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我们将迎来第十八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确定今年的纪念主题是“土地滋养生命携手遏制退化”。（PS：今年的主题也是很好的）

    我国荒漠化防治世界瞩目，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分别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这一形势令人鼓舞。

    在气候变暖、人口增加和发展经济的多重压力下，作为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为何能从整体上实现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此，记者专访了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

    生态工程效果明显（PS：事实）

    植树造林种草是防治荒漠化的根本措施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相继实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大型生态工程。

    “由于工程效果具有滞后性，直至2000年后，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才得以扭转。”刘拓介绍，如今，这些工程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在逐渐增加，土壤的释尘量逐渐减少；在同等风力条件下，沙尘暴的危害和频次也在减少。

    但有观点认为，在沙漠、沙区大规模植树种草，徒劳无益。仅以京津风沙源治理为例，沙尘可以直接越过植被顶部，根本起不到防治沙尘暴作用。

     刘拓对此表示，事实可以证明，这些生态工程成效显著。近年来，京津地区的居民都能明显感觉到，沙尘暴和沙尘天气确实比过去要少。（PS：荒漠化逆转，似乎已经是既定事实，无论是我们的感觉，还是遥感数据观测）

    “今春北京有过几场大风，按过去的经验判断，应该会出现沙尘暴天气，但却没有发生，为什么？”刘拓分析认为，这与植被盖度不断提高有关。当植被盖度小于15%时，风沙活动会变得显著；当植被盖度大于40%时，风沙活动会变得不显著。经过十多年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林草植被盖度由44%提高到55%，已由过去的沙尘暴加强区变成了现在的减弱区。

     刘拓表示，沙尘暴不可能消灭，但其危害可以控制。（PS：定位准确）沙尘源和动力因素是影响沙尘暴的两个主因，动力因素又分为吸附沙尘的向上气旋和移动沙尘的平移气流（风）。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在沙尘源区，气旋和大风难以带走大量沙尘；在沿途地区，也不会提供沙尘等“弹药”支援；在目的地，植被不仅能固沙，也降低了就地起沙的可能性。此外，林网也能够降低风速30%左右。“植树种草，不仅能减少甚至断绝沙尘来源，同时也降低了风速，怎么不能防治沙尘暴？”

    整体好转是实情，局部恶化有原因（根本原因似乎还在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规范人类活动行为是治理荒漠化的前提条件（PS：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但是人为活动影响明显）

    我国防治荒漠化是否取得历史性转变，工程治理区的百姓最有发言权。刘拓介绍，上世纪50、6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小学生上学还得相互用绳子拴着腰部，以防止被沙尘吹散迷路，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2000年以前，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暴发沙尘暴时，一些身披长绒的绵羊，因为携挂过多沙尘而被压死，现在还有谁听说过这种情况？过去，由锡林郭勒盟至北京的公路，每年都得在多处地段“清沙”，现在也不需要了……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我国春季沙尘天气过程发生频率为年均20.9次，70年代为年均19.4次，80年代为年均22.1次，90年代为年均16.1次，2001年以来为年均12.2次，减少的趋势非常明显。以今春为例，我国共发生10次沙尘天气过程，低于近11年均值（12.2次）；共发生2次强沙尘暴和4次沙尘暴天气过程，两者总和略低于近11年均值（7.7次）。

    有人认为，我国在荒漠化治理中，所谓“整体好转、局部恶化”的说法自相矛盾。比如四川省西北部的诺尔盖地区、内蒙古西部的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些地方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同样的治理办法，为什么会出现局部恶化的情况？

    刘拓表示，究其原因，不一定是生态工程不给力，主要还是人为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控制。比如诺尔盖地区，上世纪30年代，当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还是遍布水草、难以通行的大片湿地；上世纪60、70年代，当地挖沟排涝，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草地；如今，当地垦荒、过牧、挖川贝（一种中药材）等现象没有控制住，才变成了沙尘荡荡的沙地。在个别沙漠沙区，也存在同样情况。

    南方沙化问题也不可忽视（PS：关注南方石漠化，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治理沙化要因地制宜、南北有别

    人们通常以为，我国只有干旱和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才有荒漠化问题，而多雨的南方地区可以高枕无忧，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根据联合国关于荒漠化的定义，当一个地区的降雨量与蒸发量之比达到0.5至0.65时，就属于潜在的荒漠化地区。刘拓说，大家也许想不到，四季如春的海南岛，其西部地区竟然也属于潜在的荒漠化地区；千湖之省湖北省，其丹江下游地区也曾形成大面积沙地。对南方沙化土地不加以防治，同样也会造成灾害。

    据介绍，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2009年末至今，肆虐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干旱仍在延续，其中广西西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等石漠化地区最为严重。在这些中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有些地方的人们往往连水都喝不上。

    气候变暖不仅加剧西南石漠化地区的旱情，也给当地的石漠化治理带来巨大压力。首先是高温、干旱使植物枯死，并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随后频发的强降水，又将当地的薄土层冲掉。“如果前些年没有采取积极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其危害肯定比现在要大得多。”刘拓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下，更需要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不能无为而治，束手待毙。

    刘拓介绍，我国的荒漠化治理，通常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治理区。基本原则是，在南方地区，以开发带治理；在北方地区，以治理带开发。但这只是从大面上来说，具体措施还要因地制宜：不管是南方北方，在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多搞些开发利用；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地方，还应以保护为主。

   防治工作不能顾此失彼

   治理荒漠化需重视解决脱贫致富问题（PS：贫困和沙漠化紧密相连，经济和防治荒漠化息息相关）

   “治沙者林也，保绿者水也，护土者民也。”刘拓表示，治理荒漠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多方合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以我国三大沙尘源区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地区为例，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土地沙化趋势极为严重。由于当时上游来水减少，加之打了1.3万多口农用机井，水资源被超采，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地表植被无水难以存活；再加上过度放牧，也严重破坏植被，从而导致土地沙化。

    “后来当地采用‘限井压田’、‘植树种草’、‘秸秆压沙’三大措施，将机井减少了3000多口，大量封育种树和每年几万人‘压沙’，这才把形势控制住。”刘拓介绍，与此同时，当地还注意解决人的出路问题，比如采用大棚种植、羊只圈养等办法，使当地农民的收入比过去还多，农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大为减轻。

    “采用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举措，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效果稳固。”刘拓说，从国内外经验看，人多地少的国家必须解决好治理区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PS：归根到底还是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例如，在人少地多的澳大利亚、美国等，大多实行封禁的办法，不让人畜进入相应治理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就行不通，比如以色列，其治理荒漠化的根本办法是走节水之路，将所有农业和林业灌溉变成节水灌溉，既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保护了生态环境。

    刘拓强调，目前我国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影响加剧、追求经济发展的压力过大、治理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急需完善治理机制，例如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力度等。

遏制土地退化 促进绿色增长

    今年6月17日是第十八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是“土地滋养生命携手遏制退化”，旨在唤起社会公众对土地与生命关系的科学认识，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和鼓励公众参与，推动防治荒漠化的自觉行动，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面积最大、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得到扭转，整体上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分别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沙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长期治沙实践中形成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治沙精神，已经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随着防沙治沙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沙化土地植被平均盖度已由2004年的17.03%提高为2009年的17.63%，沙区生态状况逐步好转。荒漠化和沙化重点保护治理区动植物种类明显增加，群落稳定性有所增强。局部地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土壤侵蚀模数大幅度下降，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3亿多吨。沙尘源区和路径区植被得到恢复，释尘量呈逐年减少趋势。今年3至4月，北京地区发生沙尘天气2次，明显低于2000年至2002年年均13次的水平。

　　随着保护和治理力度的加大，沙区人居环境和农牧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防灾减灾能力和生态承载能力逐步提升。各地结合治沙，积极发展木材、灌草饲料、中药材、经济林果、沙漠旅游等特色产业，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促进了沙区生产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沙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据统计，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人均GDP从1999年的4687元增加到2010年的27193元，年均增长17.3%，工程建设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率为23%—28.3%。

　　我国防沙治沙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对全世界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国际影响力。2008年联合国第十六次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称：“中国的荒漠化防治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1年6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我国防治荒漠化的成绩。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国初步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沙区实际的荒漠化防治道路，为推动全球防沙治沙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国家投入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各级政府在荒漠化防治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治沙事业。二是坚持生态优先，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始终把改善生态作为治沙的首要任务，在确保生态受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沙区资源，增加群众收入，改善沙区民生。三是坚持遵循自然规律，保护与治理相结合。自觉按自然规律办事，注重发挥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功能，强化各种保护措施，同时因地制宜地加强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四是坚持工程带动，重点突破和面上推进相结合。在生态脆弱地区和薄弱环节启动重点治沙工程，加快治理步伐，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加强面上治理。五是坚持科学防治，现代技术与传统经验相结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荒漠化防治中的作用，同时注重总结推广已经成熟的实用技术与治理模式。

　　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虽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防治任务十分艰巨。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面积的27.33%、18.03%，局部地区沙化土地仍在继续扩展，已经治理区域的生态系统尚不稳定。土地荒漠化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生态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今后，必须把防沙治沙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和重要内容，坚持依靠群众、依靠科技、依靠改革，积极借鉴一切先进治沙经验，大力弘扬宝贵的治沙精神，不断加大治理力度，努力提高治理成效。

　　依靠群众就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奉献。防沙治沙最大的力量不是国家投入，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奉献，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依靠群众治沙，为了群众治沙，治沙成果让群众共享，应该成为治沙工作的基本原则。在治理过程中，要科学利用沙区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让沙区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

　　依靠科技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治沙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规律的变化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环境条件，坚持用科技手段，让自然演化过程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要强化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基层技术人员和农牧民培训，把最简便的、老百姓最欢迎的科技手段和科技方法教给群众，走一条成本低、速度快、可持续的防沙治沙之路。

　　依靠改革就是要创新防沙治沙的体制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治沙工程项目的管理措施，积极推行沙地承包治理和承包管护，调动各方面防沙治沙的积极性。要认真落实各级地方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加强考核工作，及时公布考核结果。要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林业、农业、水利措施多管齐下，巩固和扩大综合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