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1982年8月下旬，我乘火车离开昆明。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昆明，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看到云南以外的祖国大地。火车带我走向一片未知的天地，至于化石是什么，古生物学要做什么，我一无所知。在1982年那个炎热的晚夏，我怀着激动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南京，走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称南古所）大门（图1）。

    走进南古所的大门，我立刻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几栋古色古香的大楼掩映在悬铃木的树荫中。这里曾经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旧址，古植物室现在的办公楼，还是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旧址（图2）。

图2 中央研究院旧址，右中央研究院地质所

        我到达的时候是中午，除了一声高似一声的蝉鸣外，整个大院里不见一个人影。我等了一个多小时，见到了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傅崇辉老师，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安置了宿舍。这栋用作宿舍的建筑风格，看上去与研究所那些古色古香的大楼格格不入，更像一个临时建筑，它一楼是仓库，二楼住着所里的十几位研究生（图3）。

图3 宿舍楼

      经过了60多个小时的旅行，我终于安顿了下来，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到达南京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导师李浩敏老师，另一位导师郭双兴老师，此时正带着师弟李柏在横断山考察呢。郭老师和李老师是是夫妻，郭老师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李老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

        古生物学是地质学和生物学交叉的学科，那个时候古生物学最主要的任务，是确定和划分年代地层为找矿找油服务，地质学对于古生物学来说更为重要。那个时候从事古生物学研究学者，大多数毕业于地质院校。和李老师见面的第一次谈话，李老师说的就是我需要补上地质学的知识，随即李老师便让我去参加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的地质学野外实习。那次实习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地质学，我没有任何地质学的知识，许多地质学的现象，词汇似懂非懂，此时我才意识到，选择古生物学对我而言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针对我的情况，李老师为我选择了南京大学地质系的普通地质学、地史学、古植物学等课程。

    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结束后，我便进入了论文撰写阶段。郭双兴和李浩敏两位老师，为我选择的论文题目是“云南开远小龙潭中新世植物的研究”。两位老师说：“小龙潭的植物化石很丰富”，考虑到我来自云南，便把这个题目给了我。1983年春节过后，我独自一人就去了小龙潭。在此之前我从未采过化石，去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之前，甚至没有见过化石，如何开展工作、采集化石，我心中一片茫然。

图4 云南开远小龙潭煤矿，右2019年5月重返小龙潭煤矿

       小龙潭是一个露天煤矿，地层状况并不复杂，下部为灰色砂砾岩，中部为巨厚褐煤，上部为灰白色泥灰岩。一到小龙潭的第二天，我挎着地质包，带着地质锤去采化石。从资料中得知，植物化石产自泥灰岩中，小龙潭的泥灰岩有几十米厚，分布在4、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上哪个地方去化石是个问题。第一个星期，我在矿坑中不断地敲打，结果一无所获，心里不由发慌，此时我也才意识到两位老师此前并没有来过小龙潭煤矿，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采不到化石就意味着无法开展论文研究，我也不会打电话去找两位老师诉苦。我想既然是此地记录了化石，我就应该能找到，于是耐着性子继续在矿坑中敲打。一天清晨，当我敲开一块泥灰岩的时候，一枚长着长柄的豆荚清晰地印在泥灰岩中，天啊，终于找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紧接着我在周边找到了不少化石，我意识到我找到了化石窝子（fossil hub，化石相对集中的地方），硕士论文有着落了，我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就这样，我在小龙潭耗时20多天，采集了近800块化石（图6），为完成硕士论文开了一个好头。

    图5 采集小龙潭的部分化石

      带着化石回到南京后，便开始鉴定化石。鉴定植物化石对我这个生物学背景的人来说似乎更有优势，当开始鉴定化石的时候，我才发现困难重重。现代植物的分类鉴定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只要受过一定的植物学训练，熟悉类群的分类性状，按图索骥（检索表）大多数类群都能分到属或科。目前科学界已知的植物物种有35万种左右，其中全球现生被子植物约30万种。由于植物种类繁多，分类学家不可能熟悉所有的类群，因此有所分工，大家都从事专科、专属的研究。对于从事植物区系研究的分类学家而言，所从事的研究也有区域的分工。像吴（吴征镒）先生那样熟悉东亚的植物，对全球许多地区的植物也有了解的植物分类学大家少之又少。现代植物分类体系主要是依据花、果、种子等繁殖器官建立起来的，新生代植物化石则是以叶化石为主，虽说新生代植物的科属绝大部分归入现代的科属，现代植物分类体系对于新生代植物化石的鉴定作用十分有限。新生代的一个植物群通常来自多个类群，还可能有灭绝的类群以及来自其他大陆的类群，鉴定新生代植物化石的难度远远大于现代植物，也远远大于其它时代的植物。此时，方知我那植物分类学的基础对于鉴定化石来说也是不够的，为了提升分类学的水平，李老师又建议我和李柏选修南京林业大学树木学的课程。

        没有现成的体现可以借鉴，新生代植物化石的鉴定要依靠分类学经验，需准确判断叶化石的类群归属，且很多时候化石保存并不完整，进一步增加了鉴定难度。我虽说是学过植物分类，此时也感觉完全不够用，为一块化石耗费数日却毫无头绪是常有的事，很多时候不得不采用最笨的办法“看图识字”。郭老师收集了一套小标本，鉴定化石时，我就常常翻这套小标本，为化石寻找相近的类群，找到相近的类群后，再做详细的对比。新生代植物研究的另外一个难点在于，当时专门从事新生代植物研究的人员比较少，仅有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陶君容老师、郭老师和李老师，可以参考的资料非常少，以三位老师为主编撰、以《中国新生代植物》编写组名义发表的《中国新生代植物》专著，以及美国古植物学家Chaney和胡先骕先生合著的“A Miocene flora from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 Part I. Introduction and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s”是两部重要的参考资料。

     1984年，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鉴定采自小龙潭的化石。在800多块化石中，鉴定出了48个种类，这些种类分属18科、39属。化石鉴定好之后，就是为化石拍照。要把化石呈现到科学论文中，拍照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有些时候光线的角度稍有不对，化石的细节就表现不出来。所里通常有专门拍摄化石的人员，李老师为了磨炼我们的基本功，安排我和师弟李柏跟着学习化石拍摄，师傅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后，我们便试着自己给化石拍照。那个时候，拍照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照片的效果要冲洗出来才能看见。

       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为化石拍好了照片，论文终于可以进入写作环节了。我第一次撰写科学论文是本科论文，那个时候是跟着金振洲先生，做昆明滇油杉群落的调查，大学的本科论文更多是一种科学训练。而硕士论文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也是我科研道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那时的科研环境和如今最大的不同，在于获取文献的难度。当时想要查阅前沿文献更是难上加难，可供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不像现在，只要有心，就能即刻获取最新发表的论文。所以那时的我们，拿到每一篇文献都会如饥似渴地研读。

图6 我的硕士论文封面和部分章节

图7 我的硕士学位证书

      尽管是第一次写科学论文，我心中仍怀着创新的初心，总想如何在论文中做出些新意来。我的硕士论文除了化石的系统描述外，通过与现代植物群落的对比，进行了古气候和古高程重建的尝试。现在看来当时采用的方法或许不够成熟，但是如何进行古气候和古高程的重建，在当时并无无先例可循，我这么说也算是将今论古的一种尝试吧。关于小龙潭植物群的年代，我通过植物群的对比，参考了瓣鳃类和哺乳类动物记录认为：“小龙潭植物群年代约为9-12百万年，最有可能是10-11百万年”这个结论和几十年后磁性地层学得到的结论吻合（图6）。化石的鉴定是新生代植物研究的根基，也是我对硕士论文最放心不下的部分。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有一位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植物分类学专家朱政德先生，他对论文的分类学鉴定给出评价：90%的科和80%的属的鉴定是可靠的。我把这个评论看作是我硕士论文最大的肯定。

    1985年7月，我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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