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森“规范法”思想的认识论启示

           ——从福柯与康德对“启蒙”的分析加以展开

一

纯粹法学派首创者，美籍奥地利人凯尔森（1886~1973）在其代表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他的动态法思想，即有关法律秩序与规范等级体系的理论。他从法律的基本规范入手研究，认为次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一级的法律规范，最高级的法律规范则是法律的“基本规范”。在解释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时，他同样运用这种思路，即是说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协定必须遵守”这一基本规范，而这个基本规范的效力是从法律解释国家行为时假设的。[1]

二

康德在其著名文章《何谓启蒙》中定义“启蒙”为：启蒙说是人摆脱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没有别人指引就不会运用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是自己造成的，因为其原因不是缺乏理智，而是缺乏决心和勇气。换言之，启蒙的关键在于，不是用什么外来原则或思想来驱散和消除自身的蒙昧，而是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思想。[2]

在以同样题目，即《何谓启蒙》的文章中，福柯对上述观点分析道，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既不是一个人的所属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其信号为人们所感知的事件，也不是一个成就的开端。康德是以近乎否定的方式将启蒙规定为“出路”。启蒙并不是在一种总体性或一种未来的成就基础上理解现在，它只是寻找不同。它是一个过程，一项任务，一种能让我们摆脱不成熟而获得成熟的途径。他认为康德的理路可以被描述为对历史时代的不断批判。这种批判“将不再实践在寻找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中，而是作为一种对那些引导我们构成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认作我们所做、所思、所说的东西的主体的事件的历史研究。在此意义上不是先验的，它的目标不是使形而上学可能：它在其结构上是普系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考古学的——而不是先验的——是在这意义上，它不寻求认同一切知识或一切知识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谋求将表示我们所思、所说和所做的话语例子当作如此多的历史事件。这种批判将在这种意义上是谱系学的，它不从我们是什么的形式中推出我们不可能做和认识的东西，但它将使我们成为所是的偶然性中区分出不再是、做、思我们是、做或思什么的可能性。它不是寻求使最终成为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可能；它是寻求尽可能广远地给自由的未确定工作一个新的推动。”[3]

三

我们需要的正是福柯的态度，即一方面批判我们所是的，同时又历史地分析历史安放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限制。其结果是，很容易摒弃一种先验的绝对主义立场。福柯向我们展示的是，他不明确某种善，某种伦理——政治的固定立场，而只是在粉碎我们最根深蒂固，最心安理得的信念。这无异说，并不是一切都是坏的，而是一切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总有事可做。那么，是什么使某事物危险呢？倘若一切都危险的话，是什么使得某种危险比别种危险更危险？这里得有一个立场（标准），即一个评价性伦理——先入之见在起作用，否则无从谈论危险。因之，我们无法放弃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坚守怀疑与自我批判。

但仅此还不够。怀疑与自我批判最终仍要有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作为出发点，否则人们将陷入无限循环而无法提出真正的问题。凯尔森“规范法”思想努力寻找这种自由，由此他把法律秩序安排在一种动态的语境下，虽然看上去仍在先验立场上摇摆，但是法律秩序的逻辑（抑或科学性）使然。他认识到最终的标准——基本规范的缺失与循环界定相藕合这一现象，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我们仍有一种任务——亟须在问题的不断展开中对怀疑与自我批判的前提进行质疑。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对立场的承认与肯定不等于不能改变这种立场。故而，我们需要提问、对话，需要秉持一种民主的思维方式，去真正展开问题，面对问题，而不是取消问题，漠视问题，从而通向真理，走向至善与福祉。我相信，对于什么是前提（标准），什么是公理（道德），什么是普世价值，就像对凯尔森玄虚的基本规范是什么进行质疑一样，我们不应该怀疑这些东西本身是否存在，但应质疑它们的内容的千篇一律。否则，这个世界赖于存在的基础将丧失，其“所是”的链条将被切断，其将陷入无限循环中而万劫不复，而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里。

注释：

[1] 参见[美]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84页；参见申建明：《关于国际法效力根据的学派述评》，载1992年《中国国际法年刊》。

[2]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3] [法]福柯：《何为启蒙》， 载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下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