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与美丽：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的晶体人生

1、尹辉 2、李侠

（1、2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0240，上海）

【摘要】英国著名化学家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因“运用X射线技术测定重要生化物质的结构”获得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多萝西一生致力于X射线晶体学，成功解析了碘化胆固醇、青霉素、维生素B₁₂和胰岛素等复杂分子的结构，对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萝西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还是推动国际科学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者。本文通过回顾多萝西的成长经历、科研成果以及社会活动，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两点启发：一要执著探索，勇攀学术高峰；二要担起社会责任，坚守美好心灵。

【关键词】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晶体；诺贝尔化学奖

图 1 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

Fig.1 Dorothy Crowfoot Hodgkin

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1910-1994），英国著名化学家，尤其擅长借助X射线解析晶体结构，被誉为X射线晶体学的重要先驱。1964年，多萝西因“运用X射线技术测定重要生化物质的结构”荣获诺贝尔化学奖^[1]。她的研究成果在生物化学和医学等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两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其一，青霉素结构的测定，被誉为晶体学新时代的开端；其二，维生素B₁₂结构的测定，被视为X射线晶体学分析技术的巅峰之作^[2]。

1 早年经历

1.1 早期教育

1910年5月12日，多萝西出生于开罗。她的父亲约翰·温特·克劳福特（John Winter Crowfoot）和母亲格雷斯·莫莉（Grace Molly）都是杰出的考古学家，她还有三个妹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多萝西和家人聚少离多，也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战后，家人终于团聚，母亲莫莉为了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家里教她们学习历史、地理和诗歌，她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2]。10岁时，多萝西进了一个很小的私人课堂。老师是弗莱彻（Fletcher）小姐，她把孩子们的目光转向了化学。多萝西和同学们制取明矾和硫酸铜溶液，用以生成晶体。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也逐渐呈现出来。晶体的美丽、优雅和神秘令多萝西如此痴迷，以至于她“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虏’”^[3]8。

11岁时，多萝西进入约翰·莱曼爵士学校（Sir John Leman School），开始接受学校教育。那时化学课还只是“男孩子的特权”，多萝西和朋友只好竭力劝说老师，让他们相信女孩子也能在“男生课目”中表现良好，这才得到学习化学的机会。多萝西对来之不易的机会格外珍惜，她加倍努力，弥补自己在学习上与别人的差距，博得了老师的欣赏。

1922年，12岁的多萝西和妹妹一起去苏丹旅行。在那里，她遇到了父亲的好朋友约瑟夫（Joseph）博士，一位土壤化学家。年幼的多萝西对化学充满了好奇，在约瑟夫“叔叔”的帮助下，她鉴别了当地沙子里的矿物质，她原以为是二氧化锰，“叔叔”却告诉她那是钛铁矿，这是她第一次听说这种物质。多萝西对科学的热情给约瑟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临走时，约瑟夫送给她一个用来做化学实验的箱子，里面有分析矿物的专业仪器。后来，她又从药剂师那里买来化学药品，在家里的阁楼上搭起了“实验室”，并培育出了她的第一块晶体^[4]。1925年，15岁的多萝西读到了英国著名化学家威廉·亨利·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的科普读物：《论万物的本质》（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ings），书中写道：“X射线的发现可以让我们的视力提高一万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单个的原子和分子^[5]。”这是她第一次接触X射线晶体学，却成了她毕生的事业。

1.2 牛津大学求学

1928年，多萝西来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接受化学本科教育。她和往常一样勤奋，学习了大量普通化学知识，这为她后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她也着手学习晶体学，那是她最感兴趣的事。第一年快结束时，她去听了巴克（Barker）博士主讲的晶体学讲座，但巴克劝她先打好基础，一年后再研究晶体学的知识^[6]。不幸的是，巴克不久后就去世了。后来她还阅读了很多有关晶体学的论文，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讲座，并于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以一等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学习。对于第二部分，即四年级的研究项目，尽管有很多选项，她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她所热爱的晶体学。她的导师弗雷迪·布鲁尔（Freddy Brewer）十分鼓励她研究晶体学，并建议她跟随X射线晶体学研究员赫伯特·马库斯·鲍威尔（Herbert Marcus Powell）一起工作。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项目：测定二甲基卤化铊的晶体结构（卤：氯、溴或碘）。多萝西先合成、结晶这些化合物，然后拍摄它们的X射线照片。由于多萝西有着良好的晶体学基础，她很快就拍到了一张非常好的照片，而且还确定了单位晶胞的形状和尺寸。但由于实验室缺乏设备，后来又遇到各种困难，以至于多萝西疲惫不堪，心力憔悴，甚至对晶体学研究丧失了信心。好在她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她根据晶体的对称性和晶胞尺寸推断出，铊离子在晶体结构中占据了类似普通食盐（NaCl）中的钠离子位置，并且两个甲基位于金属的两侧^[7]。

1932年，多萝西毕业了，她获得了一等学位（first-class degree），成为牛津大学化学系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3]74。

1.3 在剑桥的研究

1932年10月，多萝西来到剑桥大学，跟随著名生物化学家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学习研究，并于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贝尔纳在晶体结构的测定上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被誉为X射线晶体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重要先驱。在贝尔纳的实验室里，多萝西得到了充分的学术训练，她和贝尔纳对各种矿物、金属、蛋白质和病毒都进行过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多萝西后来的所有工作都是从和贝尔纳一起观察晶体开始的^[2]217。多萝西对科研充满着热情，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拍摄了大量X射线衍射照片，计算单位晶胞尺寸，解析分子结构。这个过程还涉及复杂的数学计算，面对种种困难，她始终迎难而上，并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多萝西曾在诺贝尔演讲中回忆起这段经历，她说“在那里，科学不再有界限……我们探索了各种天然产物的晶体结构、液体（尤其是水）的结构、罗谢尔盐、同晶置换和相位测定……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5]”

在剑桥，多萝西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拍到了胃蛋白酶的X射线照片。1934年，她和贝尔纳在《自然》上首次报告了胃蛋白酶晶体的衍射图样。他们指出，干燥的环境会严重破坏晶体结构，得到的照片模糊发黑，而想要获得清晰的衍射图样，应将晶体保存在母液中，使之保持湿润的状态^[8]。这项研究被视为蛋白质晶体学的开端，也让多萝西在生物化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6]。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多萝西将X射线的应用拓展到更加复杂的生化物质结构上，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

2 研究成果

2.1 碘化胆固醇的结构 

大学期间，多萝西听了伊恩·莫里斯·海尔布隆（Ian Morris Heilbron）关于固醇结构的讲座，正是这场讲座激发了她对固醇的兴趣^[6]。后来，她和贝尔纳等人合作，深入分析了数十种固醇，包括它们的尺寸、空间群、晶体形态和光学性质等方面，相关结果于1940年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论文集》^[9]上。然而，正如这篇论文中的结论所说，初步的晶体学研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若要解决固醇结构中的核心问题，还必须借助X射线进行精确分析。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激起了多萝西的兴趣，尽管任务艰巨，她依然决心找到碘化胆固醇的三维结构。

多萝西用海尔布隆实验室提供的材料培养了碘化胆固醇晶体，并在她的研究生哈里·卡莱尔（Harry Carlisle）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晶体结构分析。1945年，多萝西发表论文《胆固醇碘化物的晶体结构》^[10]，详细描述了研究过程：她先从分子中最重的碘原子入手，分析了两种相关的晶体形态，接着，她用帕特森（Patterson）投影法确定碘原子的位置，以此为基础，计算出分子中电子云密度的投影。这样，多萝西便得到了分子的二维投影图。

接下来，确定分子的三维空间结构又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多萝西没有放弃，她和卡莱尔沿着每个投影原子的投影法线计算电子密度，成功定位了碳原子的位置，最终构建出碘化胆固醇的三维结构模型（图 2）。这是多萝西首次完成复杂有机分子三维结构的测定，显示了晶体学在解析分子结构方面的巨大潜力，对于多萝西和晶体学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后来，这项研究结果在其他固醇结构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11]。

图 2 碘化胆固醇的结构模型^[10]

Fig.2 Structural modelling of Cholesteryl Iodide^[10]

2.2 青霉素的结构

1929年，伦敦圣玛丽医院的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青霉素。随后，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欧内斯特·查恩（Ernest Chain）成功从霉菌中分离出这种抗生素。二战期间，病菌感染导致士兵大量伤亡。人们发现，青霉素在病人身上有奇效，但其产量太低，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为了实现青霉素的大规模量产，各国的化学家都在竭力寻找其分子结构。

多萝西很快就意识到借助X射线研究青霉素晶体的必要性。她加入了当时研究青霉素的一个中心——戴森·佩林斯实验室（Dyson Perrins Laboratory）。刚开始，多萝西就遇到了各种困难。她的助手芭芭拉·罗格斯·劳（Barbara Rogers-Low）描述道： “青霉素氨基酸再次出现了——看上去是很不错的晶体，但处理起来困难至极：它们浸在胶状液体里，而且极易吸湿，在空气里很难维持几分钟。我花了大半天……还是不尽人意^[3]197”。直到1943年，她们意外发现青霉素及其所有降解产物中都含有硫，这使得化学家们终于确定了青霉素的分子组成：每个分子中包含27个原子，包括1个硫，2个氮，4个氧，9个碳和11个氢。基于这些研究，人们提出青霉素分子的两种可能结构：β内酰胺或恶唑酮。两种结构均包含两个相连的环，β内酰胺由一个五元环和一个四元环相结合，而恶唑酮则由两个通过单键相连的五元环构成。多萝西并没有轻易断定哪一种结构正确，而是沿用之前研究碘化胆固醇的思路，通过X射线确定其三维结构。

为简化分析，多萝西选择美国的苄基青霉素（青霉素G）作为研究对象。她和芭芭拉先对青霉素的三种碱金属盐进行X射线分析。遗憾的是，她们发现青霉素钾盐和铷盐具有相同的晶体结构，而青霉素钠盐却不同。因此，她们不得不分成两组，多萝西和芭芭拉一起研究钾盐和铷盐，而另一位化学家查尔斯·布恩（Charles Bunn）则负责钠盐。凭借之前研究固醇结构的经验，多萝西很快就认识到青霉素体积小、可折叠的特点^[6]。不久，多萝西就绘制出了青霉素的电子密度投影图，并通过计算得出：相较于恶唑酮，β内酰胺结构的可能性更大。尽管这已经相当接近正确结果，但出于严谨，多萝西在1945年2月的青霉素会议上，还是谨慎地介绍了这项成果。到了5月份，她绘制出了完整的三维结构图，并最终正式宣布青霉素具有β内酰胺结构（图 3）。这一发现再次展示了多萝西在X射线晶体学上的卓越才能，同时也为人工合成青霉素奠定了基础。

图 3 多萝西的青霉素分子模型（伦敦科学博物馆）^[12]

Fig.3 Dorothy's molecular model of penicillin (Science Museum, London)^[12]

2.3 维生素B₁₂的结构

多萝西的下一个挑战是解析维生素B₁₂的分子结构。维生素B₁₂，又称钴胺素，尤其在维持大脑功能、DNA的合成以及红细胞生成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早在1926年，乔治·米诺特（George Minot）和威廉·墨菲（William Murphy）通过饮食疗法成功治疗恶性贫血，证实了肝脏中存在防止贫血的物质^[13]。后来，这种物质被命名为维生素B₁₂。曾有多个实验室对B₁₂的分离和提纯投入了大量精力，但直到1948年才取得成果。维生素B₁₂的结构研究始于牛津，当时葛兰素（Glaxo）公司的莱斯特·史密斯（Lester Smith）将一些晶体样品带到牛津，希望多萝西利用X射线对这些样品进行检测。多萝西检测后发现，这些晶体的衍射效果很好，她很快就测出了单胞尺寸和分子量。然而，当时人们对维生素B₁₂的化学成分所知甚少，它的分子中包含100多个原子，比青霉素要复杂得多，这使得解析它的结构成为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4]。

随后，葛兰素公司的化学家发现维生素B₁₂分子中含有一个钴原子，这一发现让多萝西极为兴奋。钴的存在成为她继续进行X射线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多萝西的思路非常清晰，她决定通过计算帕特森图来确定钴原子的位置，进而绘制出电子密度图。不出所料，她很快便确定了钴原子的位置，更让她兴奋的是，钴原子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较小峰构成的八面体，多萝西因而确定配位原子，并且推测其中一个为氰基，这些猜测在后来均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电子密度图的进一步分析，多萝西提出分子中存在一个卟啉环，即由四个较小的吡咯环构成的平面环，但这一看法在当时遭到了质疑。普林斯顿的晶体学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假设分子中有卟啉结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画出的图像越来越糟糕^[3]255。此时，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员约翰·坎农（John Cannon）制备出了一种B₁₂的衍生物，他的同事阿伦·约翰逊（Alan Johnson）把晶体样品寄给了多萝西。她小心翼翼地从晶体上切下一块进行拍照，结果得到了当时最好的结果——产生了大量反射图样^[3]255。她分析后发现，这实际上是B₁₂分子的一个片段，即包含钴和周围的平面环的六羧酸结构。经过深入研究，多萝西发现B₁₂的环结构并非卟啉，而是一种新的环系统，后来被称为“咕啉”^[15]。这一发现成为B₁₂结构解析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然而，多萝西很快又陷入了新的困境。绘制B₁₂的三维电子密度图需要进行大量计算，这不仅十分耗时，而且很容易让人丧失信心。就在此时，一个好运降临到多萝西身上。美国晶体学家肯·特鲁布拉德（Ken Trueblood）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那里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之一——国家标准局西部自动计算机（SWAC）。特鲁布拉德和他的同事正在为SWAC编写晶体运算程序，他们正好需要大型晶体结构的衍射数据来测试程序，这与多萝西的需求不谋而合。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多萝西很快就分析出了B₁₂的三维结构（图 4）。B₁₂结构的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她也因此获得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布拉格称这一成就“突破了音障”^[16]131，开创了X射线晶体学的新局面，为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

图 4 维生素B₁₂的结构^[17]

Fig.4 Structure of vitamin B₁₂^[17]

2.4 胰岛素的结构

1934年的一天，多萝西从罗伯特·罗宾逊（Robert Robinson）手中得到一份胰岛素晶体样品。当她把晶体放到显微镜下时，惊喜地发现那“美丽闪光的无色菱面体”^[6]，但由于晶体实在太小，难以进行拍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她阅读了大量关于培养晶体的资料，反复进行实验。直到1935年初，她尝试采用化学家斯科特（Scott）的方法，先将溶液从60°C缓慢冷却至室温，经过数天的冷却后进行过滤，再用甲醇洗涤并干燥，最终得到了大小合适的晶体。多萝西将晶体放到显微镜下，用X射线照射，经过长达10个小时的曝光，迎来了她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她终于拍到了第一张胰岛素的X射线衍射照片（图 5）。随后，多萝西将这一成果独立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引起了布拉格等学界权威的关注。那时，她还不到25岁。

图 5 多萝西拍摄的胰岛素晶体的X射线照片（1935）^[18]

Fig.5 X-ray photograph of insulin crystals taken by Dorothy (1935)^[18]

战后，多萝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青霉素和维生素B₁₂结构的研究上，不过，从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出，她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胰岛素结构的思考^[6]。胰岛素结构的研究绝非易事，首先需要找到合适的重原子衍生物。多萝西和她的博士生马乔里·哈丁（Marjorie Harding）以2Zn和4Zn胰岛素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她们发现4Zn晶体的碘化汞络合物表现出异常的散射效应，这或许能成为破解胰岛素结构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异常散射的应用前提是要找到重原子的位置^[3]308。尽管多萝西和马乔里倾尽全力，花费大量时间，仍未找到重原子位置，最终她们不得不转向2Zn晶体。她们的做法是，先去除晶体中的锌，再引入铅原子。尽管这一过程复杂，却成为解析胰岛素结构的关键一步。后来，她们借助新的设备，大大提升了数据搜集的速度和精确度。期间，多萝西的腿脚严重肿胀，行动不便，但她依然全神贯注、精力充沛地推进工作。1969年7月底的一个下午，她们得到了胰岛素的电子密度图。当多萝西拿到这张图时，她的激动程度不亚于当年拍到第一张胰岛素X射线衍射照片时的感受^[19]。她们将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报告了分辨率为2.8Å的菱面体2Zn胰岛素三维结构，指出胰岛素六聚体由三个二聚体围绕两个锌离子组成，并强调了六聚体内部的水分子对结构稳定性的重要作用^[20]。

然而，对于多萝西而言，1969年的电子密度图和模型仍显得过于粗糙，她希望进一步精确胰岛素的结构。她又继续研究了两年，得到了一张分辨率为1.9Å的结构图^[21]，但这依然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标准。她又继续努力，对胰岛素中水分子的位置逐一进行确定，最终在1988年将分辨率提升至1.5Å^[22]。多萝西对胰岛素结构的研究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学术生涯。从1934年拍摄到第一张胰岛素X射线衍射照片，到1988年将胰岛素的结构精确至1.5 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探索，最终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她研究成果是对其晶体学技能和对科学真理不懈追求的完美诠释。

3 社会活动

多萝西视自己为“世界公民”，努力为各国的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UCr）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972至1975年担任该联合会的主席，为晶体学的全球合作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她积极投身于国际科学交流活动，尤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她访问了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发表讲话，与他们建立友谊。多萝西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曾多次来访中国。除1959年首次来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外，其余几次均为参与学术活动，期间，她和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23]。1972年，在国际晶体学会议上，她更是特意向日本介绍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24]。不仅如此，1975年，她在《自然》上专门发表一篇文章，肯定中国在胰岛素研究方面的成就，文章结尾，她表达了一个美好愿景：希望东西方科学家能够相聚一堂，共同探讨胰岛素的结构与功能^[25]。1993年，83岁的多萝西尽管腿脚不便，仍坚持来到中国，参加第16届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她对学术交流的执著和热情，令人由衷钦佩。此外，多萝西还在冷战期间积极促进苏联与西方科学家的学术交流。她曾多次访问苏联，为苏联的晶体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多萝西的贡献得到了苏联的高度认可，1982年，她被授予罗蒙诺索夫金质奖章，以表彰她在生物化学和晶体化学领域的杰出成就^[26]。

多萝西还是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倡导者，是民族独立自由的坚定拥护者，她于1987年被授予列宁和平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成立，旨在防止核战争，促进裁军，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多萝西于1962年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帕格沃西（沃什）会议，1975年起担任会议主席。尽管年事已高，她依旧坚持出席各种研讨会和座谈会，汇集各方观点，促进国际交流。她担任这一职位的时间长达13年，直至1988年退休。多萝西还关心阿拉伯、越南、非洲的事务，在局势紧张时期，帮助这些国家与西方保持开放的科学对话^[27]。她曾加入越南医疗援助基金会并担任主席，1970年加入美国在越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1971年和1974年，她访问了北越，对当地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并将自己在北越的经历撰写成报道，呼吁人们远离战争、守护和平^[3]362-368。

4 感悟与启示

4.1 笃定执著探索，勇攀科研高峰

20世纪30年代，多萝西刚开始研究时，X射线晶体学还是一门新兴科学，这门学科要求严格，需要极大的耐心。一个结构测定的流程多达几十个独立的步骤，需要拍摄数百张照片，其中还涉及大量的数学计算^[2]，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从1931年到1993年，多萝西在这个领域深耕的时间长达六十余年，靠的不仅是她的勤奋和天赋，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永不言弃的执著，这使她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始终能够坚定地探索未知，攻破一个又一个结构难题。

科研的道路上总是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长期的失败很容易让研究者丧失信心。正如多萝西后来回忆时说：“我可能取得过成功，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失败中度过^[6]”。在研究胰岛素晶体结构时，多萝西和她的团队奋斗了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仍然毫无结果。但她却鼓励大家，“结果一定会出来。当然，不会是明年或者后年，但终究会出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3]315”。多萝西有着极强的韧性和毅力，她愿意在一个目标上持续奋斗，直至把问题解决。

多萝西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敢于向难题发起挑战，勇于攀登科研的最高峰。她选择了当时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超越了当前技术水平的课题^[28]，并且凭借卓越的天赋和顽强的意志探索、开拓了这个领域。正如曾在她实验室工作多年的杰克·邓尼茨所说：“多萝西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她能感觉到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当这些问题看似几乎无解时，她又敢于攻破它们；当别人放弃时，她又能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当难题一旦形成，她就有能力和想象力去解决这些问题^[29]59”。

4.2 担当社会重任，坚守美丽心灵

马克思曾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30]2”多萝西正是这样的科学家，她的世界里不只有科研，还有远在世界各国的人们。她尽可能地前往世界各地访问交流，向他们介绍自己对胰岛素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和当地的学生、教职工打成一片。她总是温和待人，把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并给予帮助。正如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在多萝西的追悼会上所说：“她对你的工作充满热情，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而且她经常指出你忽略的问题，因为她比你更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6]”

多萝西对教育事业同样充满热情。她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坚信教育应该普及所有人^[6]。 她走访了大大小小各种学校以及著名的学习和研究中心，和那儿的学生们友好交谈，有时还会和他们一起吃饭。1970年，多萝西当选布里斯托大学（Chancellor of Bristol University）校长，她定期参加会议，关爱学生，一度被视为大学的良心。她还支持设立霍奇金奖学金，奖励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并支持建立霍奇金之家（Hodgkin House），为海外学生提供住宿。多萝西总是善良、温柔而坚定，不断给学生们提供鼓励和帮助。她的一位学生费里（Ferry）曾说：“她（多萝西）教会了我化学。她以身作则，即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也从不抱怨。她教会了我怎样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管理研究项目，如何推动妇女参与科学事业……^[31]”

诺贝尔奖给多萝西带来了荣誉和金钱，却丝毫没有改变她心中的那份纯真与美好。她通过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科学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她还把部分奖金捐给了学院，用于支持学生和教职工。多萝西没有敌人，她的眼睛总是能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在一次采访中，她被问到：作为女性是否感到自己在事业上受到阻碍。她的回答是：“作为女性，男人们总是对我友好，（他们）乐于提供帮助。^[14]”

反观多萝西的精彩学术生涯，可以发现成功科学家所具有的一些共性特点：童年时期的良好家境、很早就被激发的源自内心的热爱、青年时期在一流大学的求学经历、遇到欣赏自己的学术引路人、科技共同体之间的广泛合作、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不时涌现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和地区的成功都是小概率事件，而这些特点早已被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所证明。这也再次印证任何成功都是稀缺的，也是对内、外部条件高度敏感的。 

科学家属于实验室，也要走出实验室，将知识和智慧应用于社会，为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贡献力量。这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对真、善、美的坚守，这种坚守将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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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Большая золотая медаль РАН имени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https://www.ras.ru/win/db/award_dsc.asp?P=id-1.ln-ru. 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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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low D M. Organic chemistry,X-ray analysis,and Dorothy Hodgkin[M]//Structural Studies on Molecules of Biological Interest: A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Dorothy Hodgkin Edited by Guy Dodson, Jenny 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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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erry G. The amazing Dorothy Hodgkin[J]. Oxford Today, 1994, 6(3): 22-24.

【博主跋】尹辉的这篇文章已经在知网上发布，本文发在《自然杂志》2025年（？），网络先发表，具体哪一期还要看编辑部的排版，目前还不确定，以发表为准！尹辉同学最近状态很棒，保持住，也希望我们的下一篇文章能够顺利修改出来。对科学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的深入分析，既有缅怀与纪念的意义，又可以借此探析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思想史的某些侧面。如果能找到一些具有共性的要素那就太棒了。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3-28于办公室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