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原长歌》

——追忆父亲在大兴安岭的青春岁月 

2013年初夏时节，窗外的柳絮混着细雨飘进病房。病榻上的父亲忽然攥紧我的手，喉头滚动着吐出几个含混的字："加格达奇的雪......别忘告诉他们......"这是他清醒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十五天后，这位曾在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里挥洒热血的汉子，永远闭上了双眼。如今站在清明时节的墓园里，抚摸着冰凉的墓碑，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忽然鲜活起来，化作漫天飞舞的白桦花瓣，诉说着六十多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1958年的鲁西南平原，麦浪翻滚的六月天里，23岁的父亲站在村口的槐树下，怀里揣着那张泛黄的招工启事。我父亲作为家中独子，他本该接过爷爷手中的锄头，但在"支援边疆建设"的嘹亮口号声中，年轻的心早已按捺不住。"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穿透纸页，让他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在济宁火车站，送行的乡亲们挥舞着红绸带，锣鼓声震落了树梢的喜鹊。绿皮火车载着三千山东汉子穿越华北平原时，有人教唱起新学的苏联歌曲，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伴着歌声，竟有了几分悲壮的韵律。经过七天七夜颠簸，当齐齐哈尔站台上"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刺破晨雾时，这群山东汉子才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想象中的机械化工地，而是嘎斯卡车和原始的森林小径。父亲至今记得，分到羊皮袄那天，老班长拍着他肩膀说："穿上这身皮，可就得把命交给大兴安岭咯。"

加格达奇的初雪总是来得猝不及防。父亲所在的隧道工程队驻扎在落叶松林深处，帐篷顶上的积雪常在深夜里悄悄融化，又在黎明前重新冻结。清晨五点的起床号划破寂静，工人们呵着手跺脚，看着呼出的白雾在睫毛上结霜，依然扯开嗓子唱起《勘探队员之歌》。

开凿花岗岩的场面蔚为壮观：百十号人排成雁阵抡圆了八磅大锤，钢钎撞击岩石迸溅的火星照亮半边天空。父亲总说最怕"卡钎"，每当钢钎被岩石咬住纹丝不动时，汗珠就会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最惊险的要数处理哑炮，三次深呼吸后猫腰接近，用木棍小心翼翼地掏出引信，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

冬季施工更是炼狱考验。零下五十度的严寒里，压风机的钢铁管道冻得梆硬，胶皮水管裂成蛛网状。父亲和工友们发明了"土暖气"：用汽油桶改造成火炉，接上铁皮烟囱蜿蜒至掌子面。热浪裹挟着煤烟在狭窄的坑道里翻腾，熏得人睁不开眼，却也让冻僵的手脚恢复了知觉。

1963年初春的那个黎明格外阴冷。父亲作为值班班长，带着四名工友乘坐轨道车前往三号竖井。晨雾中隐约可见铁轨旁的白桦树影，车厢底板结着薄冰，每一步都像踩在玻璃碴上。当轨道车驶入那个著名的"S型弯道"时，意外猝不及防地降临。腐朽的木质刹车杆在巨大惯性下断裂，整列车厢像脱缰野马般向下冲去。父亲眼睁睁看着站台上的信号灯变成模糊的红点，耳边是同伴们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做出了令所有人震惊的举动。他解下笨重的羊皮袄揉成一团，趁轨道车经过岔道瞬间塞住车轮。剧烈的撞击让他腾空而起，重重摔在覆盖着积雪的碎石堆上。待尘烟散尽，扭曲的轨道车静静躺在三十米外的雪地里，而他却奇迹般站起身来，拍打着沾满冰碴的工装。

父亲终究没能成为城里人。1963年冬天，他揣着满身伤痕回到鲁西南的故乡老屋。返乡后的父亲始终保持着早起的习惯，他说那是当年赶工期养成的生物钟。父亲晚年总爱给孙辈们讲"大兴安岭的狼"，说到兴起时会突然停住，望着窗外飘过的白云陷入沉思。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些关于狼群的传说背后，藏着多少个在帐篷外守候的漫长寒夜。

前几年，我有次去内蒙古出差开会，曾专门绕道加格达奇市，去寻找父亲当年的足迹。我站在加格达奇新建的高铁站台上，看着呼啸而过的动车组，恍若隔世。这座父亲参与建设的边陲小镇，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站在呼玛河畔眺望对岸连绵的山脉，耳畔仿佛响起当年夯歌的旋律。那些被严寒凝固的青春，那些被风雪掩埋的热血，都在历史的褶皱里绽放出独特的光芒。父亲用生命丈量过的土地，如今正讲述着新的传奇，而属于他的那一页，已被春风翻动成永恒的记忆。

——写于2025年4月4日清明节

我的全民K歌：

《爸爸的祝福》

《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