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昨天作出的决定，也是由来已久的愿景。完成这项任务亟需130天，因为《史记》有130卷。而我的宏愿是，花费更长时间通读一遍《二十四史全译》（许嘉璐主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件幸福的事。

但我不能快乐。因为，于更多执迷于竞争与赚钱的白领们而言，我的投射无异于另类。而我沉醉其中。“潘洁之死”能诠释什么？向上的力量？不可折返的身心？不能言说的心灵的飘零（相对于落地而言）？有人把这种力量强烈地归结于外部，因为斯，所以斯。然而，从更长的镜头看，这是一个人性的颠覆，一种现代化之陷阱。

从马可·奥特留近乎宗教般的反思到亚当·斯密执著的论证，幸福之源在于心灵的安静与磐守。而对外部镜像的反射要以内心的坚定来捕获，是其经途。无疑，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是为发端。在快速发展与变动无居的时代里，以心灵为支点的交换仍然是圭臬。无论外部的挤压与浮绘如何涌入，内心始终是“本座”（借用萨维尼之“法律关系本座说”之概念），惟其如是，心灵才可“反弹”，吐故纳新。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言说自己是自己的镜像——同情心的产生，是每个人测观社会的前提与力量，可谓掷地有声。然而，现代化的力量使这种源泉成为器物，而不是终极，它在不断地颠倒事物的面目，让人们盲动的同时，臣服于甚至于膜拜于西西弗斯神话。

或许我严格区分幸福与快乐的思维过于纯粹，但耽于人性，外部的附庸性是确定的。前段时间游走于北上广三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与鉴别，分明是，广州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随之而来的是其开放程度与人性化的递增。天气、饮食、交通、房价等指标无不佐证这个结论。试想，一个优游的假日下午茶能有多享受？还有那粤语与普通话交织与转换的欣悦。和缓的市民力量在这种语境下得以展现，外部之美盖源于此。

早期社会主义者，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中构思的社会经济体制特征之一是：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的存在。因为市场制度在封建庄园制度瓦解的进程中扮演双重角度：革命性力量与权贵巨富阶层兴起的诱因。于是，下层阶级怀抱畏惧与敌视市场制度的心态，把市场看作自己苦难的根源。市场是双刃剑，解放于斯，奴役亦于斯。而目下，由于收入分配而引起的贫富不均正在巩固下层草根的这种意识的现象在各个领域发酵，应引起更广泛更密切之关注。这是另一个话题。但市场的竞争有时的确粉饰着因为总量之增所带来的过于美好，而忽略个体之差距，而置实质于不顾，个体的幸福感很容易被抽干与架空，他们在享受物质的同时往往沦为精神躯壳。

我是完全市场化模式的支持者，但不认同个体把生活的目标与手段加以混淆的思维抑或理路。毕竟，生活的美好在于风景，而不仅是风景这边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