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利用植物资源的本能，自古有之。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资源，我们的祖先很早便开启了识别、分类与记录植物用途的探索。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提及的植物就有160余种，不少植物还有用途的描述。其后又出现了《神农本草经》《南方草本状》和《本草纲目》等一系列专门记述植物名称、生态习性和用途的典籍。然而，现代植物分类学则是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1753年林奈《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可以算作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发端。

唇形科是被子植物的第六大科，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全球有230余属、8000余种，人们熟知的薄荷、紫苏、黄芩、鼠尾草、益母草和“网红植物”薰衣草等都属唇形科植物。唇形科植物涵盖香料、中药材、蔬菜及园林观赏等多类资源，兼具重要的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不仅是人类最早认知并广泛利用的植物类群之一，更是中国历代本草典籍重点记述的对象——前述经典文献中，便有不少唇形科植物的详细记载。在现代植物分类学中，唇形科由法国学者Jussieu于1789年正式建立；而对中国唇形科植物全面整理和系统研究的工作，见于吴征镒和李锡文所主编的《中国植物志》，65（2）和66两个卷册。这两卷册的《中国植物志》一共收集了分布于中国的唇形科植物99属800余种。

图1 常用的唇形科蔬菜——薄荷Mentha canadensis L.（刘冰提供）

图2 唇形科中的药用植物——丹参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胡国雄提供）

图3 唇形科中的药用植物——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 Houtt.（刘冰提供）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常进常新的学科，随着学科的发展，野外调查的深入，认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巨大进步，许多植物科、属的概念和范围都不断在变化和调整，以期系统演化关系更趋科学合理。类群概念的变化和范围的调整，是植物分类学的一种常态。有些类群的调整和变化，不至于影响学界对科、属范围的认知，而有一些类群的调整，则可能重新构建了科属的定义与范畴，甚至超出学界传统认知——唇形科正是经历此类重大变革的典型类群。

在最新的系统中，原来马鞭草科Verbenaceae的六苞藤亚科Symphorematioideae、皱南苏亚科Chloanthoideae、牡荆亚科Vittcoideae、莸亚科Caryopteridoideae和马鞭草亚科Verbenoideae扇花莸族Monochileae等类群中的50余属，2500余种被转移到了广义唇形科，原来狭义唇形科的一些属被归并，亚科被重新界定，科、属概念和范围都有了较大的调整。这种眼花缭乱的变化，不仅是普通大众，就是专业的分类学家也一时难以辨认。在此背景下，一部系统梳理唇形科属级特征的专著，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李波教授等作者编著的这部《中国唇形科植物属志》（以下简称《属志》），正是回应这一需求的力作。《属志》不仅为学界重新认识唇形科，提供了关键的参考；更为中药学、植物学、园艺学和生态学认识和运用唇形科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提供一份与时俱进的本底数据。

《属志》记录中国唇形科植物100属1000余种。与Flora of China(FOC）所记录的90余属800余种相比，似乎变化不大，但其属的内涵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其中，23 个属被归并为异名，另有 26 个属为新增（13 个属自马鞭草科移入，13 个属为国内新记录、新建立或恢复），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属，概念和范围与Flora of China(FOC）所记录是不一样的。

《属志》对广义唇形科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特点、运用价值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全面介绍了唇形科的分类学研究历史和中国唇形科分类学研究的脉络，分子系统研究唇形科的最新成果以及唇形科最新分类系统。《属志》建立了简明实用的“中国唇形科分属检索表”；用中英文对所收录的属进行了描述；为每个属都提供了一幅线描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线描都是李波教授，带领学生自己绘制的。为了所描述的物种绘制线描图既是学科的传统，又有着实际的需求。在植物分类学中，线描图展示的细微结构和解剖特征是照片所不能替代的。在植物志中植物线描图，大大丰富了科学著作的表达形式，许多植物线描图还成为艺术作品永久存留于世。在植物志编研的高峰时期，几乎每个植物研究单位，都有专门植物线描图工作人员，《属志》的线描图，作者能够自己绘图，充分展示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高的艺术素养。

图4 书中素描图（吴氏韫珍花Wenchengia wui Bo Li, S.C.Xu & C.L.Xiang）

图5 韫珍花Wenchengia alternifolia C.Y.Wu & S.Chow（李波提供）

选择韫珍花植株的突出图做封面，细节的突出图做封底也是颇有深意。吴韫珍教授（Wen-Cheng Wu，1899-1942）是吴征镒院士(Cheng-Yi Wu，1916-2013)在清华大学的植物学启蒙老师，抗战期间师徒二人南迁西南联大，吴韫珍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吴征镒院士和他的学生周铉先生(Shuan Chow, 1926-2023)在1965年建立了韫珍花属 Wenchengia C. Y. Wu & S. Chow时，其以 “wencheng”（韫珍）作为属名，以缅怀恩师吴韫珍先生。吴征镒院士主编了将近三分之二卷册的《中国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更是亲自主持了唇形科的编研，是国内研究唇形科的专家。韫珍花属具叶互生、花序总状、小坚果具柄等唇形科内罕见的特征，在科中的系统位置难以确定。《属志》的第一作者李波先生，2012年通过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证实韫珍花属位于黄芩亚科，且为其余类群的姐妹群，后来他又和学生发表了另外一个吴氏韫珍花的新种：W. wui Bo Li, S.C. Xu & C.L. Xiang，这个新种则是以wu(吴)，做为种加词，缅怀吴征镒院士。这个学术传承的故事，恰是中国植物分类学薪火相传的生动缩影。

这是一部高水平的植物属志，作者们展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作者们都是年轻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的基础，中国的现代植物学研究，发端于植物分类学，受益于植物分类学，中国分类学不仅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这项摸清楚中国植物多样性家底浩大工程，更是为中国植物学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仍然活跃在中国植物学舞台上的“60后”的导师们，几乎都是起步于植物分类学，“70后”和“80后”的导师们，也或多或少都从事过经典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国植物分类学曾经有一支庞大研究队伍，现在仍在从事经典植物分类研究的人数在大大地减少，这一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植物分类学未来的担忧，而我个人则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有此信心，原因有三：一是植物分类学永远都是整个植物学的基础，植物学不可能离开植物分类学而独立存在；二是植物分类学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到满足广大群众认识植物的需求，都离不开植物分类学；其三，今天的中国有一批非常年轻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植物分类学功底，又有源于内心对植物分类学由衷的喜爱，而且还掌握了分子系统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本书的问世，正是这支新生力量蓬勃向上的又一明证。

作为同行，我为《属志》的出版感到欢欣鼓舞，更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未来充满信心——愿这部凝聚着年轻学者心血的著作，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新基石。

                                       周浙昆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

国际古植物学会荣誉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