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公民”概念近年来进入学界视野，其内涵界定目前仍处于演进过程之中。Isin和Ruppert（2015）在公民身份研究的“数字转向”论述中提出，公民身份正经历从“领土化”到“数据化”的转型，“数据公民”指通过数据生产与数据行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新的主体形态。Kennedy等（2016）从数据正义视角讨论数据公民的权利内涵。Cheney-Lippold（2017）则揭示了数据化治理条件下主体被算法分类所定义的新型权力关系，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的数据类别”。这些研究从政治学、法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丰富了“数据公民”概念的理论面向。

国内学界对相关议题的关注经历了从“网络公民”“数字公民”到“数据公民”的演进，这一趋势也得到已有学术梳理的印证：早在2005年起，国内学界就开始围绕网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网络公民社会构建等“网络公民”相关议题展开讨论，既有文献统计显示，在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领域，2005年就已有相关研究发文，且在2005—2011年的起步阶段发文量逐年递增，研究热度持续攀升；已有研究也已结合郭美美等热点网络事件探析网络公民社会的形成逻辑，还有专门研究从公民意识视角分析网民向网络公民转型的身份建构过程；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研究重心逐渐转向“数字公民”领域，当前国内学术探讨焦点已经覆盖数字公民身份的法律确认、数字权利保护、算法治理、数字鸿沟弥合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等多个核心方向。近年来，蓝江（2022）对数据化生存的哲学阐释深刻揭示了数字化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性重塑；张一兵（2023）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维度揭示了数据提取背后的权力逻辑；段伟文（2021）对数据主体的哲学追问指向了数据化条件下人的自主性问题。这些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数据化主体性”概念被逐步提出并引发讨论——它描述了数字化时代，个体既被数据持续建构，同时又主动参与数据自我建构的双重过程。这一概念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分析工具：学生不仅是使用数字工具的主体，更是存在于数据场域中、被数据和算法持续塑造同时也在数据实践中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建构的新型主体。

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联性评估：现有“数据公民”研究多聚焦于权利赋予与制度建构的规范论路径，较少将数据公民本身作为教育对象展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界虽已开始关注数字化条件下教育对象的变化，相关研究已经围绕数字时代教育主体的数字主体性建构、数字思政主体身份确证等方向推进，但对“数据公民”这一新型主体形态的系统性教育学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成果多为针对特定群体的专项探索，例如已有学位论文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我国青少年数字公民身份认同构建的专项研究，也有针对地方高校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培育的针对性研究，领域内整体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成果。此外，对西方理论的引介较多，基于中国数字生态和制度环境的自主性理论建构有待深入——这是本课题需要着力推进的方向。

数字化与主体性的关系，是当下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研究问题。西方批判理论传统中，Flusser（2011）较早提出了从“书写主体”到“信息主体”的嬗变。Han（2017）从精神政治学视角揭示数字技术如何通过肯定性的规训机制塑造新自由主义主体——不是通过禁止而是通过激励和诱惑实现深层控制。Zuboff（2019）的“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维度揭示了数据提取如何形成对个体行为的隐性预测与塑造。Stiegler（2010）的药理学视角最有辩证张力——他认为技术同时是毒药和解药：数字技术会导致注意力碎片化，消解原本的个体化进程，但也可成为新的“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载体，即超越个体层面形成与共享集体智慧的可能条件。

国内研究中，蓝江（2022）对“数据化生存”的哲学阐释、张一兵（2023）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段伟文（2021）对数据主体伦理问题的讨论，构成了该领域国内研究的主要哲学资源。在教育学领域，有学者开始讨论“技术化主体”“数字主体”等概念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沈壮海（2022）、冯刚（2020）、吴满意（2016）等学者已在各自研究中关注到网络化条件下的教育对象变化问题，对“网络主体”或“数字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与思政课教学研究的关联性评估：现有关于数字化与主体性的研究，在哲学层面的分析已比较深入，当前学界已围绕数字化转型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风险、数智时代思政教育的主体性困境等问题开展了大量讨论，成果颇丰，但正如现有研究所呈现的，从近年来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来看，多数研究围绕思政课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统一关系、学生主体性提升对策等方向展开，专门将其具体化为“思政课教学中的学生主体性”分析，并由此展开教学方法论讨论的研究仍显薄弱，仅在近年少量文献中有所涉及。哲学层面的精彩论述如果不能与思政课堂中“面对活生生的学生”这一具体情境对接，则难以转化为教学改进的真实力量。本课题需要在哲学分析与教学实践之间搭建有效的转化桥梁。

集体意识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具有深厚的传统。近年来，围绕如何在思政课中有效培育大学生的集体意识与集体主义精神，学界进行了多维度探索。王易（2020）系统研究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指出集体主义教育面临个体化价值取向增强的时代挑战。沈壮海领衔的课题组自2013年起持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追踪调研，其2022年推出的成果《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22》，是基于全国70余所高校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形成，通过对多年连续调研数据的对比分析，全景式呈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整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为理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变化提供了重要且扎实的实证基础。冯刚（2020）讨论了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强调了网络素养培育的重要性。

在思政课教学方法论层面，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精准思政”与“智慧思政”的研究。佘双好（2022）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方向与路径。刘宏达（2021）探讨了网络空间治理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算法推荐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张瑜，2022），但这些讨论多从“外部风险防范”视角出发，较少从“主体性转化”的积极视角系统建构教学方案。

关于“集体意识”在数字时代的理解与培育方式本身，学界已经开始了一些前沿探索。李辉（2023）围绕数字时代集体记忆建构与国家认同展开研究，揭示了集体记忆在数字化条件下的建构与传递机制。关于网络社群中的集体认同形成机制、数字仪式的集体情感凝聚功能等议题，传播学和社会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为理解数字化条件下集体意识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与思政课教学研究的关联性评估：现有研究对“数字化如何影响集体意识”和“思政课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两个问题，基本采取分开讨论的路径——前者多在传播学、社会学领域展开，后者多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进行，二者之间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对话。目前仅少量研究开始涉及二者的交叉领域，中国知网2025年已公开的思政与数字化交叉方向相关文献仅不到10篇，例如其中有研究针对数字场域中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集体解体挑战，提出了数字场域集体再造的纾解方向，体现出二者融合研究的雏形，但尚未形成规模化的跨领域对话研究态势。更为关键的是，从“揭示问题”到“教学回应”之间的转化链条仍然断裂：现有研究告诉我们数字化给集体意识带来了何种挑战，但较少告诉我们思政课具体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本课题正是要在这一“断裂处”开展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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