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科学网的“网红大咖”马臻教授在博客上连续晒出自己“辞官”的全过程，动静不小；这几天，南京大学数学学院喻教授的一封“辞官信”又在网上曝光，直接冲上了热搜。高校二级学院院长辞职这种事，居然能成为当代互联网热点事件，说实话，比我们学院学生拿国奖还稀罕。眼看这波热度扑面而来，我也忍不住跟风，翻一翻自己十几年前扔掉“官帽”的陈年旧事，凑个热闹。

十几年前，我莫名其妙被委任为二级学院副院长，分管全院学生管理工作。我一个搞药物化学的教书匠，平日里最擅长的是跟烧瓶、试剂和分子式死磕，忽然被扣上一顶“院领导”的帽子，去管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吃喝拉撒、喜怒哀乐，那种感觉，就好比让一个外科大夫突然转岗居委会大妈，整个人的专业尊严都有点儿恍惚。我手下管着六名年轻的辅导员老师，他们一个个刚出校门不久，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去管全院一千多名本科生。一千多个鲜活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隔三差五给你整出点状况来：打架的、打球摔断腿的、失恋要死要活的、宿舍矛盾要拔刀的……一堆难题需要我去拍板解决，我经常被搞得焦头烂额，实验室的通风橱都没时间去瞅一眼。

在高校，搞教学科研觉得生存压力大，生活不易，那是真话。可你要是以为辅导员轻松——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指挥学生，没有科研任务，日子赛神仙，那就太天真了。他们的辛苦，我近距离看了好几年，实在是感同身受。我们这些辅导员老师，白天要处理铺天盖地的表格、通知、评奖评优，晚上还要随时准备接听“午夜凶铃”。对，就是午夜凶铃。干学生管理工作的，最怕突发事件。那时候，我给自己手机设了一个专属恐怖音效——半夜只要铃声一响，十有八九是辅导员打来的，而且一定不是好事。久而久之，我落下了一个毛病：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手机屏幕一亮，我的心脏就会提前骤停半拍。

记得有一次，凌晨两点多，手机尖叫着把我从梦里拽起来。辅导员在电话那头声音都在发抖：“院长，不好了，有个女生在卫生间割腕了，同学发现已经打了120，正往医院送……”我一边胡乱套上裤子，一边冲下楼开车往医院飞驰。一路上脑子里全是血淋淋的画面，甚至还飞速盘算了一遍该怎么跟家长开口、要不要通知保卫处、舆情怎么控制。等我气喘吁吁赶到急诊室，看见那孩子煞白的脸和缠着厚厚纱布的手腕，我吓得腿都软了。好在抢救及时，命保住了。等她情况稳定下来，我亲自找她谈话、安抚家长，最后按程序给她办了休学，打发她回家休养。人是救回来了，可我接下来好几个月，半夜听到手机响，心跳还是会忍不住狂飙到一百八。

另一件让我头疼不已的事，是我们学院年轻老师G博士引发的“课堂风暴”。G博士业务能力不错，但有个毛病，就是口头禅里常带着一句国骂。有天上课讲激动了，一句标准的国骂脱口而出。没想到，底下有位男同学当场就回怼了一句：“你骂谁呢？”这下可捅了马蜂窝。G博士拍着讲台要求严肃处理，说学生当堂顶撞辱骂老师，必须开除。学生则委屈地申诉：是老师骂人在先，自己实在忍不了才回了一句嘴，凭什么只处理我？两边较上劲了，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我这边给G博士做思想工作，劝他为人师表，课堂上还是要把嘴门把紧一点；那边又去教育学生，再怎么着也得尊重老师，有话可以课后好好说。最后两边各打五十大板，G博士放下身段道了歉，学生也写了深刻检讨，硝烟才算散尽。这事给我留下一个深刻教训：当老师，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都得当成化学实验来对待——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剧烈反应。

那几年，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差不多，都绷得有点儿紧。网上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学闹”事件接连不断，有的动静闹得比科研论文还大。一时间，高校教师似乎也成了高危职业，俨然一副弱势群体的模样。大学生在校内受点儿伤，“绑架”学校向校方索赔的事，我也亲身经历过几桩。记得有个男生在球场跟人发生冲突，两人撞在一块儿，一个破了头，一个扭了脚。结果双方家长各带了一帮亲戚，气势汹汹地杀到我办公室，拍着桌子要学校赔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那阵势，仿佛我欠了他们几头牛。这中间的故事远比电视剧精彩，但涉及学生隐私，我还是把它们烂在肚子里吧，免得惹麻烦。

要说最让我心累的，当属那些“雷打不动”的问题学生。我们有个辅导员小C老师，她班上有个男孩，网瘾大到令人发指。天天逃课，把自己“焊”在宿舍的椅子上打游戏，雷打不动。班干部帮扶，没用；我亲自把他叫到办公室，苦口婆心谈了几个小时，从人生理想聊到父母期望，他眼泪汪汪表示一定痛改前非，结果一转身又钻进网吧。我一看，这是碰上了“硬骨头”。于是叫来家长，想让父母租房陪读戒网瘾。可人家是边疆牧区的，父母养着成群的牛羊，脱不开身。父亲在电话里为难地说：“老师，我们实在走不了啊，总不能把牛羊赶到学校旁边去放吧？”我那头犟劲儿也上来了，心想，我一个副院长，还治不了你这毛孩子？坚决不能认怂服输！于是犯了牛脾气，硬逼着小C老师采取“人盯人”战术，天天盯着这孩子，上课盯、宿舍盯、吃饭盯，恨不得跟着上厕所。小C老师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天天跟他斗智斗勇，学生玩起了游击战，你来他装睡，你走他开机。这样折腾了大半学期，网瘾没戒掉，倒把小C老师逼哭了好几回鼻子，眼睛红红地来找我诉苦：“院长，我真盯不住了，我感觉自己像在盯一个特务……”

正急得我满嘴起泡的时候，老辅导员小T老师悠悠地劝了我一句：“院长，这些学生呀，就像脱轨冲下坡的破车，你想凭一己之力把他扳回正轨，小心把你自己给撞坏了。”小T老师干了十几年辅导员，经验老道，这句话简直像一盆凉水，瞬间浇醒了我这个梦中人。我忽然就泄了气，不再为难小C老师了。期末那孩子果不其然，好多课挂了科，超过了学校规定门数，最终被勒令退学回家。我看着他离校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小T老师说得对，这些孩子的坏毛病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教育纠正他们，有时真的非常棘手。他们都已年满十八岁，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了。心智不成熟到这个地步，靠硬扳是扳不回来的，成才概率非常非常低。老师尽到批评教育的职责，对实在顽固不化者，按规章制度，该退学退学，该开除开除，千万别死磕，以免把自己搭进去，甚至发生意外。

在二级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挣扎了几年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位低权小责任大，事多钱少累死人”。学生平安无事的时候，领导觉得你似乎没什么用；一旦出事，你就是第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人。干了几年下来，我明显感觉自己憔悴了，发际线后退的速度堪比科研经费到账的速度，血压升高、神经衰弱，半夜手机幻听成了常态。用实验室的行话说：再这么熬下去，我这反应釜就要炸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果断找到校长，递上了辞呈。校领导很诧异，一再挽留，觉得我干得挺好，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我态度非常坚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多活几年。扔掉“官帽”的那一刻，真有一种刑满释放的感觉，天都蓝了，实验楼的通风橱看起来都眉清目秀。回到实验室，重新拿起烧瓶和移液枪，闻着有机溶剂那股熟悉的味道，我惬意地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的主场。

如今，看到马臻教授和喻教授的辞官新闻在网上热热闹闹，我笑而不语，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想给他们点个赞。扔掉那顶“官帽”，安心从教，回归课堂与实验室，我才真正找回了自己。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终于可以在晚上十点以后，安安心心地把手机调成静音，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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