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战场。诸城市作为全国农业产业化发源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典型区域，历经四十余年迭代创新，形成了以县域统筹为治理核心、工农双轮为产业底盘、三区共建为空间载体、基础一体化为支撑、文经耦合为增值动能的特色县域发展范式，即“诸城模式”。本文系统梳理诸城模式的历史演进逻辑，解构其产业生态、空间治理、基础设施、文旅经济耦合四大核心运行机制，剖析水资源刚性约束、财政运维压力、产业结构短板、基层治理张力等现实瓶颈。立足新质生产力与水资源刚性约束双重背景，提出诸城模式的迭代升级路径，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发展经验与适用边界。研究表明，诸城模式实现了从农业产业化改革、农村社区化重构到城乡三生空间融合的三阶演进，构建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生态价值转化的内生增长体系，对全国资源约束型、传统产业主导型县域推进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诸城模式；县域经济；城乡融合；三区共建；工农耦合；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在我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城乡融合深度推进、资源环境刚性约束持续强化的宏观背景下，传统县域“产业分散、基建碎片化、城乡二元割裂、发展路径同质化”等问题日益凸显。探索可复制、可持续、有特色的县域现代化发展模式，成为新时代县域治理的重要课题。

 山东省诸城市是中国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改革的发源地，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市场化改革探索，历经产业创新、空间重构、全域融合三次重大迭代，逐步形成区别于寿光产业自主型、苏南工业主导型、温州民营驱动型的北方县域统筹融合发展范式。与全国多数县域相比，诸城模式最大特征是以行政统筹突破要素分割，以工农耦合夯实经济底盘，以空间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以全域基建一体化保障民生韧性，以文化生态赋能产业增值，实现产业、空间、生态、治理、文化的系统性协同发展。

 当前学界对诸城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乡村振兴单一层面，缺乏对模式完整演进逻辑、核心运行机理、约束瓶颈、推广边界的系统性总结。本文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系统提炼诸城模式的完整体系，剖析发展短板，提出创新升级与全国推广路径，为全国同类县域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二、诸城模式的历史演进逻辑

 诸城模式并非单一政策产物，而是四十年持续改革、层层叠加、迭代升级的系统性成果，整体可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形成一脉相承的发展基因。

 （一）第一阶段：制度破冰，开启农业产业化先河（1980—2000年）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小农生产与市场经济脱节、农产品产销割裂的痛点，诸城率先推行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改革，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体系。通过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激活民营经济，培育诸城外贸等一批龙头企业，实现农业生产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奠定全国农业产业化标杆地位，解决了传统农业低效、分散、无市场的根本性问题。

 （二）第二阶段：空间重构，推进农村社区化治理（2007—2017年）

 针对村庄数量多、布局散、基建成本高、公共服务薄弱的乡村碎片化困境，诸城将全市1249个行政村整合为208个多村联合农村社区，完成县域乡村治理单元重构。以社区为统筹平台，跨村整合土地、人力、基础设施资源，统一布局供水、污水、道路、公共服务体系，彻底改变“各村自建设、标准不统一、管护能力弱”的传统乡村发展格局，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空间基础。

 （三）第三阶段：全域融合，形成三区共建共享新模式（2018年至今）

 立足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两大基础，诸城创新提出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区“三区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实现三生空间统筹布局、工农产业深度耦合、生态文化价值转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完成从单一产业改革、单一治理改革向全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升级，形成新时代完整的“诸城模式”体系。

 三、新时代诸城模式的核心内涵与运行机制

 经过三阶迭代，诸城模式形成五大核心体系、闭环运行机制，构成区别于其他县域模式的独特优势。

 （一）产业体系：工农双轮驱动、双向耦合共生

 诸城构建了千亿级汽车零部件、双五百亿级健康食品与生物制造的工农双支柱产业生态，形成独特的工农互补机制。

农业端为工业提供标准化种养原料、产业场景与劳动力资源，支撑预制菜、畜禽加工、玉米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发展；工业端以资本、技术、装备、市场、标准反哺农业，通过订单农业、全产业链模式稳定农户收益，通过食品机械、智慧装备赋能现代农业。

 同时依托龙头企业构建产业化联合体，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稳定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一二三产六产融合，构建县域内生造血的产业底盘。

 （二）治理体系：县域强统筹、政经适度分离

 诸城模式的制度核心是县域全域统筹能力，能够突破镇村行政壁垒，实现土地、水源、管网、产业项目跨区域统一布局、统一调度。

同时实行组织合并、资产不合并、权属不变的柔性改革机制，既实现空间、基建、服务的全域整合，又最大限度降低改革阻力、化解基层矛盾，形成“社区管公共治理、原村管集体资产”的政经分离治理格局，适配北方县域乡村治理实际。

 （三）基建体系：全域一体化、韧性化公共支撑

 依托县域统筹优势，诸城建成库网融合、环网联供的县域大水网，实现多水库连通、多水厂联网、城乡同质供水，彻底解决北方分散供水水质不稳、保障不足、管护薄弱的短板。同步构建全域污水收集、集中处理、资源化回用体系，实现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再生水的系统化调度，在水资源刚性约束下形成绿色基建体系，成为北方县域城乡供水一体化标杆。

 （四）空间体系：三区共建、三生融合布局

 通过生产园区集聚产业、生活社区集聚人口、生态景区转化价值，重构县域三生空间。生产园区承载工农产业集群、实现集约发展；生活社区承载公共服务、实现就地城镇化；生态景区整合恐龙地质遗产、苏轼密州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学资源，实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转化，构建产业宜居、生态富民、文化铸魂的空间格局。

 （五）发展动能：文旅搭台、经济唱戏、文经耦合

 诸城拥有世界级恐龙地质资源、王尽美红色文化、苏轼密州诗词文化、张择端、赵明诚、刘墉、臧克家名人文化，文旅资源禀赋优越。通过文化IP赋能产业、节会平台引流市场、研学体系稳定客流、生态资源转化收益，打通文化资源与实体经济的转化通道，避免文旅“重景观、轻产业”的两张皮问题，形成文化赋能、产业支撑、生态增值、群众增收的耦合发展新动能。

 四、诸城模式发展的现实约束与瓶颈

 诸城模式虽形成成熟的城乡融合体系，但受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政体制、治理结构制约，存在明显发展瓶颈，也是全国同类县域的共性难题。

 （一）水资源刚性资源约束

 诸城属于北方典型资源型缺水县域，自产水资源不足、无大型外调客水，食品加工、装备制造均为耗水产业，产业扩容受用水总量红线严格约束。全域大水网长距离输水能耗高、老旧管网漏损管控压力大，新增产业、文旅、生活用水指标紧张，以水定城、以水定产成为发展硬约束。

 （二）财政与运维可持续约束

 农村社区、全域大水网、跨镇污水管网、生态景区一次性基建投入巨大，高度依赖专项债与城投融资。公益性水务、污水、人居设施缺乏市场化收益，长期依靠财政补贴运维，地方财政压力大，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可持续性风险。

 （三）产业结构性短板

 县域产业以传统加工制造为主，产业链集中在中低端，研发、品牌、标准等高附加值环节薄弱；产业高度依赖龙头企业，存在龙头集中风险；部分偏远园区产业培育不足，存在重硬件、轻产业、造血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基层治理内在张力

 多村合并后治理半径扩大，公共服务可达性降低；各村集体资产、收益权属独立，跨村资源统筹、收益共享难度大；农户土地流转、集中居住的适应性矛盾长期存在，基层治理成本偏高。

 五、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诸城模式迭代升级路径

 立足约束条件与时代要求，诸城模式需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提质，实现五大升级。

 （一）产业升级：延链补链、低端突围、梯度培育

 推动食品产业向预制菜、功能食品、生物制造升级，汽车零部件向新能源汽车配套转型，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完善梯度产业生态；强化种源技术攻关、标准体系建设，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附加值，降低龙头依赖。

 （二）资源升级：全域节水、水权盘活、再生水替代

 常态化开展企业用水审计、水平衡测试与节水改造，优化工农城乡用水结构；依托水权交易盘活存量指标；扩大污水再生水、雨水在景观、工业、农业领域的替代利用，构建节水型产业与城市体系。

 （三）基建升级：建管并重、市场化运维、存量提质

 从大规模新建转向存量提质，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创新水务、污水设施市场化运营模式，构建使用者付费+适度补贴的长效机制，破解财政兜底难题。

 （四）治理升级：股份赋能、利益共享、精细治理

 深化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理顺跨村资产权属，完善龙头、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户分红渠道，实现共同富裕。

 （五）文经升级：轻资产活化、IP聚合、产业赋能

 整合恐龙、红色、密州人文、乡土文学IP，打造研学、文创、节会三大流量平台，坚持轻资产内容活化，严控高耗水、重资产文旅项目，实现文旅引流、产业造血、生态富民的深度耦合。

 六、诸城模式的全国推广价值与适用边界

 （一）可复制推广的核心经验

 1. 坚持本土培育、工农耦合的产业发展路径

县域发展不宜盲目追逐新兴产业，应立足自身禀赋培育工农联动产业链，将增值收益留在县域内部，构建可持续实体经济底盘。

2. 坚持县域统筹、系统治理的城乡融合路径

有一定产业与财政基础的县域，可通过适度空间整合、全域基建统筹，破解乡村碎片化、公共服务低效问题，推进城乡同质发展。

3. 坚持三生统筹、生态价值转化的绿色发展路径

依托本土生态、文化、地质资源，走“文旅搭台、经济唱戏”的耦合发展道路，避免单一工业扩张或单一文旅造景。

4. 坚持量力而行、柔性改革的基层治理路径

空间整合、村庄合并必须尊重群众意愿、厘清产权关系，采用柔性改革降低社会成本，实现稳定发展。

 （二）模式适用边界

 诸城模式可借鉴思路、不可照搬做法，具有明确适用边界：

 1. 适用于北方资源型缺水、传统产业基础较好、财政具备一定统筹能力的县域；

2. 山区、人口极度分散、财力薄弱县域，不宜照搬全域大水网、大规模村域合并模式，避免债务风险与运维困境；

3. 纯农业、纯文旅、纯工业单一结构县域，无法直接复制工农双轮驱动体系，需因地制宜借鉴局部经验。

 七、结论

 诸城模式是我国县域经济四十余年改革迭代的典型成果，构建了制度改革筑基、工农产业立本、空间整合赋能、全域基建托底、文经耦合增值的现代化县域发展体系。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县域统筹破解城乡二元矛盾，通过工农耦合筑牢经济底盘，通过三区共建实现三生融合，通过全域一体化提升城乡韧性。

 在水资源刚性约束、严控地方债务、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背景下，诸城模式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提质、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从产业中低端向高附加值升级。同时，诸城模式为全国县域提供了因地制宜、系统统筹、产城共生、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范式，对不同类型县域差异化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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