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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元史探源》
《元史探源》, 王懊荣主编。3 9万宇。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l月出版。贵任编辑: 邱莲梅。
关于《元史》史料学的探讨, 一向是元史研究中一个比较冷漠的领域, 近年却显得活跃起来, 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论著。王慎荣先生主编的《元史探源》(下称《探源》)一书, 洋洋四十万言, 更其是这方蔺有分量的专著。在历来的“正史”中, 《元史》的名声不大好。乾弃诸老而下, 对《元史》痛低者多, 说好话的少。赵翼算是稍为《元史》开脱的了, 也不过说: “ 故一部全史, 数月成书, 亦尚首尾完具, 不得概以疏略议之也。” 平心而论, 《元史》仓卒成书, 无庸讳言, 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作为史料, 它依然是上乘的, 第一手的, 无可取代的。对此, 不应存有偏见。
《探源》对《元史》作了全方位的考察。除了第一章论述《元史》撰修的经过而外, 第二章至第五章对《元史》本纪、志、表、列传的史源条分缕析, 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考, 是本书特别着力的所在。以下各章, 分别论述了《元史》的版本源流, 存在的问题及应有的评价, 元史研究概述, 对各种改编、新修元史的评析, 等等。最后附录了市村瓒次郎《元朝实录及经世大典考》、余元盒《元史志表部分史扭之探讨》及征引文献参考书目。《探源》不仅从史料学的角度论证《元史》, 而且有关于《元史》版本学、文献学、中国元史学史等方面的内容, 真可谓包罗宏富了。
《探源》功力最深、用力最勤的是关于《元史》本纪、志、表、列传史源考订的部分。早年余元盒先生所著《元史志表部分史源之探讨》一文, 论述《元史》志、表的史源, 有开创之功, 《探源》对此不掠美, 不荀同; 或采前贤之说, 而明著其来历, 或别有所见则畅申己意, 态度诚挚, 实事求是。此外,并本纪、列传而考之。其中列传部分, 卷帙特多, 文字浩繁, 编者不惮旁搜远绍, 寻绎为劳。按这部分虽有陆竣岭先生《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德毅先生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可备参考, 但着得出, 编者对有关资料还是查了原书, 比较对勘, 折衷一是, 非同转版。这从对各传的评述中目了然。如对卷一二三《纯只海传》说:“ 其资料来源为刘敏中撰《敕赐益都行省达鲁花赤赠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国温国公谥忠寰珊竹公神道碑铭》, 传末也交待说, 元仁宗‘敕词臣刘敏中制文树碑于怀’, 对于事迹方而有所压缩和一定的栽剪, 文字上也有所改易简括。对于纯只海在元人所撰的文献中还有黄潜撰《敕赐益都行省达鲁花赤赠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国温国公谥忠寰珊竹公神道碑铭》和《纯只海妻札伯伦加封定酉王夫人制》, 但此传未作参考, 因为此传只叙及碑文的封赠追谥, 不及制文的加赠改谥。”
《探源》中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章《《元史>修纂的经过》中《修史的目的》一节。这个问题, 过去大家论及的不多, 编者在本节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 朱元璋刚即位不久, 就急急忙忙诏修《元史》, 前后两次开局, 合计时间不及一年。考其原因, 是不能仅仅用朱元璋性格激切急于求成来解释, 而应当深远求之的。查洪武元年八月明兵克大都, 是年冬十二月即下诏修《元史》, 次年二月开局。其时元顺帝虽北走, 还维持着小朝廷的局面, 依然用至正年号, 仍拥有一定实力, 不忘恢复故国。朱元雄面对这一情况, 为贬抑前代, 巩固新朝, 按照给胜国修史的成例, 赶修《元史》, 明示自己奉天承运, 已然上继元朝的统绪, 使天下归心。其急于修史, 用意在此。
再者, 《探源》多为平实之论, 不尚奇诡, 凡有评说, 语必有据。这在本书第九章《对改编、新修元史的评介》中尤足以见之。现就书中对晚出的《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的评述为例, 来说一说。《 豢兀儿曳记》的著者屠寄与《 新元史 》的著者柯劭忞是同时代人,两书面世的时间,也先后大致近,所以人们往往把这两部 书相提并论。公平地说,两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未可执一而论。《 探 源 》于此一方面肯定 《 新元史 》的成就,同时也不放过它所存在的间题;所说是公允的。在存在的问题中,举出:(1)书无自撰的序、跋、凡例;(2)取 舍 增 删仍有未尽得宜之处;(3)考证有所未当,译名亦未能划一;(4)思想顽固,影响质量。凡此,都不是无根之谈。
对 《 蒙兀儿史记 》,《 探 源 》 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举出屠书特 点 四条,于其第四条“态度矜严,一丝不苟”中,特别点出“自撰自注”一层,指出屠氏对《 蒙兀儿史记 》的编撰,“凡有对《元史》改动、增补、纠错之处,关于古今地名,均以双行夹注,作出考证、论述 并注明材料的出处。《蒙兀儿史记》 之能做到体大思精,缜密详赡,学术价值出于其他补编的几部元史之上,其得力正在于他持有这种谨严的态度和方法。”此意甚是。比较起来,这也正是 《 新元史 》所不及的地方。柯氏身后虽也有《新元史考证》还有《译史补 》 行世,但简略殊甚,且有 残阙,据以核检新史各卷材料增删去取之所由,那是远远不够,比不上 《 蒙兀儿史记》 的。两书齐名,而学者多采屠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在屠书有著者自注,于材料的取舍及立论之所本,原委分明。
《探源 》也谈到屠书存在的问题,举出:(1)对史实的考订仍有武断之处;(2)译音方面有误;(3)取名《豢兀儿史记》虽无不妥,仍不 免名不副实、以偏概全之嫌;又取材也欠精当,翻译的史书,有的并无多大史料价值,等等。
这些都说明,《探源》对《新元史》《 蒙兀儿史记》等书的评价,一分为二,或举其长,或指其疵,予夺之间,是义各有当的。
当然, 《探源》也还有其不足之处。在我看来, 主要是全书各章的不平衡性。书名《元史探源》,对《元史》本纪、志、表、列传的史源作为重点而详加考订, 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要求, 其余各章也要大体与之相当, 使之相得益彰才好。以此衡之, 书中个别章节却未免稍嫌单薄。如第一章《<元史》修篆的经过》中《修史的诸臣传略》及《修史的作法》两节。其一, 主要系就宋镰《进元史表》、《元史目录后记》先后著录两次入局修史的三十二人, 合《明史· 赵瑕传》及附传, 又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关各传而考之, 并及于虽然没有参加修史而实际对修史有一定贡献的危素、徐一夔二人。这都是有据的。但还有参预第一次修史, 未卒业而先去的操琬和李本仁两位, 似也未可遗而不收。前者见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所收宋赚《予奉诏总修元史故人操公琬实与篆修寻以病归作诗序旧》诗一首, 参见朱彝尊辑《明诗综》卷五陶凯小传引《静志居诗话》; 后者见于林弼《林登州集》卷九《送李本仁特告归觐序》。其二, 《修史的作法》一节, 关于分科纂修可考者, 除胡翰与修《五行志》, 宋傅与修《外国传》, 业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拈出外, 《探源》还指出: 高启是《列女传》修篆者之一, 王彝可能是《释老传》的修篆者, 余则未举。今按这间题较为复杂, 未易考定, 可是如果刻意求之, 也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如《历志》为高启所修, 见所著《兔藻集》卷二《元史历志序》; 《地理志》为徐尊生所修, 见所著《赘臾遗集》卷一《元史地理志序》; 《孺学传》为王彝续修, 见所著《王常宗集·补遗》所收《送殷教谕赴威阳县序》, 《忠义传》初修出胡翰手, 见所着《胡仲子集》卷九《胡义士墓表》, 如此等等。此外,《探源》第二章《<元史> 本纪的史源》中《<顺帝本纪> 的修成》一节, 于第二次开局前遗使采史之役作了叙述, 对吕復在采史之役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也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所惜着墨不多, 意犹未尽。
凡此所说不足之处, 不过是求全责备之言。总的看来, 《探源》一书, 作为专著, 乃是系统考论《元史》的首创之作, 发覆勾沉, 拾遗补阙, 做了有益的工作。它的出版, 对元史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贡献。主编者王慎荣先生. 还有共襄其事的叶幼泉先生、王斌同志, 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方龄贵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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