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伐有苗,此事录于尚书•虞书•大禹谟,后世有人证此篇为后人伪作,不信。但墨子•非攻下也有记载,而且与竹书纪年同。但作为信史之首的史记却对此语焉不详,只在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各有一句涉及到了大禹治水成功后的苗,一个是“分北三苗”,一个是“苗顽不即功”。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呢?我以为是肯定有的。我想在此做一番推敲,让诸位读者看看,是否合理。
其实也很简单,从字入手。尚书与墨子中记载的都是有苗,而史记中的只写苗,或是三苗。孰是?我以为这次史记为非。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三苗在帝尧一代的时候已经被丹朱所平定,即使还有残余,丹朱尚在,不至于让禹去丹朱处征伐。但禹确实是去了。那肯定这个有苗并不是三苗。有苗,什么人可以拥有苗人呢?自然是战胜了他们的丹朱一族。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辅证,那就是丹朱一族行的确实是奴隶制,以至于后以有苗为别称。大禹也只有去征伐丹朱一族,才能符合我们之前关于共工和神巫之间争斗的逻辑。帝尧之子与神巫之间关系之深,怎么讲也是不过分的。手握重兵的神巫丹朱,正是共工们最危险的敌人。这也符合以下史书记载
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后稷是辅助大禹治水的“治水派”中的二号人物,由其在辅佐大禹伐丹朱,击败后又流放了丹朱,也是很合理的。坐实了大禹伐丹朱这个史实后,接下来还得坐实一件对古之学者来说更大更难以接受的史实:
括地志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史通疑古
括地志云:……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我们可以看到,竹书纪年记载,帝尧被帝舜囚于平阳。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分明写着是帝尧禅位于帝舜的。历代为此聚讼不休,无一能合理解释者。现在我斗胆,接着本文的逻辑,揭开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必然。
聪明的读者一定已经想到了,因为舜和禹与传统神巫之间的斗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倾轧,而是一次从下到上全新的社会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权力机关的建立。这是又一次堪比帝颛顼宗教改革的社会改革。那么保守的神巫体系自然会拼死阻扰。两派的冲突在舜给治水派大肆加官进爵时达到了顶峰。史记记载,
伯禹为司空,主营造(不要小看营造,无论是筑城还是治水都是大工程,需要协调方方面面大小事务关系,我们姑且也可称为总理);
弃为后稷(周之祖),主农业;
契为司徒(商之祖),主五品之教。【这里我想小议一下这个五品之教。儒者一般解为“父母兄弟子”,也不错,但是不完备。还需加入另一方面的人际关系,那就是商。如上文分析,盖当时在衮州已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经济,贩夫走卒应该不在少数,舜年少时也曾“就时于负夏”,就时,趋时逐利也。那么把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有时是自己贩运,有时也会央托他人。又据说商契一族是在黄河下游(位处炎黄与东夷两大集团中心)一带的游牧民族。看看这个地理位置和社会形态,不是商人胚子又是什么?既然是商人,自然有买卖,有买卖订立合同自所难免。合同在中国又叫“契约”,这个契字又于商朝祖先名字暗合,耐人寻味。】;
皋陶作士(法律),主刑法;
垂为共工,主百工(这个百工可能指小规模作坊式的工匠,之前的治水之共工禹已经升任为“司空”,即更高一级别的共工(注意空字中仍有工)了);
益(秦之祖)为虞,掌山泽(也就是开荒辟野并随时驯养可能的野兽,同时铺设道路);
伯夷为秩宗,典三礼,主政教;
夔为典乐,教胄子,即培养贵族子弟;
龙为纳言,上下传达政令,同时具有监督职责。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一次的分封,治水派掌握了各个重要部门,其领袖大共工禹更是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司空”(即总理,传司空为帝少昊所设,但肯定不是常设而且非要职,所任者皆无名以传。今又独为禹设,可见共工此时地位之尊崇)一职。于此我们看到,统治权发生了分化,原先由神巫独享的神权(即统治权)一份为二,共工这个阶层终于被正式纳入统治核心。到了这个时候,死硬派神巫已无退路,拼命反扑。此时帝尧未死(史记明载帝尧死后帝舜登位,其实用的是春秋笔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证。伐有苗时帝尧年应为87-90岁,而帝尧寿至少98岁。史记前两篇,以此处最为混乱。),死硬派神巫此时很有可能说服了已经年老糊涂的帝尧,要其收回舜的摄政之权,并联系丹朱,希望借助其武力,像放逐鲧一样,再次扼杀可能的变革。帝尧可能受到某种蒙蔽,又或者看到自己之前对鲧一族“负命毁族”的断语居然成谶,于是同意了神巫的做法。于是神巫们在社会上散布流言,大造巫蛊之术来蛊惑人心,墨子非攻下记载: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同时可能还发生了旱灾,这下神巫更可借题发挥,造谣这是因为大禹治水而带来的天谴了,所有的不利因素汇集在一起,仿佛一场末日危机就在眼前。
大乱当前,这是新政权建立之后遇到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帝舜与禹早有准备。一方面帝舜出面虔诚祭天,尚书记载“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稳定住民心,并暂时囚禁了帝尧,以控制都城的神巫势力;另一方面禹积极施工以解决旱情,墨子非攻下记载“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夏冰,我的理解是振工以水浇田,为什么这样理解,我稍后会详解;地坼及泉,就是凿井取水。(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凿井技术也是治水的副产物,相传是益发明的(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而且这个技术以后大利天下,使得人们可以不再聚水而居,从而去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了。)有了这两手,神巫借天灾造谣带来的信任危机解决了。马不停蹄,帝舜命禹兴师讨伐在南方叛乱的丹朱。旱情解除,民心大振,禹又从上游而下攻击,天时地利人和,丹朱焉能不败?此役过后,新生的开明神巫与共工(极端共工氏已在治水过程中被禹击败)共治的政权牢牢地建立在了中原大地之上,而顽固的神巫一派,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中心。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一个很大的文化命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又叫做华夏。左传注疏解华夏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辞藻虽美,但在我看来言过其实,未得元始之意。如何解“华夏”呢?先从“夏”字入手,据说夏字在殷商甲骨文中无有对应之字。我认为,夏字实乃貢字的异体。为何?细心的读者肯定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说过,“工”字在甲骨文中的形状是上为T形,下加一“口”。那么“貢”字自然就是上为T形,下加一“口”,再下加一个“貝”。写出来像什么?是不是很像一个“夏”字?盖舜禹奠定的这个新政权与“貢”这种赋税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夏,这种异体字,就用来表示因“貢”而形成的这种制度,也就是我所谓的中国式“国家”。史记中第一次用“夏”这个名字来指代自己所统治的地域也是自帝舜起(“蛮夷猾夏”)。还有一个旁证,四季中的第二个季节也叫做“夏”。为什么呢?盖此时往往水患频发,因此需要振工治水。周人不失古意,故以夏名之。那为什么又要加一个“华”呢?大家一定还记得,舜,又名重华。华字即从此来。盖当时普罗大众早已习惯宗教统治,今虽建立一新国家,但不与过去发生某种联系在底层也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在夏之前冠以一华字。意思是最高统治者仍然是有神力的。但为什么不用“重”呢?这可能象征着神巫与共工的某种妥协。“重”字由于其源自于声威颇大的重族,用“重”字容易让人以为这个政权的核心仍是神巫,这是实际上已经入主核心的共工阶层所不答应的。因为此时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有很多已不再是神巫氏族出身,而是因为治水有功(或也有浑水摸鱼的)而成为统治者的。故而折衷,就叫“华夏”吧。用我们熟悉的话解释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共工紧密团结在以舜为领导核心的开明神巫中央周围”。这两个字背后蕴含的历史是如此的深厚,教人掩卷长吟,这正是:洪水中挽大厦于将倾,同心合力巧施谋划,治水之后竟成一更加兴旺发达之新国家;苗逆时摧锋于正锐,敬天地而又能尽人事,功成不居而又和平共处更号谓之“华夏”。 壮哉,伟哉,公哉。中国有尧舜禹,实乃一大幸。使得中国式国家在诞生之日起,并没有沦为恩格斯所鄙夷的仅仅是为私有制而生生造出来的“橡皮图章”。在万世之后,我们仍能堂堂正正地说出,“我,是煌煌华夏之儿女”!
后记•兴亡
夏朝的建立,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是因着一场第四冰河期结束时席卷全球的特大洪水而成立的。从前面我们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到,夏的建立和帝舜是分不开的,所以,帝舜实际上才是夏王朝的奠基者,是其第一代帝王。但为什么后来又被禹之子启众望所归地继承,从而开始了整个中国古代史“家天下”的统治呢?原因还是治水。按着前头的分析,此时的土地已经有财物的属性,可以让共工阶层不劳而获,从中抽取物产了。阶级以及相应的制度一旦形成,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永久化。照着私有制的思维,既然统治者可以籍着土地抽税,那么这块土地自然是他的财产,可以拥有并将其传给后代继承。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土地,在中国籍着上述的机缘巧合,竟然成了代表国家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的实物。当时国家尚属草创,又受之前漫长神权统治的影响,人们还无法区分国家这个公权,和统治者这个个人是可以分离的。因此只能指统治者即为国家,这样私有制才可破茧而出,成为合法。而历史也是这样发展的,帝舜崩后众望所归,大共工禹即位。顺便提一下,禹的名前似乎很少有帝字,这也可能是某一种暗示,即其权力并不完全来源于神权。禹逝世后,还想禅位给伯益,但此时有利于私有制的夏制已经颁行两代了,此时诸侯的成分可想而知。中国再也回不到由神巫统治的氏族公社了。顺理成章,帝启及其后代长子就一代一代传下来了。必须指出,禹的政治思想是要远高于后世的帝的。尚书和史记中都记载了他对尧如何施政的一番建议。一曰孳孳。孳孳又有两个含义,一是注重民生,也就是开发生产力;一是调有余补不足。一曰慎乃在位,安尔止。这又有两个含义,一是要注重帝王自身的修养并能广纳臣言以能够执中允平,也就是公平。二是少兴无益的政举,减轻国家对民的负担。这些政治思想,直至今天关于*河蟹*职能的讨论中都能看到。也许是这些思想太领先当时的时代了吧,之后夏的帝王又或多或少地和神权结合,堂而皇之地称自己是帝了。后世有人意识到了君权这个不同于神权的公共权力,但也只是来了个“君权神授”。这是流弊之一。同时宣布了土地的私有是合法的。这个可是最大的流弊了,到现在居然还有人认为应该将土地私有!从以上的论述察在中国,土地之所以能成“私有”,完完全全是来自于治水这一劳动。而之所以要“私有”又是新型的权利“国家”能够从中收赋税。古人没有“国家”的抽象概念,而只有家天下的私有制人身所属概念,就天然地认为土地也是可以私有的,至少是为君主所有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国家这个抽象概念却还提倡要土地私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试问,仅仅拿着地契就说这个土地是自己的,合理吗?你的祖先当初得到这个土地,可能是开垦荒野,可能是治水有功,或可能是有军功,总之是投入了一定的劳动,所以有资格拥有这块土地。那么作为后世子孙不投入劳动就能自动拥有了?所以获得土地的关键在于劳动,或是经营。我们现在建立相关的土地制度的核心思想也应该是这个。就是土地必须被投入劳动,被经营,而不是被囤积。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在土地上没有很好的“投入与产出”的模式,而不是庸俗的市场经济学家们认为的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个人谁能拥有大片土地?大片的土地只有产权!不劳动,不经营,就不能拥有土地!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将会发生的就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即国家都无法根治的致命“癌症”——土地兼并之流弊。到最后只会是税源减少,中央孱弱,阶级对立,社会瓦解。这样的惨剧,我们看到的还少吗?这是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兴亡的总根源!
回到先秦历史。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王朝是夏商周秦这样的顺序。我想说一下,如果承认有大禹治水这件事情的话,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也是可以解释的。夏禹,以工为特点,其兴起过程已经如上所述了。据徐旭生先生推演,治水技术的副产物凿井技术发明后,人们就可以不必再依着大江大河居住了。因此人们对治水之工的需求就大大降低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商周数百年无大洪水记录的原因。又由于统治者自身的问题(这可能跟文教未兴有关),夏渐渐地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是商契,以商为特点。这里的商包括了一定的工艺制作(尤其是青铜器)以及将产品贩卖给诸侯。大概是商人阶层在治水中仅次于治水的共工阶层吧(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工)。想想后勤和调配物资在治水中的重要性,想必这个结论不错。又因为契主文教,立契约,对社会的组织以及统治阶级的培养都是大有裨益的。【小议商朝流行的王位兄终弟及制。如果我们对商朝是以商业形态为特点的社会概括得不错的话,那么订立契约也就是在所难免。有契约就得有保人。什么人最合适做保人呢?买卖双方的直系亲属想来是首选了。父母兄弟子(或妻,妻和子往往不分)。于是,买卖双方各有五种直系亲属可以作为保人。立约肯定是很严肃和普遍的事,约上的各角色应该有专名,这可能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天干的另一层用法。这也是前面我们说的所谓“五品之教”的另一层涵义。细查这五种关系,父母有可能先于合同的履行而早亡,子则过于年幼无知,妻的地位可能比较低,兄或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保人。上层建筑反应经济基础,商王与各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封地关系,估计也是用契约来订立的(正牌的土地拥有者夏已经被灭了,降为诸侯)。私有制的契约化,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那么很有可能商王之兄弟比商王之子更多的参与到了这项活动中。于是当商王崩,虽然私有制之理,应传给其子。但商王的兄弟(一般是弟)往往是众望(诸侯)所归,于是僭越商王子而成为王了。这也是商朝政治的流弊之一,导致了很多的政变。 】所以代夏而起的是商,在情理之中。慢慢的,冶炼技术得到了扩散和发展而不为商朝统治者所独占。更重要的是,人们开拓的土地离江河越来越远,彼此之间分隔得也越来越开了。古时没有什么高效率的运输方式,于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发达了(注意,此时土地的所有权和产权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商品的交换变成了偶一为之的事情。至此,商又渐渐衰落了。接下来是周后稷,以农为特点,周公审时度事,凭着天纵英明制订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适合小农经济发展的制度——周礼(说句不着调的话,文王可能也觉察到了世间这样几个势力的此消彼长,发展了易。后人偶有得,拿易来算王朝的兴衰,居然也能自圆其说,很是高兴呢)。有周八百年。慢慢的,小农变成了大农,大农变成了地主。地主不把诸侯放在眼里干掉了诸侯成了僭主。周礼的神圣性消失了。既然没有了王法,那就开战吧。因为土地是私有的,那么农业国之间最终的实力就是谁地盘大谁老大。东方老牌诸侯经过百年的血腥征伐,暂成掎角之势。本想先歇一歇,徐图之。没想到两个地盘更大的新贵,楚(很有可能是丹朱之后)与秦(益之后)起来了。最后秦王扫六和使天下又归于一统,楚也没闲着,灭了一回秦。此后,天下才终于砥定。之后两千余年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中,再也没有像帝颛顼宗教改革和舜禹建华夏这样从社会形态到上层建筑全方位进行的变法与改革了。要说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起自神巫时代的正牌“神圣家族”在历次的战争中终于再也泯灭没有了。人们大大得摆脱了愚昧的神权,却又一厢情愿得栽进了“君权神授”的怀抱。就这样,一幕幕正剧,喜剧,悲剧,闹剧在华夏大地上开演了。帝王将相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坐着土地私有制这辆破车,为国家,这个抽象的名词,加注着各式的意义。
题外的话
首先我想对古史辨诸公说几句。虽然诸公于西方引入实证主义以勘中国古史之误功劳颇著,但是将祖先及其成就挫骨扬灰却也实证太甚,有的结论接近于庸俗。以前我对夏之有无也是将信将疑。对世人为何称史记为信史也是感触不深。但著完此文后,我唯有感叹一声,太史公诚不欺我!其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条分缕析,井然有序;所撰人物的对话,剪裁得当,字字珠玑。对自己尚未能把握,融汇贯通的重大史实,也能施以机关,留下破绽以待来期。吾辈才得以能细察此意,做一番探寻,一解这千古之谜,不亦快哉!虽然考古尚未有太大突破,但夏朝已在我脑中建立。建立它的逻辑是如此的强而有力,分散于诸家,甚至是对立的两派所持的史实却能彼此映照,成一自洽的体系。这一切的一切使得它的存在看起来是这么的合情合理。有人说人最容易被自己说服,我必须承认,在经历了一个个不眠不休的彻夜思索之后,我被自己发现的逻辑说服了。在我看来,如果承认逻辑是存在的话,那么夏朝就是存在的。因为夏朝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逻辑。只要我们依着其自身合理的逻辑大胆假设,那么,夏朝的被证明只待来期。
最后我想对我们说几句。沧海桑田,世界几经变幻。到如今,“工”已是大大超出了大禹治水时的规模,而拥有着足以改变整个地球的能力。但“工”的种种流弊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向帝尧时代的人们那样下断语责怪这些“工”吗?“工”有何过?改天换地,用自己的劳动向自然界索取物产是让人类能够生活的唯一途径。放逐了工,就如同断绝了人类继续向未来发展的途径。这才是最大的“负命毁族”!如何对付工的流弊,古人早已发明。那就是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代人的世界,都是新的。不要被过去的成见所蒙蔽,不要为险恶的用心所诱惑。我不知道世界将会怎样,但我知道抽象的国家应该要是怎样。在上者(暂时代表国家这个形而上的概念的统治者)的首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的公平,而在下者(就是组成国家的具体的每一个人)的首要职责是恪尽职守,竭尽工之能事,为自己,也就是为这个国家,增添财富。没有任何一人,或是一族可以永远凌驾于众人之上。因为历史的逻辑已经告诉我们,不如此,大者无以成其大!愿执此念,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