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外卖骑手王计兵站上鲁迅文学奖颁奖台。他依然穿着那身骑手服，像把一整条街的风雨都穿在了身上。凭借诗集《低处飞行》，他摘得诗歌奖。聚光灯打在一个每天与时间赛跑的人身上，文坛为之一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故乡的一位农民老诗人。

二十年前，我在J市挂职时曾收到一本从老家寄来的诗集。牛皮纸包着，邮戳模糊，寄自鲁西南乡间。拆开，是自费出版的诗集《蓬窗诗稿》。作者简介这样写：

“王世玺，男，字光壁，号鲁农，1939年出生于山东金乡县霄云村。醉心于文学，尤其酷爱诗歌。几十年笔耕不辍，创作诗歌近1000首。60年代，作品曾获北京文学年会二等奖。90年代，作品多次在《诗刊》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出版诗集《蓬窗诗稿》。”

乍看之下，能在《诗刊》发表作品，总以为是某位诗坛耆宿，至少也该是学养深厚的文人。细读才知，这位七旬老人，只读过小学，是霄云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几十年来，他守着几亩薄田，春种秋收，夏耘冬藏。农闲时节，村里人多半打牌、闲聊、蹲在墙根下晒太阳，他却趴在昏暗的油灯下，痴迷地读那些辗转借来的文学书。油灯照着他被农活磨粗的手指，也照着纸上密密麻麻的字。没有稿纸，就在记账本背面写；没有书房，炕头、灶台、场院，处处可写。他自述：“吾不才，少无怀国之梦，及壮向往桃源之域，务农之外，与酒、牌、琴、棋一无所好，唯钟情文学与诗。”几十年下来，诗稿积了一箱有余。

《蓬窗诗稿》收诗九十五首。除《门》《平原落日》《湖西平原上的鹃声》《落花》《野枣》等数首自由体新诗外，其余九十首皆为格律诗。题材颇广：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庆香港回归、贺神舟五号，写泰山、济南、峄山、孟府孟庙，也写臧克家、秦宏墓。但写得最多、也最动人的，是脚下那片湖西平原的田园风物。

诗言志，诗缘情。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王世玺则说：“契诃夫把文学比作情妇，吾则把诗当作屈原所写的美丽多情而又神秘的山鬼。”这位农民未必系统读过多少西方文论，却一语道破了诗的秘密。他的诗有家国之情。如《参观湖西烈士展览馆》二首，写湖西英烈：

百战中华方自坚，多少健儿已长眠。

高擎火炬烧黑夜，誓洒热血奠明天。

杀敌欲赤四湖水，跃马岂顾苏鲁山。

留得芳名千秋在，人民犹忆李贞乾。

早在一九六三年，他青年时代所作《登黄河泺口桥》，见“遍地枯草助哀鸿”，听“九州大地有饥声”，发出“何年仓廪五谷丰”的感叹。一个二十出头的农家后生，已有忧国忧民之怀。诗集还收录多首赠友人之作，寥寥数语，人物事迹便跃然纸上，颇有唐人风度。

更令人亲切的，是那些写故乡风物的篇章。他的家乡地处黄河故道冲积平原，与苏、皖、豫三省交界，东鱼河穿镇而过。读《乡村即事》，故乡风物便扑面而来：

苏鲁边陲一乡村，风光旖旎甚可吟。

长河远拥白杨树，蓝天高护红果林。

鸟鸣声脆悦农叟，鱼翻浪白喜钓人。

数月不来风景变，满村黄花乱纷纷。

《农事》写春日的生机，字字带着泥土的湿气：

桐花盛开枣生芽，棉钵已完又育瓜。

一日两阵急性雨，滴水檐下见青蛙。

久旱逢甘雨，他写道：

久旱逢甘雨，听瓦似鸣琴。

琴是雅士趣，雨安农户心。

二十个字，没有一句高深，却把农人的欢喜写得入骨。田间劳作歇息，他也能从寻常景致中看出诗意： 

无事采刍小渠东，青青麦苗淡淡风。

寻花蛱蝶轻轻舞，觅香野蜂微微鸣。

白云簇簇可作伞，绿叶翩翩亦煽风。

忙中偷闲歇片刻，又闻杜鹃来催工。

这样的诗句，不是书斋里能想出来的。它沾着露水，带着草叶的清香，还有一种只有真正劳作过的人才能体会的从容与快意。

然而，他的田园并非总是牧歌。从《抒怀三首》《自咏》《自叹》《自嘲》《病中吟》等篇什里，能读出农村生活的艰难。故乡虽处沃野平原，半个世纪以来，农民的日子并不轻松。大跃进、文革，运动不断，种粮人难得吃饱。包产到户后稍得喘息，沉重的税赋又压了下来。诗人叹“自叹早年学屠龙，致使诸事都无成”，过的是“衣破常被小儿笑，饭稀且任老妻忧”的清贫日子。但他固守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安贫乐道，以诗为粮，自称“惟有秃笔能作伴，聊为人世鸣不平”。

诗集序言里说，老家几位爱好文学的文友成立了“霄云文艺协会”。书后附有合影，我细细端详，竟认出几张熟悉面孔，是当年在老家读书时的师友。读到这里，心里忽然一热。这些年来，文学早已没了往日风光，网络上“文学死了”的论调时有所闻。诗歌景象更是萧索：梨花体热闹一时，诗人跳楼的跳楼、裸奔的裸奔，“诗人”几乎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

有位朋友讲过一段轶事。某日他在学校邮局投信，与文学院一位现当代文学教授闲聊。那教授早年也是文青，后来洗手不干，考研考博，如今已是博导。正聊着，几个大一女生过来问：“老师，您还写诗吗？”教授连忙正色道：“小妹妹，你可千万别骂我。”言下之意，说谁写诗就是骂谁神经病。高校里原本有一群发烧文青，如今也销声匿迹。学生忙着考四六级、考研，周末难得休息，约了去网吧通宵。连《鬼吹灯》这样的通俗小说都懒得读，遑论写诗。文学早已不是校园时尚。

如今社会多元，文学从社会的喉舌变为小众的消遣，从馒头主食变成了风味零食。没有多少人把文学当作精神食粮，也没有多少人玩得起文学。文学像大年五更偶然撞见的一只野兔，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玩文学的人，要么是吃这碗饭的职业写手，要么是衣食无忧、拿文学当消遣的闲人。实在没想到，在故乡这个穷乡僻壤，居然还生存着几个把文学当干粮的“稀有动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素人吟咏，源远流长。《诗经》里的“国风”，坎坎伐檀的号子，对“硕鼠硕鼠”的怒骂，正是先民在田埂河畔劳作时随口唱出的悲欢。“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汉乐府里苍凉直白的叹息，多出自无名草根。北朝民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的雄浑，更是戍边将士与市井百姓的生命呐喊。这些未经雕琢的文字，沾着泥土，带着血汗，成为中华文学厚重的基石。

当然，诘屈聱牙的文言，曾让不识字的草根对文字敬而远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打破了文言的阶层壁垒，文学方从庙堂回归民间。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文艺大众化，扶持未名社、编印《莽原》，让更多“无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王计兵的获奖，正是对百余年新文化理想的当代回应，或许也是大众书写正式进入文学主流叙事的标志性事件。

我是高校一名理工科教书匠，业余时间也划拉几句诗词解闷。外卖骑手诗人王计兵的走红，让我想起故乡那位农民老诗人，想起二十年前那本自费出版的诗集。他们都是“低处飞行”的人：一个在送外卖的路上写诗，一个在锄地与记账本之间写诗。他们匍匐于大地，却在词语里飞行，从未坠落。

草成此文，致敬所有在低处飞行、却从不坠落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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