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甘坐冷凳板的精神。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中不乏长周期才能出成果的情况。”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坦言，受制于“唯论文”导向，部分学者不得不转向“短平快”、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还有一些时候，“数论文”的一刀切评价不仅有损学者的治学积极性，也让一些“冷门学科”无人敢轻易问津。

   李东风教授认为“中国人过分看重影响因子，好像做科研就是为了发文章，谁影响因子高谁就是英雄”。“国内把SCI期刊分区的做法使得影响因子成为追捧的“明星”。老师们见面不是问科学贡献，做了什么，而是问发了几分的刊物。斤斤计较，每分必争，把影响因子当做水平高低的依据，当做炫耀的资本，实在可悲。重形式轻内涵，推波助澜助长了“唯”。影响因子与奖金挂钩，一些学校的领导在制定政策时，必然会将自己常发的刊物提升而凸显自己的水平，压低其他学科，这对于其他学科是很不公平的。每个学科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横向用分数比较的道理在期刊影响因子和分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同样的付出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使得一些老师们很无奈......而边缘学科，冷门学科期刊数量少，影响因子低，想投高因子刊物无门可寻，只能哀叹自己选错了专业。这不利于各学科均衡发展。科学不应分高低贵贱，只要在自己的领域做出贡献都应给予公正的评价。” 

    某些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本身就会比其他领域低，比如病毒学经典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影响因子多年在4-6分左右徘徊，在病毒学领域排名第八位；而5分的期刊放在肿瘤学领域要排到60-70位以后！而肿瘤学排名第八位的期刊影响因子高达20多分！如果只比较影响因子，做肿瘤的同志肯定瞧不上Journal of Virology；但如果跟做病毒的同行说瞧不上Journal of Virology，很有可能会被喷！  

表1.2019年公布的SCI影响因子(JCR2018)——病毒学领域

   贾志云认为“影响因子有极大地学科差异，并且同一学科内不同领域内期刊的计量指标（包括影响因子）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进行跨学科/跨领域比较的时候，用SCI数据库中期刊影响因子的绝对值来进行绩效考核不合适，这种做法忽视了学科间/领域间的“先天”差异，而这种先天差异起因于SCI数据库的结构，而不是学科的科学重要性。” 

   期刊的“影响”因子是该期刊在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的被引用量，除以前两年发表的总论文数。周耀旗教授认为这样的计算方法的问题很明显：“首先，只考虑短时间两年内的引用量。强调这样的短期引用量，变相鼓励大家做热门课题，因为热门的研究方向，做的人多，自然而然的有高引用量。这样的后果很严重。例如，关于人类蛋白质组里面，95%的工作在关注5,000种已得到充分研究的人类蛋白质，而大多数其他蛋白质被打入冷宫，属于'未被充分研究蛋白质'。鼓励追求热门项目，也会导致内卷和资源分配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原创性或者颠覆性工作，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往往有引用迟后（所谓的睡美人文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大量的引用，追求短期影响也就激励大家去做热门的、跟风性的、扩展性的、而不是开创性的工作，因为跟踪热点，很快能得到许多人引用。”

表2. 2022年公布的SCI影响因子(JCR2021)——病毒学领域

    影响因子的高低也导致了部分科研经费的流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本来一些就不厉害的所谓冷门或者小众学科和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专业的“冷、热”从来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专业“冷、热”之间的切换，比很多人想象得要快。冷门没人做，等别人把冷门做热吃的肥头大耳的时候，我们连碗汤都喝不上！ 肿瘤免疫以前没多少人做，大家觉得是冷门，但现在肿瘤免疫火的发紫。 

    武汉大学蓝柯教授认为“病毒学长期以来是我国的弱势学科，高端人才队伍相较西方主要国家是严重不足的。在以论文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里，极大地不利于我国病毒学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原因在于，病毒学并不是热门学科，其主流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偏低。经常会碰到很多在国内外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人，虽然也发表了一系列病毒学期刊论文，但是在以影响因子为主要标准的评价体系中屡屡处于劣势，得不到引进和培养。这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变，学术分类评价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做法，让科学研究回归初心，有利于病毒学和相关学科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从而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李懿泽博士介绍了一个关于冷门研究的故事——“不被重视的研究”：

“虽然非典（SARS）已经过去了1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usan Weiss教授仍然对一个电话记忆犹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Ralph Baric教授告诉她非典的病原体：“我的天！是一种冠状病毒！”

Weiss 博士和Baric博士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冠状病毒的一批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开始研究一种鼠肝炎病毒（mouse hepatitis virus ，MHV），这种病毒能感染小鼠，根据感染方式不同，它可以导致肝炎或脑炎。MHV不能感染人，可以作为一种模式病毒用来研究冠状病毒。2002年，Baric和Weiss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可以对病毒基因组进行遗传操作，以研究病毒的致病机理。

科学研究是需要经费的，即便是取得了这样的重要进展，Baric依然举步维艰，申请经费屡次被驳回——没有资助，意味着他的研究无法开展了。我们可以脑补一下经费申请的审议过程：“这种病毒重要吗”“不重要”“它能感染人吗”“不能”“那你研究它干什么”“……”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时刻，Baric说，他欲哭无泪，坐在办公室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道路，如果必须要放弃钟爱的科研事业，他会考虑去做一个救生员或游泳教练。然而，非典的暴发改变了他的命运。当得知这场传染病的罪魁祸首是冠状病毒的时候，他给Weiss打了电话，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基础研究看似毫无用处，但是MHV的研究为后来发现和鉴定出“非典是由冠状病毒导致的”提供了非常好的科学基础。如果没有早先看似无用的MHV的研究，人类无法得知冠状病毒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法根据电镜结果判断出非典是一种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

    黎孟枫在“人类病毒学学科发展的回顾、展望与思考”一文中归纳了我国病毒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问题导向的研究创新性不足。我国在世界人类病毒学的重大研究发现和成果中所占比例较少，研究较多局限于对已有知识的跟进和补充，原创性、引领性的研究开展有限。研究创新性不足既表现在对科学问题的提炼能力和突破能力存在缺陷，也表现在选题和内容设计上缺乏临床问题和防疫问题的导向。将问题导向和创新性研究割裂的观念痼疾顽劣，纯粹以发表一般SCI论文或追求影响因子数值为目的的追随甚至跟风现象仍很明显，研究选题和研究内容与推动本学科高质量发展、引领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等目标直接关联度不高。本次新冠疫情中涌现出诸多对防控实践具有指引意义的研究课题，反衬出过去多年来我国人类病毒学领域中以发表论文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格局的弊端，“无关痛痒”的研究课题大面积占据学科阵地，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迅速被边缘化，对认识人类病毒真正有意义、能够指导病毒病防治实践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往往产生在其他优势国家。” 

“人类病毒学研究要加强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导向。在宏观资源引导、学科评价政策、学科建设规划、学科人才培养四个层面，都应当明确“三个导向”，即：导向人类病毒学前沿科学问题、导向病毒病防治重大需求、导向病毒相关医药健康事业和产业发展。过去一个时期，对领域前沿科学问题和防治实际需求的认识存在误区，机械剥离二者，甚至分以高低。现在我们应该看到，人类病毒学科学前沿问题往往产生于实践需求当中，两者的统一是更大的主流，问题意识往往是创新意识的前提，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由此，人类病毒学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选题价值取向需要用力调整，唯影响因子独尊的取向应当摒除，需要更多地倡导围绕人类病毒学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科学问题，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持续开展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研究。”

    近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文表示，“期刊超越指数”作为更加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指标，已经推广了4年，并预告了2022年的分区表将在年底发布，请大家期待、关注。
   中科院期刊分区升级版中的分区依据由“三年平均影响因子”变成“期刊超越指数”。

它避免以下几种情况：

1. 一篇超高被引论文拉高整体均数

2. 冷门学科备受冷落

3. 均值指标容易被认为操控

4. 期刊学科交叉性无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