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忍不住要对自己近五年来的研究生生涯作出一次狠狠地批判了。这五年间（包括1年半硕士和3年博士研究生学习时间），本人在学习生涯上几乎交了一份白卷 ——一文未发，毕业遥遥无期！追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条：首先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包括目标不明确，没有认清（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时期）攻读研究生的目的，没有很好的认识自我（套用上官子木先生的《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的总结）即没有很好的了解和把握自己的内在兴趣和相对优势之所在（Dixit先生在 American Economist上的总结）；其次是没有拼搏的精神，虽然不是特别懒惰，但是肯定谈不上勤奋，更不用说持之以恒的毅力了；文献读得倒是不少，而且在每篇文献中都提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见或者是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把这些东西很好的集中起来，并经常加以思索，因此弄到最后成了文献的奴隶，而不知道学习 的本质目的便是学以致用——不是简单的“拥有”灌输进来的显性知识（上官子木一书总结），而是带着批判和质疑的精神（上官子木《反思》和王梓坤《纵横谈》）灵活地、甚至创造性地运用已有知识并试图开发新知识。基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加上外部环境特别是隐性知识（即优秀学术前辈一对一的师徒式的传授，源自上官子木《反思》P141李政道“费米物理研究所”的故事）的缺乏以及具体学术指导制度的缺失（具体学术机构缺乏总体的培养目标和培养程序），终于酿成了上述 ０成就的丑果！对此，笔者感到深深的羞愧与自责！五年时间说长不长，但是说短又绝对不短！这大好的五年时光原本可以干多少事情啊！但是单纯的懊悔无济于事，还不如对五年间所作的具体事务来一个总体的回顾来的有用。
　　硕士一年半说不客气点，就是一无所获。在一个以定性甚至拍脑袋的环境里成天与僵化的教材、专著而非新颖的学术论文打交道肯定是无法淘到闪闪发光的金子的，更不用说研究方法上的不规范甚至是缺失以及大量的“实践机会”了（必须说明的是，如果方法得当，“实践”不失为培养细致观察和获得灵感、直觉以及锻炼 转换思维视角能力的好机会！）。博士第一年仍然沉迷于大量的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中文专著中，这些中文专著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灌输显性知识”，鲜有经过作者独立思考和严谨研究之后获得的新结论，这样的专著既缺乏营养，更浪费时间，并且使人不知何谓学术研究甚至危害人体‘健康’！
　　真正有所收获的时期始自2006年11月份，天津大学张维教授的《科学的管理研究》报告将笔者逐步引导至经济管理学术研究的正途上，接下来便是手中已有的《管理研究方法论》（李怀祖著）被一口气读完，而后又补充了贾怀勤、吴建南等人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专著，这些都是关于实证研究方面的方法论资料。然而2006年底至2007年初甘犁教授《微观经济分析》课上关于IV工具变量的讨论是笔者觉得，既然明知计量经济或实证研究中存在的对于解释变 量外生性（exogenity)的高要求，而外生的IV的寻找又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放弃了搞实证研究的念头！好惨重的损失，以前成天泡在研究方法论，四五天一口气读完一本研究方法论著作的努力便毁于一旦了。不过至少知道了所谓的“科学性”大概包括几个要素，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客观，实证，规范，共同外加笔者自己所理解的可重复性指标；也知道了学术特别是学位论文的灵魂属性：科学性、学术性、创新性与理论性。
    之后几天便是彷徨。一天偶然在一期刊上看到一位学长有一篇论文提及“使用罚函数法解非线性规划”，便对《运筹学》长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因此一星期之内从教室到寝室，从寝室到餐厅，从餐厅到摩尔百盛超市的长椅上，随手都带着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运筹学》，一周之后，原理几乎都弄明白了但硬是没有找到使用的地方！笔者再一次被知识给奴役了！！
    大概是2007年4月份左右，笔者便妄想学习人家怎么开题。于是找老五在西安交大复印了王应洛、席酉民老师等人撰写的《怎样做好博士论文》一书，一天便读完了，当时觉得颇有收获，但事后才发现也只是囫囵吞枣而已，仍然停留在显性知识的灌输层面。接下来4月份经过4天便攻读完毕的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也有同样的感觉。
    5月20日，笔者在google搜索引擎上以“公共工程”为搜索项偶然搜得一篇台湾冯正民等人写的关于公共工程私人与政府出资比例的学术论文，这是笔者第一次认认真真地阅读本领域内的有关学术论文。台湾学者所著论文中严谨的八股式的论文结构特别是其特有的“研究动机”（research motivation)交待深深的吸引了我：原来做学术论文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明显的动机支撑着作者的！虽然意思基本相同，但笔者总觉得台湾学者的“ 研究动机”比大陆空洞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来的实在（类似地，后来笔者觉得英文文献中的“the (new) contribution of the paper”也比大陆模糊抽象的“论文创新点”更加具体和亲切！）；而该文从政府和私人两个视角而非单个视角（作者们前两年各有一篇论文分别从政府和私人视角研究出资比例）来研究公共工程公私出资比例问题，这既是文章的“研究动机”也是paper的new contribution，同时笔者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目睹了具体的通过（而非以前老师所抽象和总结的）转换视角（perspectives)的案例。正是这一次体验使笔者切实感受到了什么是规范的经济管理研究。（虽然后来笔者觉意识到台湾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喜欢从管理学的角度切入——只注重明确的财务分析 ——而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社会效用特别是消费者剩余的角度分析公共工程的社会效益问题是存在显著缺憾的）
    接下来两天，便一口气读完了《管理工程学报》等期刊上关于BOT的文献，从5月23日起，便开始以5篇/天的速度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conomics等建筑学顶级期刊上阅读与BOT的相关论文，直至6月底。这是第一次接触规范的国际性论文，收获自然不少。然而受《管理研究方法 论》、《博弈论》、《运筹学》等专著关于规范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思想的影响，笔者觉得在这些建筑期刊上所阅读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采取一种不规范的 “实证方式”进行的,既没有采用李怀祖老师等提出的实证分析方法，也没有采用周廷锐教授讲授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而是编制一份所谓的“您认为下列哪些因素是BOT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等类似的“调查问卷”发放给BOT领域内的专家，根据专家的回答进行简单的“相加”或“相除”便构成了作者的研究结论发表在期刊上（当然，Yang & Meng等人在Transportation Research上所发表的关于交通网络与拥挤成本以及投资规模和收费水平之间关系的论文以及肖条军老师在《经济数学》上的类似论文是相当严谨的）。虽然本人对实证研究相当不感冒，但是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要求，这些调查问卷既没有经过“效度”检讨，也没有经过“信度”检讨，笔者相当怀疑这些所谓实证研究的规范性。无独有偶，台湾学者Ho S. Ping博士对这些期刊上的研究方法也不以为然，他在美国讲学时多次提到“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的BOT专家（experts)，那么干嘛还去调查他们呢， 让他们直接写文章好了嘛！”，以示质疑。他还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其中的博弈论研究在考虑政府更换代理人成本、政治成本何法律诉讼费用及其赔偿问题的情况下，BOT项目中的破产与重新谈判(renegotiation)问题，并且将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部分经济学期刊也在讨论BOT（PPP)的问题，他们有的从是否将公共工程建设和运营捆绑入手分析BOT的适用范围，有的从Hart 等人提出的剩余控制权的角度研究PPP模式的效率问题，有的从关于不可观察的质量的道德风险（建设运营成本的降低有可能降低工程不可观察的质量以Hart 1997.2003为代笔）激励角度研究PPP问题；有的从"市场内的竞争还是市场的竞争”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r competition for the field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以Chadwick1859，和Demsetz1968为代表），也有的从各种收入担保和风险规避的角度研究(以Lin Mincheng,2001为代表）,还有的如法国部分学者以水务工程为例分析两阶段建设工程中建设努力程度与工程质量(漏水率，受初始投资成本和时间影响）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人从各种形式拍卖（一级密封，二级密封或英式拍卖、荷式拍卖）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此外，8月份左右还阅读了韩国学者关于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的文献，以及Sheilfer(1998)等人关于私有化的综述性文献等角度，2007年12月25日Amstrong(2006)等人关于规制与公共工程之间关系的综述性论文，以及2007年6月初次涉及，2007年11-12月份再次细读的伟大的Laffont J.J. and Tirole J.的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Regualtion and Procurement的巨著。2007年11月3日，本人读到有史以来笔者投入时间最多的一篇working paper（作者EFG，曾经与1997、2001分别在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s和JPE上分别发表关于LPVR拍卖机制的文献）：The Basic Public Funds of PPP，作者认为PPP项目最佳的拍卖结构是包含一个担保下限和一个担保上限，这与实际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PPP合同大相径庭；该文考虑了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Lamad，The shadow cost of public funds，在Laffont J.J. and Tirole J.等人的论文中屡次提及，但是他们都假定公共资金的边际社会成本是恒定的，不过笔者却怀疑像其他成本一样，公共资金的边际社会成本也应该是递增的，试想一次性发行1000万美金国债与发行10万美金的成本怎么可能一样呢？为此，笔者又阅读了AER上许多关于公共资金影子成本的文章，也读了许多关于税收成 本的文章，包括Stiglitz等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有关经典论文）；当然也包括世界银行大量的公共工程从国有——〉私有（特许）——〉国有——〉私有的循环规律研究(2007.10.8左右）的有关研究（笔者认为世界银行的这些研究也不甚规范）以及2008年2月份阅读的有关公共工程产品非线性定价与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政府的政治成本之间关系的论文。在阅读Laffont J.J. and Tirole J.巨著时由于对最优控制理论的不理解曾于2007年8、9月和12月猛攻蒋中一教授的《动态最优化基础》一书（书中诺德豪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失 业——通货膨胀政治商业周期”一文让笔者痛快地感觉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有趣的经济学研究）；同时涉及的还有蒋先生的《数理经济学基础》一书，书中关于数学在 经济学研究中的四个作用——表述上的简洁、已有公理的应用、边界条件的清晰界定、处理多维问题阐述得非常经典（2008年8月或9月笔者又阅读了 Samuelson关于"Mathematics is language的原文，较之蒋先生的观点更为透彻）！同时蒋先生《数理》一书上关于最优化理论（同时下载了复旦大学冯曲的简洁版讲义和最优化理论和Dixit关于最优化理论的小册子）、矩阵的运用等方法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为了弄清楚消费者剩余的问题，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笔者阅读了MWG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前一部分，并且为了弄清楚补偿性需求曲线，甚至阅读了Hicks20世纪40年代发表在RES上的好几篇原始论文！
    2007年间笔者曾经因为隐隐约约感觉BOT担保问题与供应链中不确定的需求情形有着明显相似之处，甚至阅读了一部分供应链(supply chain）的问题，而且感觉目前的研究没有考虑价格及需求的期权问题，便于2007年6-7月间涉及过期权(期权期货与衍生产品)和实物期权（两本著作：实物期权分析、实物期权）的有关著作，但是因为太抽象而不得不放弃！2008年在地震期间断断续续地阅读了Dixit and Pindyck的Investmen Under Uncertainty，并准备将BOT与实物期权结合起来作为论文题目，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暂停。此外，2007年10月23日笔者花一天的时间阅读了美国人唐.埃思里奇写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最近即2008年9-10月份突然对一般的创新产生了兴趣，便阅读了有关《科学发现纵横谈》、《反思：中国人成才障碍》等一般性而非专业性书籍（甚至连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没有放过），但是感觉收获还是不少，对于创新的要件（内部要件：兴趣、相对优势、科学的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和勤奋、毅力；外部要件：自由的创造环境）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文献虽然读了不少，但是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导致笔者一直围绕文献打转，甚至成了文献的奴隶而不能自拔：第一，没有明确的目标：自己的兴趣和相对优势没有把握，也没有对这些文献质疑的地方加以深入的探讨，虽然不算懒惰但是缺乏恒心和毅力；第二，为了学习而学习而不懂得学以致用，这大概是这五年来“拥有”或 “曾经拥有”的知识与日俱增但是最终碌碌无为的根本原因。

注：本文于2008年10月首次撰写于本人“人大经济论坛”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