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我于20 世纪50 年代末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后来进入中国科学院院机关，先后从事科学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近半个世纪的光阴。这期间，我有幸接触到许许多多我国顶尖的科学大师、新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开国元勋，有机会亲耳聆听他们在课堂上从基础到专业课程严谨且深入浅出的知识传授；亲历亲闻他们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所作的精彩绝伦的科学演讲、所参与的学术讨论和展望分析；切身感受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以及为人处世和治学守则等方面的言传身教；幸运地得到了他们对我个人的许多直接教诲和帮助。所有这些让我终身受益，令我时刻不忘，是我今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过去，我时常会对年轻科研工作者讲述我亲身见证的他们的一些小故事，甚至对着非科技界的年轻人也要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科学家的这些精神对所有年轻人都是有用的。现在我已过古稀之年，很多事记得不太准确了，甚至开始遗忘了。就算有机会说，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认真听了。这些前辈大部分已经去世，我害怕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会流失，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有关他们的著作，但我还是想写下点点滴滴以作纪念，希望能对年轻人有点用处。特别是当前科技界的许多优良传统已经疏于流传，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多讲讲老话也许并不多余。

我接触过的老一辈科学家太多太多，囿于本书篇幅和我的记忆，只能选取我较熟悉的人（化学方面的先生多一些）和难忘的事，在这里寥录一些片段，与大家一起回忆、共勉。

钱文藻

聆听大师，感受老一辈科学大师、新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开国元勋的爱国敬业的精神和情怀，从本期起，小编将陆续与大家分享部分文章。

本期分享的文章是柳大纲先生：淡泊名利、爱护后生。

柳大纲先生在书房

柳大纲（1904—1991）先生是一位博学、善良且待人宽厚的长者。他是中国化学界的元老，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老科学家的高尚品德在他身上有集中的体现。他一生以国家和事业为重，时刻关心他人，从未想到自己。

从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直至离开化学研究所去院总部从事科研管理的近20年时间里，柳先生先后任化学研究所的代所长和所长。在所里，我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在此之前，柳先生还兼任过我的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和化学教研室的主任，是我的老师，尽管我并没有上过柳先生教的课。我进入院总部工作后，曾先后参与主持化学、数理化和基础研究等领域的科研组织工作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管理工作，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帮助。特别是我在化学所科研处工作的那段时间，更是经常在柳先生身边——我们的办公室是里外间。即使我到院里工作之后，他还不时把我叫到家里（院部离他家很近），给予我许多亲切的教诲。他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也是悉心培养和教导我的恩师，他崇高的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对他的感恩之心永远不能忘记。

柳先生一生爱国、为民，只要是国家或科学发展的需要，他便会毫不迟疑地勇挑重担。他从生活条件优裕的上海奔赴冰雪寒冷的长春，再转战北京，从零开始创建化学研究所。他从来不讲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强调自己的学科专业。国家需要日光灯，他便在长春研究起了荧光材料，最终改变了日光灯生产完全依赖进口荧光粉的局面；农业需要钾肥，年近花甲的他率队前往条件异常艰苦的西北盐湖考察资源、开展研究，创建青海盐湖所（他亲自兼任所长）；为推进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他又组织科研队伍进行核燃料前后处理相关化学问题的研究；为了化学所以及中国化学研究发展的需要，他可以放弃自己心爱的无机和物理化学研究专业（柳先生是中国最早从事化学光谱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担起组织与领导科研工作的重任，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和盐湖所两个研究所的所长。化学所虽然占据了柳先生大部分精力，但他对我国盐湖事业的发展始终尽心竭力，即使因年事已高，不能经常去盐湖所工作了，他的关心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盐湖所的科研人员和所领导经常到北京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耐心、认真地提出指导意见。所以柳先生过世之后，作为后辈的我们和他的儿子柳怀祖（我的老同学和好友）都一致赞同以柳先生的名义设立科学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和支持盐湖化学领域的年轻科研工作者。

从柳先生一生的工作经历和获得的成就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情怀，还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位难得的、知识全面的化学家所具有的扎实学科基础，这使得他有能力去组织和领导这么多完全不同领域的研究工作。除了之前提到过的领域之外，他对中国科学院化学所主要研究领域，如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化学热力学和热化学以及结构化学和分析化学等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前瞻都是熟能详知、洞察秋毫的。我在所里时，还看到他亲自努力推动电子能谱学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等新领域的创建，包括学术带头人的遴选和实验装置的建立等。

柳先生为组织化学所开拓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耗费了许多心血：他曾努力邀请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担任化学所的名誉研究员，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李远哲先生去宾馆看望柳先生，他对柳先生非常敬重，二人除了叙旧之外（柳先生与李先生的父亲是故交），柳先生再三拜托李远哲先生关注并帮助国内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的发展；此外，柳先生还热忱邀请了高能物理所的朱起鹤院士，来化学所主持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柳先生的这些努力，为化学所分子反应动力学领域研究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若没有对化学学科领域全局最新发展的了解和判断，没有对其学术内涵的深入理解，是不可能在研究所做出这些前瞻性布局的。化学研究所成立后的数十年里，先后成长并分流出盐湖化学所、感光化学所和环境化学所等多个科研实体，从中也可以看出柳先生不囿于一所之私利，助推新生的广博胸怀。

柳先生热爱事业、工作勤奋、处事公正，他任所长期间，总是从全所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每年的经费分配、人员任用与外事活动安排，从来没有亲疏、好恶之分，从不“优待”自己的“领地”，哪怕对自己最心爱的学生（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晓白先生）也一视同仁，甚至对他们的要求更加严格。我不记得他自己什么时候出国参加过学术活动，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前，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柳先生视名誉地位淡若清水，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研究员级别就没有提升过，我也从没听他说起自己过去的工作成就。

柳先生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我从没看见他发过脾气，对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总是循循善诱，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更不用说训斥了。他爱惜、尊重人才，不管别人怎么对待自己，他对人都是始终如一的真诚。所里有一位老科学家曾经对他不够尊重，连我们看着都觉得心里不舒服，而柳先生却并不在意，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最终感动了对方，因此改变了态度。

柳先生的慈眉善目给接触过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面由心生，他的心地非常善良。他总是关心身边的人，我在化学所工作时，经常看到他对生病或有困难的同志以真诚的关心和经济上的帮助，好像他的工资用途就是为此似的。他的工资袋有时就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准备着，以至于后来化学所党委书记马福荣随时都可以替他做主“花销”了。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休息，他老人家居然亲自到我家里来看望，让我们全家感动万分，到现在说起来还热泪盈眶呢。

柳先生是一位爱护青年、关心青年人才成长的长者。他曾经对我们说起过当年华罗庚先生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故事。柳先生曾在《科学》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华老就是因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的发表，才在数学界崭露头角的。柳先生是从两个角度谈论这件事的：一是学术刊物与出版工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二是对有才华的青年要爱护。他说，不要认为编辑工作只是普普通通的案头工作，这里能够发现人才，你的工作做得好坏，影响科技人才的成长，甚至他的学术生命，也影响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如果华老那篇论文没有发表，世界虽然不至于少了一位数学大师，但至少也会影响他学术上的成长进程。

我从事科研组织工作的经历，渗透着柳先生无尽关怀和指点的心血。当年化学所从工作需要出发，将朱道本（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过化学所所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副主任）和我调入所科研处工作。当时我们都比较喜欢科学研究工作，对科研组织工作不甚了解，而且心存疑虑。柳先生为此找我们谈过一次话，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科研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它是如何影响研究所当前以及长远发展的。正是这次谈话，使我对科研组织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在以后的不断实践中，接触到了无数像柳先生那样无私、尽心且献身于科研组织工作的前辈（从严济慈、钱三强等科学院的老院长到我所敬佩的戴立信院士等），了解了他们的科研组织工作业绩之后，才坚定了从事科研组织工作的决心。

现在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并感谢柳先生的教诲。柳先生在我从事科研组织工作之后，始终关心、指导我的工作，在我离开化学所去院部工作以后也一样。记得在“文革”后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的时候，人们对材料科学十分重视，柳先生叫我到他家里去，给了我一本已经泛黄的英文原版书，是关于材料科学方面的。他对我讲了一席话，大概说了两点内容：一是指出材料科学的确非常重要，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材料科学”一词了；二是材料科学不能替代化学学科，出现材料科学之后，难道化学学科这几十年就不发展了吗？我想，他是要我既重视材料科学的发展，关注它应该怎么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它与化学学科的辩证关系，他要我认真读这本书并好好思考。相较在制定学科规划时有些人的观点和表现，柳先生的见解是非常科学且有远见卓识的。某位参加制定规划的物理学家，在强调应用重要性的时候，居然说物理学就是材料科学；在制定规划的后期强调基础研究时，又说物理学与材料科学没有关系，实在太让人啼笑皆非了。我在柳先生的影响下，作为那次制定规划开始时院里唯一的化学方面的代表，坚持了两者密切相关但不能互相替代的观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柳先生送我的这本书我至今还妥善保存着，我觉得它是很好的纪念。

柳先生的身体一直非常好，无论是坐、站还是走路，始终腰板笔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并没有坚持特别的体育锻炼，平时只是散散步。当然他的好身体也得益于夫人的悉心照料和儿子柳怀祖的尽心孝顺。但毕竟年纪越来越大，或许由于牙齿的缘故，导致饮食消化有点问题，体质的下降可能与此有关。我还记得柳先生跟我讲过饮食的重要性，他以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先生为例。杨先生比柳先生的年纪还大，身体本来一直很好，但后来突然每况愈下，原来是他听取了一位医学方面专家的意见，认为自己过胖（其实我个人觉得杨先生从来就没有胖过），应该节食。从此杨先生就开始减少食量，结果身体平衡出现了问题，体内不协调了，居然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回忆起柳先生举的这个例子，既是对柳先生的怀念，也是希望健在的老先生们要引以为戒。老了确实只能吃个七八分饱，但绝不应当盲目减肥。

本文摘编自钱文藻著《忆我所熟识的老一辈科学家》前言及第一章。

忆我所熟识的老一辈科学家

钱文藻 著

责任编辑：张 婷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07

ISBN 978-7-03-053694-5

作者长期从事科技研究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有幸接触到许多我国的科学大师、新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奠基人，有机会亲耳聆听他们在课堂上从基础到专业课程严谨的、深入浅出的知识传授；亲历亲闻他们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所作的精彩绝伦的科学演讲、所参与的学术讨论和展望分析；切身体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的爱国敬业以及为人处世和治学守则等方面的言传身教；幸运地得到了他们对作者个人的许多直接教诲和帮助。作者在《忆我所熟识的老一辈科学家》寥录若干片段，愿与读者一起回忆并再学习。

（本期编辑：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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