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福柯说：“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管制吸毒不完全是因为这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一种“权力”的必然逻辑。

毒品史表明，利用毒品来刺激人体的精神系统和调节系统在某些时候是国家所倡导的。例如，在美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经济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工作日比较长，强度较大，劳工待遇较差。资本家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时鸦片帮劳工消愁解闷、安非他命帮助劳工提高工作效率的用途就被发掘出来。对资本家而言，毒品除了带来利润和税收，还能借助它控制劳工。下层的大量劳工因为吸毒成瘾，为了挣钱购买毒品只能终日劳作，资本家甚至用鸦片来发工资，工人因为吸毒，对资本家和工厂的依附性越来越强，更容易被资本家所控制，除此以外，工人的吸毒也大量刺激毒瘾治疗产业的蓬勃发展。

 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变成了技术密集型为主，工作日缩短，劳工待遇提高。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技术和精密工作要求大大提高。在此情况下，吸毒以及吸毒后所呈现的生理、心理状态已经难以适应精密技术工作的需要。因此，吸毒对国家经济的破坏力已经显而易见，管制吸毒也遂成为国家这种经济动物的最原始冲动。

当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之后，快乐的问题将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在舞厅、迪吧等娱乐场所流行的新型毒品（主要是兴奋剂、致幻剂）往往也是青少年群体性吸毒的毒品来源。

 聚集是吸毒的一种方式。吸毒行为也是一种群体化聚集行为。聚集吸毒的原因，一方面是人际网络给予了吸毒者信心支持，“圈子”的集体力量给吸毒者提供对抗主流的力量，即亚文化支持。另一方面，毒友也是互相体验快感、解释、表达的对象，同时提供了购买取得毒品的信息管道。

  民众聚集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前者如几十、上百人在车间工作，后者可能出于各种目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非生产性目的所聚集的民众一直以来是各国所警惕和忧虑的，特别是聚集的对象是未完全社会化、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时。在人们的意识里，月黑风高与杀人放火，夜聚晓散与图谋不轨往往相联系。正常的人群活动绝大多是在白天，青少年理应从事附属于家庭之内的社会活动。经常在夜间进行非生产性、非家庭性的活动（例如在舞厅中吸毒），必定为国家所否定。

  毒品具有改变意识的功能，成为与国家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反控制。有些毒品（特别是镇静剂，如鸦片、海洛因）强化了一种消极避世的情绪和人生观，而国家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人生观导向的不同决定了国家对毒品的评价不高。毒品主要有镇静剂、兴奋剂、致幻剂三大类，三者作用机理和表现不同，但共同特点都能改变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

   精神药物也偶尔被用于某些宗教祭祀的场合，但却不被世界主流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所接受。主流宗教赞成采用祈祷、斋戒、冥想、修行等方式来转换意识状态，它们强调自我克制，而服用毒品（特别是兴奋剂）后的放纵会破坏这种自制。一些主流宗教不但反对毒品，而且也反对饮酒。因为吸毒、喝酒、抽烟皆是对于现实世界物质的迷恋，而宗教强调排他的超然的信仰。吸毒、喝酒是人的欲望的展现，与人的灵性相悖。

   服用药物（毒品）是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改变人的意识。吸毒的动力并非一种动物性的需求本能，因而它不带有普遍性的要求。饮酒与抽烟这些行为，虽然也并非动物性需求本能，也没有足够的合理化论述，但由于饮酒抽烟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人口数量，并且能以这个数量来达成一定的普遍化现象，这也是法不责众的道理。

  笔者站在“权力”角度，对管制吸毒的理由做了另类的解读：权力管制吸毒的原始冲动，是为了确保劳动力再生产来控制社会经济；限制非生产性聚集来控制社会秩序；禁止民众随意改变意识来控制思想意识。这种解读当然只是笔者一孔之见，旨在说明我们其实可以多角度来观察每个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来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3/04/content_235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