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教授，一个打引号的“小人物”。2025年，他辞去副系主任职务，居然引起全国高教界的关注。一篇《中国科学报》记者采写的报道被全网点击了至少20万次。回首往事，他有怎样的故事？

（一）最初的记忆

2020年7月，他上任分管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仅指上课、教师报教学项目，不包括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以及外事工作的副系主任。刚上任，他有点忐忑，尽管他曾经担任八年的副系主任助理。他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而他干出一番事业的动机并不是升官，而是非常纯粹的“把事情做好”。

他把一些“施政方略”记在电脑里面的一个WORD文档里。当老师提到一个什么事（比如在编一本教材，但缺少助教），他不但把这些需求记在WORD文档里，还马上帮老师解决。

当想到一些问题或者现状（比如有两位老师没有承担授课任务），他会把这些信息记录在WORD文档里，并给相关老师发微信催促。

还有一些需要抓的工作，以及开展工作的注意事项，他把这些记在WORD文档里。

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全国高考往后延了一个月，高考招生的日子也往后延了。他刚上任不久，就跟着刚卸任副系主任的一位老师去外地招生。这是他第一次去外地参加招生。虽然只是做个“配角”或者说只是做个组员，但他感到压力非常大，因为第二年需要独立带组。早上，他敲开老组长房间的门，看到老组长非常疲惫的模样，就知道这活不好做。

那时候，招生对他来说还是有些神秘，因为此前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外地招生。所幸，关键的活都是老组长和老老组长干的，他不需要承担太多。但是，他也非常忐忑，因为以后就要做组长了。

（二）忙于申报

回到上海，各种事情飞了过来。一会儿申报上海市科普基地，一会儿申报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他知道他们系申报上海市科普基地的希望比较小，因为不具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即使把这块市级的牌子拿到，后续还会有很多实质性的事情要去做。但是，为了把这块牌子拿到，也为了做出“政绩”，他自己整申报书，最后没有中，时间也“浪费”了。而申报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他更是抱着“申报不成功就辞职”的决心，认真撰写每一个字，认真审核每一个学生的事例。干这样的事，正好发挥了他的写作特长和细心的特点。

当时，系领导对他管得非常宽松，基本上是放手让他去做，所以他很自在，也充分发挥了写作的特长。

完成申报没有多久，很快迎来了第五轮学科评估。学科评估材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而是几个人写的，他参与了部分内容，并作为班子成员，整体把关、修改几次。他充分发挥了“报社编外记者”的特长。举个例子：学科评估材料里需要填写一些优秀学生（研究生）的情况。学工提供的东西，往往是从学生当年评奖学金的自荐材料中摘出来的，比如学生获得了“挑战杯”。但A教授喜欢“眼见为实”。他会加学生的微信，问对方是不是第一获奖人。如果不是，那么这一条获奖信息“不能用”。如果是，那么，他还会让学生把获奖证书的照片发给他看一下。学科评估还要求提供几十位优秀毕业生的情况，他绝不会直接从网上摘录别人的介绍，而是向对方要了材料后，自己按照统一的体例编辑好，删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荣誉和第N作者的奖励，并充分利用好填报文字的“空格”（例如100个字）。在写优秀学生案例的时候，他不会简单地说这个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并发表一篇Science论文，而是会搞清楚这个学生究竟有哪些亮点；这篇论文究竟讲什么内容、获得了什么样评价（比如论文被评为高被引论文）。然后，他会充分利用好填报文字的“空格”，绝不只是写两句话就结束了。

当然，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不仅仅是整理材料，还是在从事“常规的工作”之外，发动教师申报教学改革项目、重点课程等。以往，系教务员把学校教务处发来的邮件通知转发给老师，老师谁愿意去报，谁就去报；不愿意报，就不报。可是，A教授还在系教职工微信群@所有人，强烈建议老师们去报。他还个别联系“希望很大”的老师，督促他们去报。在他看来，获得校级教学项目，是获得市级教学荣誉的前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另外，假设申报的截止日期是10天后，那么系教务员可能对老师说，8天后请把申报材料发到教务员的邮箱。但是，老师总有拖延的，教务员也不知道第8天收到几份材料后，是不是“齐了”。这时候，只能老师报什么材料，教务员就提交什么材料了。而A教授希望能提前看到老师陆陆续续地提交材料，于是他会让老师直接联系他，他不但看，还会提一些意见建议，甚至帮老师改。

他们的办公楼在新校区，可是，教务员坐在老校区办公（目的是服务好在老校区上课的学生）。有时候，老师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或者当天把材料给A教授签字，A教授会把这些材料都收齐后，签字、盖章，自己开着车去老校区送材料。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人。他亲自把材料送到教务处办公室，跟那里的工作人员打个招呼。“打个招呼”的意思并不是请托，而是“有礼貌”的意思。他不那么功利——他从不会拍教务处领导的马屁，但对一些基层办事人员，非常客气。

此外，他还是个有心人。学校研究生院公示教学成果奖的申报材料，他会及时下载。以后，等系里老师需要申报教学成果奖，他在把他下载的材料发给老师参考。

也许你会说：为什么不请一个助管帮A教授干这个事？A解释说，他不可能把自己行政系统的网络密码告诉助管，让助管帮着操作。写审核评估材料以及各种申报书，助管做不了。而送材料这种小事，也不是每天都有。如果一周有一次这样的任务，完全说不清楚是哪一天，到时候他打电话找助管，助管不在或者不接电话怎么办？这样岂不把事情给耽误了？如果他用公家的钱请了自己课题组的学生当助管，则有瓜田李下的嫌疑。而如果请别的课题组的学生当助管，不见得有那么多活。

（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在大学里，从事教学管理工作，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既定的事务，比如开学走寝、开学典礼、新生学业指导、转专业方案修订、转专业面试、转专业录取、招生等等。2021年，他第一次作为组长，带组到外地招生。下了火车，双脚发软。是老老组长带着他，一起完成了当年的任务。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就想多学一点，这是他的职责，这是他的使命。

2022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疫情。3月下旬的一天，学校快要封闭了，他已经回到家了。但学校要求每个院系都有值班的干部。如果进校值班，则要求在学校自己的旅馆隔离两天，再进校值班，不得晚上回家。他举手报名。一开始说好值班一周可以回家。结果，学校封闭了，他在学校待了50多天。

谈到为什么举手报名进校值班，他说首先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他喜欢体验生活，有一种“记者”的好奇心，他想看一看，在疫情期间，校园究竟是怎么运行的（虽然他不一定会把看到的东西写到网上）。

50多天后，别的一位系领导进校值班，他被获准离开学校。那天晚上，他独自拖着行李，在黑暗中走了半个小时才到家，路边有很多装满废弃盒饭盒子的塑料袋，路上也没有车辆经过。

之后，他在上海解封后，为了能够有资格进外地中学摆摊招生，他赶到当地，在指定的隔离点隔离了14天以后，投入为期三个星期的招生。

日子，就这样在忙碌中度过。他手头的工作分为两块：保底线的基础工作以及能够产生省部级以上成果的亮点工作。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也许你会说：他为什么没有助理帮他干活？答案是：配一个助理，系里要出0.3个工作量给助理，一开始系里不愿意给他配助理，认为他自己就能把事情做好。事实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的确把活都做好了。后来，老的教务员退休了，新的教务员是工程师兼任的，她还要上课、带研究生。这时候，他也还是能够handle手头的工作的。到了后面，再去征集副系主任助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显然，很多老师在忙着自己的科研；在没有“承诺”（比如许诺一年后可以接班）的情况下，别人不愿意做。

（四）向左走，向右走？

A在上任的初期，只是想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没有想过“连任”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出点成绩，他认为他可以连任。为了做出行政方面的成绩，他的科研逐渐受到了影响。于是，他认为既然如此，他把精力集中于行政工作，至少能保证“一头”，而不至于“两头不着杠”。同事们也跟他说，如果工作效果没多大问题，系领导一般干两届。

2024年，他的情况发生了改变。系里一位领导换了，新来的领导对工作非常具有热情，管得非常细。说实在的，他没有办法适应领导做事的方式方法，也无法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任务、新要求，也常常会纠结于只字片语。他是一个学者，是在网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是报刊的“自由撰稿人”，自然很有自尊心。当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前期“缺乏人手”的矛盾越发突出。

面对这样的困局，他有几次晚上睡不着觉，给别的系领导打电话诉苦。他还会在微信朋友圈、网文有意无意地流露一些不愉快的情绪。

同事们都劝他要沉得住气，要再干一届。在2025年初的“（2024年）年终”述职大会上，他把自己的政绩都罗列了出来。他知道，那是他的“告别言说”。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但是不是他真的“不想干”了呢？不是！他自身对这份行政工作充满激情，也干出不少成果。2025年6月底、7月初，他再次参加了外地招生。这一次，他放得开，取得很好的效果。他在等待老天给他的答案——往哪里走？如果回到上海后，系里换届，他就不准备再出来参选了。他不是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就是说，要做，就做好。但问题是：什么叫“好”？这有可能像“无底洞”一样。

他在自己的WORD文档里“沙盘推演”，盘算着连任对自己的利弊、对院系的利弊，以及不连任对自己的利弊、对院系的利弊。这些行为，在现在看来很“幼稚”，但这的确就是他的行为。

他心中藏着一份“难舍”，也觉得如果自己就这样“灰溜溜”地卸任，说明自己“心虚”了。但是，他实在受不了各种压力，在2025年10月12日正式提出辞职。他看明白了：有时候，通过“闹事”（比如报刊发文）的方式，能够“缓一缓”，但是各种各样的任务“飞”到眼前，没有一个团队来作战，是很难做出的。而且，这些任务往往类似于“搞活动”，而他属于“leave me alone型”的，就是他喜欢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他不是特别外向的。

知晓了他辞职的消息后，有的同事说，要想清楚自己接下去要干什么，调整安排。还有的同事说，如果你当初不辞职，没有人可以把你赶下台的。也有的同事说，他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只是做事太过认真了，把自己耗尽了。

回顾这件事，他经历了“纠结”的过程——有人说这是“内耗”。但是，他的确从各种情况（苦痛挣扎、人走茶凉）中收获了成长。他经历，他思考，他读和行政管理相关的书，他也有行动（包括把自己的政绩表格放在微信群、找学校、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

他是个“高敏感”的人。他很在意别人（比如领导）说过的几句话。当他被“否定”或者“挑剔”的时候，他的self-doubts被引出来，这不但不能使他“有压力才有动力”，而且只使他陷入无尽的“内耗”（“我是不是什么东西做错了？”）。

而为了他口中、心中的“尊严”，他会去做一些“另类”的事情，比如把自己的政绩清单放在工作群、接受记者的采访。

虽然有人说他“像小孩子一样”，但他通过这事，收获了成长。他很清楚：从事一些行政工作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或者说，要付出多大的劳动才能有收获，以及有多少的收获。他明白了世态炎凉以及各方人马的“出牌方式”。

他选择了逃离。人工智能评价说，这对他来说，是精神和肉身的双重“越狱”。从此，他可以不受行政杂事的羁绊，而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

只是，这个结局，是他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