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答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这么一个牛逼的公司，现在怎么全无了踪影。也不能说全无，它现在叫（诺基亚）贝尔实验室，偶尔还是可以在读到他的消息的。

到了九十年代，贝尔实验室开始走下坡路了，先是它所属的集团（电话电报公司）被美国政府拆分了，成立了好几个“小”公司，随风而去的是那些高额的垄断利润，因而财政上有些捉襟见肘了；第二个就是将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分散到了多个小公司之中，之前那种相互扶持的条件不存在了；第二是前期的成功让管理层飘了，觉得这是一个金鸡，一定会下金蛋的，因而在管理上走上了生产型企业模式，有明确的计划、不允许失败、有固定产出等僵硬的要求；第四个就是从传统上看，贝尔实验室就从来没有做过市场；第五个就是大家都学会这一招了，许多公司学会了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捆绑的方式，甚至连娱乐型的自由办公这种小手段都学会了，因而竞争环境变得恶劣了。

到了本世纪初，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那是一个著名的造假事件。

贝尔实验室的辉煌是建立在半导体材料上的，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技术开发还是产品推广，其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此为中心的。自从这种硅基金属材料取得成功之后，人们自然就想到是否可以用其他材料做出这种具有半导体性质的新物质，比如有机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如果这个材料实现了，会有很多最直接的应用想像，折叠卷曲屏幕、卡片式电子装置、与服装甚至皮肤装饰在一起的电子产品等。这时候贝尔实验室来了一个“大能”舍恩，宣称他实现了在有机材料上实现了许多电性能。

舍恩1998年左右在德国博士毕业后就到了贝尔实验室，先是做博士后而后留在其工作，2000年是其研究成果的爆炸期，一年就在《科学》和《自然》刊物上发表论文8篇。但很快就被质疑，也就是在2002年左右便被确认为造假，前后不过三四年期间，但影响还是蛮大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本就百尺之虫死而未僵的贝尔实验室彻底死翘翘了。

如何警惕一个造假者，从舍恩身上我们可以看以下特点：

在一流刊物每年发表数篇甚至十几篇文章的那些SCI狂人都值得警惕，特别是在学生期间或工作初期，一位没有数年甚至几十年的科研积累的新人得到重大突破是相当困难的。

没有一个完整的科研团队，舍恩虽然属于贝尔团队，但自己团队的构成并不完备，相当多的工作是自己完成的，而不是依靠团队的力量。

研究领域都是很超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流顶刊可以发表众多数量的文章），甚至题目广泛，看上去是个全材并在每个领域都深入研究并获得成功。

至此，贝尔实验室便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几经转手，变成了诺基亚旗下的一个专注通信技术开发的小公司。那么从历史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什么？

经验一：跨界团队是产品创新的最大保证。整个团队不要分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也不要明确划分研发机构或者生产型组织，或是研产学或是研产销，反正不能是单一模块。贝尔实验室的主要特点就是综合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品生产（缺市场销售）多个环节，形成了最短程的闭循环，这一点是具有独创性和开创性的。从来不存在“成果转化”，成果和转化是一体两面，永远是同步发生的。硅谷成功也是这个模式，只不过贝尔实验室是在同一个公司，而硅谷是在同一个区域。

基础研究带动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发展这个都懂，可能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不是全社会分工，而是要在一个团队间分工。其理性解读就是最短路径，如果企业没有研发的指导，只能是追踪热点、或靠狼性资本、或靠内卷血拼，最后只能走向灭亡。而反向的问题常常被忽视，那就是技术和产业是提供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研究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完全无意义的试错过程。技术和产业（也可以说成是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驱动力之一。如果研发没有企业引领，只能是空中楼阁，成为故纸堆里的产物。

产业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而且是唯一源泉；技术是指明科学方向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历史上这个过程被反复验证，最具说服力的应该是工业革命：蒸汽机（内燃机）-热学工程-热力学-物理学。

最短路径是接触过物理学的人都清楚的一个基本物理原则，从经典力学、到光学、最后走到量子电动力学都有最小作用量原理，一般简化为最短距离原理。

贝尔实验室建设之初就避免部门间那种固定的地理划分，鼓励员工自由交流和密切接触。为了不让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彼此回避，并与从事开发的员工保持往来，研究室刻意安排大家要彼此之间互相影响。技术团队的成员通常既有实验室，也有小型办公室，但二者可能位于不同区域，从而使得他们需要在两个地方之间走动，这样就保证了在往返过程中难免偶尔遇见一两位其他部门的同事。基于同样的道理，通往大楼侧翼餐厅的走廓，也被故意设计成200多米长。在这么长的走廊上经过，难免就会碰到许多同事，发现问题、启发新的创意。沿着这条无比漫长的走廊走到餐厅的科学家们就如同磁铁滚过铁屑般，会有很多收获。香农发明信息论就是得益于身边有肖克利这个发明半导体的牛人，如果按行政角度划分，一个学数学做密码的人是不太会与一个做物理的人有交往的，但恰恰是在贝尔实验室，香农在第一时间得知晶体管的成就，而敏锐地察觉了其中通与不通可以写成0与1的数学模式。而最终贝尔实验室的没落，原因之一就是其按行政命令将实验室分成了多个部门，分别隶属了多个公司。

经验二：允许失败。肖克利就晶体管发明过程的失败问题，总结出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创造性失败”的方法论。科学研究是人的心智对于尚不了解的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探求。想法和探求过程实际上是个试错的过程。所以在科学研究中，鼓励和倡导敢于设想、大胆探索和容许失败是极其重要的。那种厌烦和不容允失败而只愿见喜报优的习惯和观念，对于科学研究是十分有害的，它只会带来因循守旧和中庸之道，令科学原创性和技术创新可能沦为空谈。

经验三：自由的氛围与充盈的财富。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创立贝尔实验室的贝尔当年演讲中的一段话，后来成为了贝尔实验室的座右铭，并镌刻在实验室前台的塑像前：“有时候你需要离开常走的大路，潜入森林，这样，你每次都定将发现一些前所未见的东西”。大胆、新奇、叛逆，甚至是颠覆的想法才好呢。鼎盛期的贝尔实验室宣称“不管你预测过什么，你所预测的就会是下一个成果”。

在一个创新团队中，若是没有做基础研究的人则是无源之水、若是没有做技术开发的则无梁之屋、若是没有（规模化）制造则是空中楼阁、若是没有市场拓展则是闺阁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