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是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的讲席教授，曾主持参与过中科院8个研究所的国际评估。日前，他应邀参加“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谈自己对中科院发展的建议。他指出，从历史上讲，中国科学院当初仿效苏联的做法而建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家科学院，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就不是一个实体研究机构，而只是一个顾问机构。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原因，中科院应博采众家之长，走自己的路，建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院。

 

他认为中科院应该有三个主要作用：“第一是在基础科学知识上进行创新，第二是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第三是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上发挥集团军的尖兵作用。这三个作用同等重要、相互联系、缺一不可。为了发挥这些重要作用，中科院应该建立合理的评估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事制度，组建一支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队伍，成为走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先遣队。”

 

 

 

王小凡表示：“在西方国家，自由探索型研究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来做。但目前除了几所最好的大学之外，中国的大学多数还没有能力真正做世界一流的科研。目前中科院和科研型大学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从长远来讲，中科院应侧重于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国家重大的基础和应用科技问题，中科院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使命和研究重点应该有所区别。”

 

他认为，使命根据定位确定，因此定位问题非常重要，虽然中国的学术体制不同于美国，但美国的学术体制有可资借鉴之处。美国联邦政府的学术或咨询机构的成立基本上都有立法依据，定位明确，其使命也随着国家目标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与中国科学院类似，美国也有从事医学、物质科学和太空探索的国家队，比如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内部研究所、能源部（DOE）所属国家实验室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

 

美国科学院成立于美国内战期间，1863年根据林肯总统签署的国会法令创立，是科学家的荣誉性组织及政府咨询机构，其下不设研究机构，职责是应政府各部门要求，对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任一学科进行调查、检验并提出报告。随着科学问题的复杂化以及科学技术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科学院法，国家科学院于1916年设立国家研究委员会为其执行机构，于1964年成立国家工程院，于1970年成立国家医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均以国家科学院的名义提供咨询。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联邦政府从事和资助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机构，初创于1887年美国海军总医院的一间卫生实验室，目的在于效仿德国的卫生设计，为公众健康服务。1901年，国会为该实验室建设拨款3.5万美元,在华盛顿特区的第25和E大街为其建造了新址。1930年， 美国国会通过“Ransdell法案”，将其正式更名为“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尽管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基金投入有限，但是仍然反映了美国科学界对公众健康的关注程度。2010年，NIH的预算达312亿美元，其中80%的预算以竞争性经费的方式资助NIH院外30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多万研究人员，10%的预算用于院内的6000多名联邦科学家。NIH拥有27个研究所、研究中心和一个院长办公室，其中24个研究机构直接接受国会拨款从事研究，研究人员不需要向外申请经费。

 

1977年10月1日，美国能源部根据《能源部组织法》正式成立，其职责承担联邦政府能源政策制定、能源行业管理、能源研究和开发、武器研制等。其使命随国家需求而调整，比如20世纪70年代，强调能源的开发和管理，80年代，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生产与储存是重点；冷战结束后，能源部则致力于与核武器有关的环境清理、不扩散核武器的储存和管理、能源效率和技术转移等。能源部下属10个国家实验室是从事物质科学研究的国家队，这些国家队有如航空母舰般巨大，比如，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现有员工5000余人，2010年的预算达11亿美元；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有员工6800多人，2010年预算达12亿美元。

 

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为主要依据成立和发展。王小凡指出，中国科学院也应该有相应的法律作为存在的依据和定位的基础。目前，中科院的定位不够明确，国家有直接拨款，但又不够支持全部研究人员，迫使他们到外面去竞争项目和经费，与大学形成矛盾，这些都需要从国家层面，从立法的角度来解决。

 

 

 

王小凡认为，除了明确自身定位，中科院也要对自身作用有清楚的认识。中科院的三个主要作用，在基础科学中创新、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和承担国家重大研究计划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第一，中科院应该在基础科学知识上创新，对科学整体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不光是对中国而且应该对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但在国家战略需求的讨论中，部分学者将基础科学知识的创新和对国家的贡献对立起来，认为这无非就是发几篇文章而已，不能直接有益于老百姓，有人干脆将基础研究当做是“烧钱”。

 

“这是一种短视的偏见，一定要扭转。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上不去，就无法建立所期望的创新性经济发展模式，即使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只是别人的加工厂，在国际上也得不到尊重，甚至会受到批评或攻击。”

 

第二，中科院应该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引领技术革命和创新。比如目前在能源需求上，国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我们能否找到新能源？能否在能源新技术、材料、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新突破？另外，在国家有重大需求的农业技术、医药技术等方面，能否有农业新品种的发现、能否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这些都需要基础科学带动的核心技术突破。

 

“中科院的重点应该是技术的发明创造，拥有真正的专利，在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得到知识产权的认可和收益，而不是具体做某个产品，与企业进行比较。像有些研究所，津津乐道宣传的主要成果是某个具体产品赚了多少钱，这并不符合国家对科学院的预期。中科院要做核心技术突破上的带头人，一旦突破了，就应该把具体产品交给企业来做。”

 

第三，中科院要发挥100多个研究所“集团军”的力量，解决国家重大科学和工程问题，就像当年中科院集中优势力量，在“两弹一星”上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一样。“但重大的科学问题并不见得一定是应用问题，基础科学问题同样重要。不要错误地将国家科技需求等同为短期需求，一定得要做出符合眼前利益的具体东西出来才算成果。”

 

他强调，中科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承担国家重大课题这三方面的作用是相互并行、有机联系的。基础科学研究在国家科技战略上应该是非常重要，不次于应用技术研究。因为没有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没有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所营造的氛围和培养的人才，国家是起不来的、是成为不了真正的世界一流强国的。

 

 

 

从2008年开始，王小凡主持参与了中科院生物领域8个研究所的国际评估，他指出，中科院下一步应该更加制度化，通过评估体系和人事制度的改变，保持一支始终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科研队伍。

 

王小凡说：“因为知识和技术都在不断更新，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人才的合理流动和调整，就会出现思维、知识和技术的老化。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上大学时，邓小平就说过，中科院只进不出怎么行呢？这么多年来，积累了15万人，但有多少人能作真正的前沿研究呢？现在应该是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通过对中科院8个研究所的评估，他认为在评估方面已经有了基础和一整套的做法、措施，但人事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比如说，有些人不太适合作最前沿、第一流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通过人性化的人事制度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或者调整其岗位，做支撑性或辅助性的工作，或者转行。从中科院来讲，要作相应的制度改革，一方面，一定要有比较公正、国际化的评估体制，还要有具体的，与评估制度配套的人事措施，否则，评估好的多得一些钱，评估结果不好，不适合的人仍然在原岗位，再往下就人满为患，评估就白做了。”

 

他强调，中科院一定要下决心建立正常的人才流动制度。比如，现在一般都是招30岁、40岁左右的新人，如果过了5年或10年，发现其不适合作独立研究，但还占着这个位置，新人不能进来，或进来了也受压制，那么这个机构几十年都不会改变，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与此同时，人才的流动也包括优秀人才到不同的研究所或大学任职，要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不是消极地认为别的部门又来“挖墙脚”了。

 

王小凡说：“这些事情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正常的制度，在这方面，中科院可以作出表率，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允许他们到其他地方去施展才华，也是一件很好的事。而不应采取管、卡、压的方式，人为设置障碍。我听说，中科院研究所之间的调动也是很麻烦的事，应该作相应的改革。在下一个五年、十年中将之制度化，通过制度化来解决目前这些问题。”

 

《科学时报》 (2011-07-04 A1 要闻)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11923

科学网：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7/246027.html?id=246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