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常有幸，参加了科学出版社成立 60周年纪念画册的部分工作，要筛选60年来出版的名著。因此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出版社自 1954年以来出版的图书总目录。当我打开目录文件浏览时，不禁为之震撼，不光是为它的数量之巨，更加让我汗颜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灿若星辰的大师的作品都一条条列在那里：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张文佑的《中国大地构造纲要》等等，让我感觉离这些科学巨匠仿佛很近。这些伟大的成果就在我所在的单位出版，从而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的发展，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但随着进一步浏览目录，又发现了一个令人有些沮丧的现象，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到我所生活的时代，学术大师的书越来越少，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几乎列不出与以往同重量级的著作。能选上的书目，最晚的年代也就在20世纪末。这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现象。时代虽然不断变迁，但现在科学出版社依然是科技出版的第一品牌，一如既往地吸引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在此发布，出版的图书从某种程度上还是代表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那为什么大师级的著作越来越少呢？

　　很多学者在谈到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时，经常会提到“我们缺的是大师，而不是大楼”。媒体人高晓松在他的《晓说》中提到，“大师一般是扎堆来，扎堆走，现在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上，学术腐败、科研经费被滥用的消息屡现，专家的发言更多地会被过分负评价，“院士”这个原来大师级的称号，如今也仿佛成了学术特权的代名词。科技编辑们谈起某些所谓“学者”的著作时，也经常负评价不断，感觉不是请人捉刀，就是堆砌数据而成。连各大科研项目都仿佛在“应付差事”。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的时代，一个注定出不了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出现，当然就没有大师的著作了。

　　如果就此做结论，大家都会觉得很悲愤、很无奈，进而有可能变得玩世不恭，影响工作态度。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大师，也不会出什么流传百世的大作品了。除了羡慕老编辑和大师同时代、同奋斗外，就剩苦闷地操作稿件了，成就感大减。但冥冥之中，我总感觉答案绝不应该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的科技显然还是在进步，我们的“神舟十号”已经上天，“嫦娥三号”已经登月，中国学者的高水平论文数量在世界上也居前列了。如果说“大师扎堆来”，也应该有来的道理，总不来也应该有它的原因。那就让我们回头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时下的区别。

　　从科研投入上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研投入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据《建国初期我国科技人才的激励政策及启示》一文，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六百多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不足五万人，仅有的三十多个专业科研机构也已名存实亡。就算到了 1950年中期，科研人员也才 40万人，科研机构才840个。科研人员奇缺，科技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求。

　　而现在，我国仅两院院士就有一千四百多人。据科技部2012年的数据，研发人员已经突破了三百万人，居世界首位。另据报道， 2012年中国科研投入 2434亿美元，占GDP的1.98%，百分比已超过欧盟，预计2015年科研投入将占GDP的2.2%。在这样的大资金的投入下，好像理应有更多大师级的作品出现，但为什么看起来不是这样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机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各个学科基础薄弱，科研体系不完善，有大量的空白亟待填补。因为科技人员奇缺，所以当时潜心做科研工作，一般都会有些成就，更别说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科技人才。而且往往一个科研人员会涉猎好几个方向，如刘东生院士先后研究过鱼化石、古脊椎，还研究过地方病。归国的钱学森、邓稼先等人才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做出了伟大的成绩，填补了大量空白。而且他们多在幼年就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使他们思维开阔。那个建设祖国时不我待的历史时期，充分激发了人的潜能，如钱学森除了成为“中国航天之父”，后来在工程控制论、系统论等方面又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成就毋庸置疑，可以说“大师造就了时代”，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也是“时势造就了英雄”。在那个被外国列强欺凌百年，亟需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年代，这批科学家成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家喻户晓，进而对中国整个科学大厦架构影响长远。现在，全国科研人员突破三百万人，各个学科门类基本齐全，各个科研领域的架构已基本形成，各个方向越分越细，不少科研人员一生集中在自己的小专业里，在不断地完善已有的架构。就好比，老一辈科学家已经基本建成了科学大厦，现在的科研人员更多是在给大厦进行装修，难以形成突破性成果。

　　二是时代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国人的公民意识在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很多人物走下神坛。以往的大师级的人物慢慢褪去了神秘的光环，回归了他们与“常人”相通的一面。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就使陈景润家喻户晓的事情，几乎再难复制了。很多人不再像脱口说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那样，能说出“中国嫦娥之父”是欧阳自远了。我想，一个原因是能提升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成果不再是那么一两个了，需要向公众宣传的重要成果越来越多了。

　　想到这里，我基本上能说服自己。我们这个时代是过渡的时代，是一个积累的时代。前人构建的大厦正在被这一代人不断完善，完善到一定阶段必将有划时代的成果出现。不用沮丧所谓没有大师的时代，实际上可能有些人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师，只是时代不需要再给他们加上“大师”的光环。而作为科学出版社的科技编辑，我们所要做的依然是切切实实把当今优秀的科研成果———国家自然基金、 973项目、 863项目等等———争取到、整理好，为下一代“科学大师”的诞生提供学术的起点。（韩鹏）

来源：新华书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