源转化为易于储存与运输的独特优势，成为填补这一能源真空的关键战略选项。日本政府开始将氢能发展系统性地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因此2013年，安倍政府在《日本再兴战略》中将氢能发展提升为国策，并着手部署加氢站建设的前期工作。2014年4月，第四次《能源战略规划》经内阁审议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在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氢能社会”的宏伟愿景。所谓“氢能社会”，并非将氢气仅作为边缘性的补充燃料，而是要在发电、交通、工业生产、城市运转乃至居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将氢能渗透为基础性能源载体，最终实现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耦合。该计划首次将氢能与电力、热能并列为核心二次能源^[16]，明确提出制定迈向“氢能社会”路线图的必要性。同年，经济产业省据此发布《氢能与燃料电池战略路线图》，以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工程可行性的方式，将氢能利用规划为三个递进阶段，即燃料电池普及、氢发电与大规模供应链建设、无碳氢供应体系确立，并为各阶段设定了明确的量化发展目标与时间表。

此外，2017年12月，日本审议通过《氢能基本战略》，成为全球首个发布国家级氢能战略的国家。这是全球首个国家级氢能综合战略。该战略将氢能定位为与常规化石燃料同等重要的新型能源，确立了2050年愿景和2030年行动计划。核心目标是通过扩大需求和建立国际供应链，大幅降低氢气成本，使其达到与传统能源具备竞争力的水平。^[17] 2018年7月，第五次《能源战略规划》审议通过，延续了氢能社会的战略定位。2019年3月，《氢能与燃料电池战略路线图》完成修订；同年9月，经济产业省发布《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开发战略》，将研发重点收敛于燃料电池、氢供应链与水电解三大领域的若干优先技术方向。这一时期，日本试图凭借其在燃料电池领域领先的专利布局，确立全球氢能技术的主导地位。

进入202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速，特别是2020年日本政府正式做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氢能源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被推向了新的高度，日本氢能发展进入战略深化与调整期。在《伴随2050年碳中和的绿色成长战略》中，氢能被列为14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不仅是交通运输领域脱碳的关键手段，更被赋予推动钢铁、化工等难脱碳工业领域实现深度减排的历史使命。例如，日本正在大力研发的氢能炼钢技术，试图以氢气替代传统焦炭作为还原剂，从根本上消除钢铁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为支撑这些需要长周期、高投入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日本政府设立了规模高达两万亿日元的绿色创新基金。然而，进入2022年以后，全球氢能发展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一方面，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促使欧洲各国加速向绿色氢能转型的步伐；另一方面，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史无前例的巨额财政补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虹吸氢能产业的资本与技术。面对欧美国家的强势崛起与中国在电解槽及可再生能源制氢领域的规模化优势，曾经作为行业先驱的日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为巩固其战略先发优势并应对新的地缘经济挑战，日本政府于2023年对《氢能基本战略》进行了时隔六年的全面修订。新版战略展现出极为强烈的扩张性与危机感，不仅大幅上调了2030年及以后的氢气供应量目标，更提出要在未来十五年内撬动超过十五万亿日元的官民巨额投资，并将增强全球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纳入核心。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新战略在学术与产业定义上进行了重大拓展，将氨能正式纳入核心战略体系。至此，日本氢能发展已从早期的基础科学探索，历经局部商业化应用与国家战略建构，最终进入以碳中和为引领、以全球竞争为驱动、以多元能源载体协同为特征的全新战略阶段。

表1：日本发展氢能源的国家战略的历史演进脉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回望日本氢能源战略的发展历程，日本的氢能源发展目标呈现为明显超前状态，导致相关产业链迟迟无法建立起来，由于其他国家基于自己的国情很少介入该领域研究，导致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以及相关市场开拓始终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再加上日本本土市场的狭窄以及其他国家没有同步跟进，真实有效的消费场景迟迟无法形成规模化效应，导致清能源技术始终处于半冬眠状态。与之相反，起步相对较晚的锂电池技术，由于技术的快速突破，知识积累的增加、技术迭代快速以及多国跟进形成的大市场，这一切促使新能源电池快速成为新能源技术领域的主流，在这一轮竞争中以中韩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相较于锂电池为代表的新能源至少在应用场景与可持续性上完胜日本的氢能源技术路线。时至今日，在开发氢能相关技术与降低制氢成本等关键环节上进展缓慢，有效的氢能消费市场迟迟无法形成。^[18]也许从碳排放的终极角度来看，氢能源是最终的解决之路，但是早产的技术不仅无法快速成长，反而有可能耽误国家的整体发展进程，在以新能源电池为代表这轮竞争中，中国的技术战略选择恰恰是从难度适中的技术路线切入的。

四、日本科技战略选择失误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以清晰看出日本在产业界的科技战略决策之所以出现重大失误，皆是由于其独特的科技决策模式造成的，那么日本的科技战略制定的决策结构有哪些特点呢？众所周知，日本的重大科技决策都是由日本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ouncil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以下简称CSTI)拍板决定的，该机构成立于2014年，是日本政府主导全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参谋机构，负责科技创新政策的规划、拟订、调查、审议与推进，是政府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重要纽带。CSTI历经三个发展阶段，每次调整其职能在不断调整，地位也在不断提高。^[19]这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科学技术会议（1959-2000年，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ST），其主要功能是咨询审议功能和综合协调功能；第二阶段，综合科学技术会议（2001-2013年，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STP），其规模、组织、权威和职责均远超CST；第三阶段，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2014年至今），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由原来关注“科技”升级为“科技创新”，二是强化CSTI统揽日本科技创新体系的“司令塔”地位。CSTI理事会由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担任会长，包括负责科技政策推进的担当大臣在内共有15名成员。从这个理事会的功能设置和组织结构安排上可以清晰发现这是日本科技战略的实际操盘手，而且几乎完全是从上到下的运行模式，这种战略制定模式其中蕴含的所有缺点都将在重大战略实施中呈现出来。

通过上述两个具体案例可以看出，日本战略决策制定模式的一个显著缺点就是采用了从上到下的模式，导致决策纠偏机制严重不足，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所言：“评判标准上的纯粹内部原则最大也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问题在于：以这种标准进行的检验，很容易变成与来自外部真实世界的信息反馈完全隔绝的检验，而成为在自己的验证方法中进行循环论证的检验。”^[20]这种自上而下的战略决策模式始终无法绕开反馈失灵与循环论证的困境。相反，那些基于市场原则的自下而上的战略决策模式可以很好地避开这种陷阱，道理并不深奥，诚如索维尔所言：“那些主张类似自由市场这样的社会决策制定模式的人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竞争的体系性结果，通常会比以‘国家利益’之名负责全部过程的代理决策制定者所强加给全社会的共同目标要好。”^[21]作为对照，可以解释为何美国在众多的科技战略决策中最后总能踏上时代发展趋势的大船，不是他们的决策制定者比日本或中国的学者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采用分布式的市场决策机制，在试错中市场筛选掉那些错误的决策。而那些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战略最终生存下来，这也是由于知识的分立特性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拥有所有的知识，无数来自社会的不同个体拥有不同的知识在自利的动机驱使下完成了这些伟大的试错和纠偏。在宏观层面来看，众多技术路线中总会有一种战略目标的选择是正确的，而采用这条路线的科技公司也将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科技公司。相反，那些采用自上而下战略决策模式的国家在制定战略时由于缺少试错与纠偏机制，这种背景下的决策无疑就是一场豪赌，如果赌对了，借助于国家力量某些被选定的领域将会快速成长起来，反之亦然，科学史中无时无刻不在重复上演这类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为了更深入揭示自上而下决策模式的内在运行机制，我们不妨审视一下作为综合科技创新会议的标志性产物之一的“跨部门战略创新促进计划”（Cross-ministerial Strategic Innovation Promotion Program，简称 SIP 计划）的运行模式。2014 年，SIP 计划首批资助了“变革性燃烧技术”等11个专项，于2018年实施结束，投入预算总额1580亿日元，其中第1～4年每年预算325亿日元，第5年预算280亿日元；2018年，SIP计划继续启动第2期资助，共计资助“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网络空间基础技术”等12个专项，投入预算总额1445亿日元，其中第1年资助325亿日元，第2～5年每年资助280亿日元；2023 年，SIP计划启动第3期资助，共计资助“可持续供给的丰富食物链的构建”等14个专项，其中2023年度预算为280亿日元。SIP计划的资助经费由日本中央财政于内阁府单列的预算渠道——“科技创新创造推进费”提供。^[22]这些来自政府财政预算的投入支持了自上而下模式的运行，但是也堵塞了自下而上路径的发展空间。再比如日本另一项中长期科技规划也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每次微调推进，1996年起，日本常态化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作为指导中期科技发展的纲领性规划，根据国家发展阶段明确重点目标，完善创新实践中的薄弱环节，以五年为周期，至今已出台七期（2026-2030）^[23]。就拿最新的第七期基本计划来看，日本第七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于2026年3月27日由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国家科技战略最高纲领性文件。政府研发投资60万亿日元、官民合计180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资助额度。由于资金投入是科技发展的最大激励因素，我们不妨看看前六期基本计划日本政府对于科技直接投入的变化，见图1。

图1：日本科技基本计划政府投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研究领域与内容来看，日本第七期科技基本计划包括如下内容：6大战略支柱、17大新兴基础技术领域+6大国家战略技术领域、13项关键指标目标、CSTI强化等核心内容。^[24]这些领域和内容一旦确定，资源就会在战略规划的引领下流向这个领域，相反那些没有列入计划清单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将很难再获得发展空间。问题是这些领域与研究目标的设立一定是对的吗？在资源的硬性约束下，同一时期几乎没有多余的资源用来试错，这种豪赌一旦失败就会错失发展机遇。回到本文的案例第五代计算机、氢能源以及未论述的等离子体电视（对标液晶电视）等，都是这种自上而下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 1915—2014）在探讨社会经济制度是应该集中还是分散的主题时曾提出两个经典命题：原理4：政府可用于压制反对派的资源相对于反对派的资源下降，政府宽容反对派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原理5：政府使用暴力或社会经济制裁手段压制反对派的能力下降，政府宽容反对派的可能性会增加。^[25]达尔所谓的压制无非两种情形：强制与说服和诱导，显然实行自上而下的国家在这两种压制手段上是有优势的，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一种探索未知的事业，那么一味强调通过控制资源来调控科技发展轨迹的行为就是充满风险的。

五、日本科技战略选择失误带来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与氢能源发展战略的考察，可以得到如下四个具有普遍性结论：第一，国民的认知态度与民族主义思潮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国家科技战略的制定。由于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在全球的杰出表现，导致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中出现了日本已经在所有领域遥遥领先的幻觉，这种充满自满与自负的群体认知偏差具有传染性，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集团，群体认知定势以思维惯性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传递到最高科技战略决策者的头脑中，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失败与这种整体认知偏差有直接关系。想想那些决策者，“如果个体面临交叉性的压力，那么他或她的社会政治行动必将是相对温和的。…群体认同可以为个体带来私利，包括控制组织的权力、获得再分配资源，以及认识论上的家园舒适感。”^[26]往深里说，日本国民的这种认知模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所言：“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日本人的观念是实施某一行动而没有将目标达成，这算是犯了错误。倘若是以失败告终，他就将抛弃这种视为失败的目标，他们并不对这种失败的目标过分执着。”^[27]如果按照日本国民的这种性格外推，在未来他们还会在重大战略决策中出现失败，因为他们认为那仅仅是犯错无关道德与正义，而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有问题的。第二，技术目标严重超前，导致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相邻技术发展不充分，支持实现核心目标的基础研究、技术与人才库存严重不足。各种短板的叠加最终成为无法逾越的发展瓶颈。宏伟目标大多沦为攻克各种短板的补课性努力，结果造成最终无力支撑核心目标的实现。纵观第五代计算机与氢能源技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知识积累、技术与人才储备都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说这两个领域在那个时候还处于发展的萌芽或者起步阶段，根本不具备实现技术革命的条件，此时的激进决策无异于拔苗助长。第三，缺乏明确的可以商业化落地的应用场景，导致科技战略目标制造的需求无法持续得到社会资源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只能靠国家投入续命。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如同高山雪水流向了沙漠，由于缺乏市场需求这条支流的持续补充，最终导致目标草草收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战略目标的选择，尤其是偏向于应用基础研究的战略目标应该采取巴斯德象限的模式，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这样反而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如果固执地采取玻尔象限（纯粹基础研究）的模式，结果可能就是失败。第四，仓促上马导致对目标的本质与特征研究严重不足。纵观日本在这两项关键技术上的战略选择，时间过于仓促，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贸然推出如此重大的科技战略目标。由于讨论不充分，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刻揭示，科技共同体对目标的本质揭示不足，公众对新目标的认同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市场落地的能力受限。这两类不足的共性是对目标中蕴含的困难问题考虑不周，这些缺陷都要在后续的实践中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科技战略目标的选择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当今的中国也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的自负与自满情绪已从隐性转为显性，再加上当下恶劣的国际环境，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情绪正日益高涨，此时偏见与刻板印象就会在战略决策中以下意识的方式呈现，尤其是偏见对决策影响巨大，诚如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1897-1967）所言，偏见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喜爱或厌恶的态度，必须与过度泛化的信念有关。”^[28]，当下公众对科技与创新的普遍性欢迎的态度与希望通过科技实现自立自强的坚定信念已然成为一种基本的认知生态位，群体开放的态度开始转向封闭的自我认知转变，此时此刻，科技战略大跃进与技术冒进的群体心理基础已具备，决策者也无法逃脱文化氛围与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即便战略目标所涉领域的知识积累、人才储备以及邻近技术支撑并不充分，高估现有能力已成为群体的共识，那些决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往往沦为偏见累加下的副产品。历史重来没有远去，“我们的沉没成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文化的沉没成本已经被转换成信息与默会的知识，而它们并未随风飘逝。…多数的沉没成本还会塑造我们的偏好。”^[29]这种情形在科技史上屡见不鲜，除了文中提到的日本案例外，美国1971年出台的《国家癌症法案》同样是失败的科技案例。理性人常常做出非理性决策恰恰是历史的常态，这就解释了为何在科技战略决策上出现偏差是如此常见的深层原因。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警惕，这是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群体认知与民族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又一体现。成熟国家的标志就是能跳出认知的路径依赖，以审慎的态度处理那些虚假的共识与宏大的激进路线，脚踏实地以适中的技术路线切入，不为群体认知与意识形态的激进所困扰。否则一旦战略决策目标的选择出现失误，造成的不仅仅是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国运契机以及几代人的未来的丧失。

参考文献：

[1]陈套.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与组织模式嬗变[J].科学管理研究,2020(6):53-57.

[2]吴博,周利民.“大科学”的相关概念及发展演变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0(9):237-243.

[3]傅俊英,贺德方,张旭,等.科技政策对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作用研究[J].情报学报,2025(12):1554-1565.

[4]刘冬梅,韩军徽,杨洋.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中国软科学,2026(2):15-25.

[5]薛美慧,丁明磊,尹西明.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动能：理论逻辑与战略路径[J].中国科技论坛,2025(5):50-59.

[6][10]Shapiro E Y. The fifth generation project—a trip report[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83,26(9):637-641.

[7][9][11]Odagiri H, Nakamura Y, Shibuya M. Research consortia as a vehicle for basic research: The case of a fifth generation computer project in Japan[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2): 191-207.

[8]Moto-oka,T.,etal.Challenge for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systems(preliminary report on fifth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R].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 Conference on Fifth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JIPDEC,1981:1-85.

[12]Gaines B R. Perspectives on fifth generation computing[J]. Oxford Survey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1984,1:1-53.

[13]闫坤,邓美薇.日本科技政策体系的演变及其启示[J].经济导刊,2023(7):62-64.

[14]顾阿伦,孟翔宇,刘滨,等.氢能在日本能源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6):35-37.

[15]梁慧.日本氢能源技术发展战略及启示[J].国际石油经济,2016(8):87-95.

[16]张慧智,张健.基于能源战略规划的日本能源转型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9(3):14-23.

[17]丁曼.日本氢能战略的特征、动因与国际协调[J].现代日本经济,2021(4):28-41.

[18]林云蕾、卞曙光、程竹静，等.日本氢能发展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3（11）：1-9.

[19]李瑾.日本科技创新决策机制和政策体系及启示[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21(4):44-46.

[20][21]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M].张亚月,梁兴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10、116.

[22]陈光,张玉娇,张仪帆,等.日本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的组织实施机制分析与启示借鉴[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4(4):1-10.

[23]朱可染.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动态演变[J].中国科技论坛,2023(5):181-188.

[24]王溯,董瑜,杨雨寒.日本制定第七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的思路与启示[J].高科技与产业化,2025(7):10-13.

[25]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谭君久、刘惠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9-60.

[26][29]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M]. 刘春荣、唐艳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2.

[27]鲁思·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文选[M].孙绍武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2011:158.

[28]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M].凌晨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14.

收稿日期：2026年

作者简介：[1]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科学与社会。上海，200240。

          [2] 张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科技史、科学与社会。上海，200240。

          [3] 王珂，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科技史、科学与社会。广州，510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交叉科学引发的范式融合问题研究”（22JJD720015）。

【博主跋】这篇文章的网络版已经在知网上首发，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科技战略的得失关乎国运，这绝非危言耸听，有感于日本在科技战略上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国家在科技战略选择上更应该高度警惕。感谢王保宁博士以及编辑部的各位编辑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6-09-29于办公室临屏涂鸦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