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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道德问题只存在于医学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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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意得辑专家视点 访谈Irene Hames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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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震惊学术界的107篇《肿瘤生物学》论文撤稿事件为所有的中国作者敲响了警钟，对待学术的态度要严谨端正，对待学术发表的态度更应如此。
此次事件的对象全为医护工作者，那么除了医疗行业之外，是否也存在发表道德问题？如果是的话，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
意得辑专家视点曾经在2014年和出版及同行评审业的专家Irene Hames博士 ，她在采访中曾指出：“所有的学术领域都面临着生物医学期刊多年来经历的道德问题：没有任何领域可以幸免，许多期刊不止遇到更多问题，还越来越复杂。”
访谈专家介绍：
Irene Hames 博士是一位独立研究出版和同行评审的专家，拥有超过30年的学术出版经验，她还曾担任过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下议院的专家顾问，并帮助出版《科学发表中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报告。Hames 博士是 Wiley Blackwell 和实验生物学学会联合出版的《植物期刊》（Plant Journal）创始责任编辑，同时也是《科学期刊里的同行评审与论文管理》（Peer Review and Manuscript Management in Scientific Journals）一书的作者，该书是由 Wiley-Blackwell 与学术与专业学会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Publishers，ALPSP）合作发行的。
Hames 博士于 2010 到 2013 年间积极参与发表道德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的各项活动，担任过会员、总监和董事，曾是 COPE 旗下《道德编辑电子报》的主编和《COPE 文摘：发表道德时间》的编辑，发起了 COPE 案例分类项目，并编制给同行评审员的 COPE 道德指南。
现在，Hames 博士是多家企业的顾问，包括科学灵感 （Sense About Science）和国际责任与技术编辑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anaging and Technical Editors）等，她拥有细胞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是生物学学会会员，也是学会里研究传播委员会的一员。
发表道德委员会（COPE）是什么？您为什么加入？
发表道德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是一个会员组织，为编辑和出版商们提供出版/发表道德方面的建议，特别是如何处理研究与发表不端的问题。COPE 是在 1997 年由几位医学期刊编辑在伦敦开会讨论道德问题时产生的，现有 9,000 多名会员，囊括所有学术领域。它是咨询单位，提供教育和实践资源和指南，并设有论坛来协助会员分享讨论他们遇到的问题。COPE 有许多指南已成为行业标准，比如撤稿指南。我们也期望 COPE 的会员也遵守 COPE 给期刊编辑的行为守则。COPE 正刺激并引导在发表道德上快速发展或有争议的议题，例如，2011 年 5 月 COPE 开始发表有关主编们互相分享不端行为、匿名举报人的回应的信息，还有编辑该如何应对抄袭等的讨论文档。
我的期刊多年来一直是 COPE 的成员，我国定会参加年度研讨会，当时的成员主要来自生物医学领域。我知道 COPE 提供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像我们这种基础科学的期刊来说是重要且相关的，我们都看到了越来越多发表道德方面的问题。当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加入的时候，我感到很荣幸并参与选举（所有的协会会员都是由会员选出的），也成功了。我在 2010 到 2013 这三年中间担任过其中一个分支委员会的会员，也参与了担任过一次 COPE每季发行一次的《道德编辑电子报》的主编，还有之后的《COPE 文摘：出版道德实践》月刊的编辑。我也发起了 COPE 案例分类项目，并编制给同行评审员的 COPE 道德指南。作为 COPE 的发展管理团队的一员，我的工作是需要很多时间和承诺的（工作是自愿的），但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回报学术界，我会继续作为其校友成员来代表 COPE。
左至右：Irene Hames 博士、COPE 主席 Ginny Barbour 博士、COPE 副主席 Carlotte Haug。手持由 Hames 领导的团队所制作的 COPE 宣传材料，照片设于 2013 年 9 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国际同行评审和生物医学出版会议。
发表道德这个议题这几年是怎么演变了？
现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都面临着生物医学期刊多年来经历的道德问题：没有任何领域可以幸免，许多期刊不止遇到更多问题，还越来越复杂。要解决道德问题需要很多时间，而且需要细腻的外交手腕和适当的专业。大约 7、8 年前，一些出版商体认到提供 COPE 准备的支持与建议给他们的编辑能够带来的好处，于是会员数在一年的时间里（2006年到2007年）从 350 成长到 3,500 名，足足有十倍至多。虽然 COPE 的很多资源都是免费的，但是有一些只是开放给会员，比如针对个别案例提供建议、免费参加 COPE 研讨会、登录在线学习网站（COPE在线学习网站是提供给新加入的编辑发表道德教育资源的平台，对有经验的人来说就像新人一样的角色）等。
COPE 一直尽力为会员提供需要的资源。近几年来制作了撤稿、研究机构与期刊协作科研诚信案例、道德评审员等指南。我在 2013 年与另一位协会成员 Charon Pierson、COPE 主席 Ginny Barbour还有运营经理 Natalie Ridgeway 一同指导了一个项目案，找出编辑和出版商向 COPE 回报最常见且有害的问题，看看是否有特定趋势，据此来发展信的资源，我们总共归纳出 18 个信分类还有 100 个关键词（已发布在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cope-case-taxonomy），所有的 COPE 案例也全部重新分类和分析，初步结果发表于 2013 年 9 月的国际同行评审和生物医学出版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eer Review and Biomedical Publication）上，而加入关键词分析的更新消息则是在 2014 年 3 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 COPE 欧洲研讨会上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看这个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wdXPthUX4）
许多科研诚信方面的问题只在发表或投稿后才爆发，在研究阶段有越多的问题也意味着编辑和期刊要处理的问题越多，我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有些道德问题是由于知识不足和疏忽，但当然有科研人员的发表压力与日俱增导致的可疑或不端行为，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目前正在进行英国的科研文化调查，试图找出不同的研究环境因素会如何影响在不同生涯阶段中科学家的工作和行为，包含各式科研道德方面的问题，相信学术发表界都会对这个调查结果深感兴趣（http://nuffieldbioethics.org/research-culture）。
您担任责任编辑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期刊的工作流程在哪个时期变化最大？您觉得为什么有些研究人员和同行评审员不满意传统的同行评审流程？
期刊编辑部工作流程变了很多，比如通过网络平台工作和引进在线工具来检查重复的文句或者不当的图像处理，但是同行评审的良好实践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同行评审员不受制度﹑权限或商业模式限制。一直以来都有人批评同行评审，但现在更高调，甚至成为公众讨论跟争论的话题。另外，学术出版界也随着科研界在改变，然而，调查显示研员人员认为同行评审应该改善而不是废除，“Taylor & Francis 开放获取调查”（Taylor & Francis Open Access Survey ，March 2013）发现作者对于花钱发表自己的论文在开放获取期刊上时，同行评审是其中最重要的服务，其次为快速同行评审和快速发表，主要的问题是不同期刊的同行评审水平差异很大，还有 2012 年开始出现的“伪造审稿人”事件（详情请浏览 Retraction Watch 博客中“假造电邮”分类）令人大失信心，反映有些期刊连对审稿人的基本查核都没有，我在学术出版行业干了三十多年，以为什么都遇过，这真的是最不敢置信的事件。
传统的同行评审方式的“浪费”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不满，因为论文被一次又一次的评审，从一家期刊投到到另一家，直到发表为止，这令本来就不完美的制度陷入更糟的情况，我听过一些期刊编辑表示越来越难找审稿人，这是大家都在想办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方法例子有层迭评审，经作者的同意，将论文还有相关的审稿转给其他期刊，另一个例子是可转移评论，将审稿意见给作者，有时候由独立同行评审员负责，作者可以连同审稿意见一起投稿，其他避免浪费审稿和审稿人时间的方法包括由独立公司负责的审稿和推荐合适的目标期刊。
互联网创造了新机会，可以尝试新的同行评审制度和模型，有许多新的人加入，有些不是来自传统期刊背景的，实在令人期待！很难预测哪些方法会被广泛采用，哪些可以持续和扩展，这对传统期刊和出版商带来很大的挑战，他们得开始跟着改变和创新，才能满足研究界的需求，达到基金单位的期望和要求。
还有两个导致研究人员不满同行评审的原因，第一，过程不公开，不过情况已有改善，比如发表论文时连同审稿报告和编辑部决定一起公布；第二，越来越多人不满同行评审工作至今在研究人员的研究和学术贡献纪录中仍不受“承认”，这种状况也在改变，有项目在关注提升同行评审工作的认可性，比如与研究人员的 ORCID 纪录 （http://orcid.org/blog/2014/04/08/orcid-and-casrai-acknowledging-peer-review-activities） 挂钩。当担任审稿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受承认为专业工作， 就可能推动人们评审论文，提供有建设性的评论。
谈到最近的一些不道德或者不良的研究行为，您觉得学术界对同行评审应有什么实际的期待？
学术研究人员向期刊投稿有权获得适当且公平地处理和评估，而且，除非期刊采用公开流程，否则关于投稿和审稿的信息也应该保密，经手论文和同行评审的人不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使用相关信息图利。他们也有权期待专家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审稿应该针对论文谈及的研究，而不是作者个人。当研究人员身为作者时享受到高质审稿服务，而担任审稿人时受到期刊公平对待，呃，不是所有人都收到这样的待遇，但有过这些良好体验的人才有更大动力为那些期刊进行审稿并提供好的审稿意见。
研究人员一般有很多责任，经常有过量工作，时间非常宝贵。由于期刊制度或指引说明的问题，很多研究人员在投稿和审稿上多花了无谓的时间，他们对此深感不满也是人之常情。期刊应该定期检讨工作流程，确保这些步骤确实能达到目标；定期检查作者和审稿人的数据和沟通，有需要时进行调整，以确保网页﹑在线投稿系统和沟通的信息一直，如果期刊没法做到这点，研究人员下次可能另觅期刊投稿和审稿。
Irene Hames 博士连同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副主编颜帅博士，照片设于 2014 年 4 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国际医学期刊编辑研讨会，Hames 博士在会上就同行评审和出版道德发表演说。（清华大学出版出版Hames 博士的同行评审书籍《科技期刊的同行评议与稿件管理》（Peer Review and Manuscript Management in Scientific Journals）中文译本）
您说过同行评审是个“有往有来的过程，作者和审稿人大多是同一圈子”，每个人都有机会审稿，对期刊编辑来说，要维持投稿和审稿间的平衡困难吗？
现在有了在线追踪系统后，挺容易监控自己负责的期刊的审稿状况，在邀请审稿前，编辑应该要了解潜在审稿人过去的审稿记录还有现在手上的审稿量，避免他们的工作量过大，或者在过去一年被邀请过太多次。可是，编辑充其量只能平衡自己期刊的投稿和评审情况 ，礼貌提醒投稿量多但极少审稿的作者。研究人员可能会收到多家期刊的审稿邀请，甚至还有基金单位、新创单位等的评审邀请，这些单位全部在争取同一批审稿人，因此与他们建立关系﹑善待他们，变得越来越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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