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追溯被誉为“新中国药学教育摇篮”的沈阳药科大学的历史起点，目光必然要穿越岁月烽烟，投向那片承载着信念与热血的红色土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赣南，缺医少药的困境如沉重阴霾，笼罩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31年，在瑞金简陋的祠堂民房之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25名学员第一次传出清朗而坚定的读书声。那不仅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启蒙，更是在连天烽火中，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学习的铮铮誓言。次年，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并正式招收由15名学员组成的“药学调剂班”。这个在战火中诞生的药学班级，如同一颗深植于红土的种子，悄然破土，吐露新芽。这段始于烽烟之中的办学之路，正是今日沈阳药科大学跨越时空、面向未来、矢志报国的历史起点与信念传承。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背负着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毅然踏上漫漫长征。他们的行囊中，除了武器与药品，还携带着一块小黑板。这是一间行走的课堂，一座流动的知识殿堂。无论行军途中还是战斗间隙，只要挂起黑板，知识的星火就在生死边缘中悄然传递。学员们边行军、边战斗、边学习、边实践，将所学知识立即用于救治负伤的战友。万里艰险未能摧垮这支队伍，反而将一种于绝境中坚守、在危难中求学的品格，熔铸进他们的精神血脉。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陕西北部重镇瓦窑堡时，自江西出发的师生中已有很多人在长征途中献出宝贵的生命。1936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续办红军卫生学校，校址位于瓦窑堡西门外的一排十八孔石窑中，并开设医、药两个班。其中，军药班按前序延续，列为药学第六期。正是在这片黄土窑洞之间，李维祯开启了他的药学教育生涯，并与这段红色历史深深结缘。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艰苦而持久的时期，在敌人严密封锁、边区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立自主的药品生产与药学教育体系，已成为关乎革命事业存续的紧迫任务。1942年，时任八路军制药厂厂长的李维祯，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创办八路军药科学校并兼任校长，开创性地实行“校厂一体”的办学模式。

面对几乎从零开始的困境，他带领师生们向沉寂的黄土高原寻求空间和未来。一孔孔窑洞在他们手中开凿而出，成为最初的校舍、实验室和制药车间。设备不全，便动手创造；原料短缺，就四方求索。李维祯带领师生们行走在陕北高原的沟壑梁峁之间，辨认采集药材，编纂成《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没有系统授课教材，他在煤油灯下将一次次试制成功的经验与前线急需的知识逐字整理，刻印成册。师生们边学边干，先后生产出上百种前线急需的药物。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李维祯点燃的不仅是窑洞中制药的炉火，更是一束穿越时空、至今不灭的创业精神。他所开创的“教学、科研、实践与生产”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不仅缓解了抗敌前线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也为新中国的药学教育奠定了“学以致用”的坚实基石。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由李维祯带领的这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药学力量，肩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1948年，学校迁至沈阳。从东北药学院到沈阳药学院，再到1994年更名为沈阳药科大学，学校的每一次跨越发展，始终传承并光大了从瑞金启程的红军传统与在延安铸就的创业精神。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沈阳药科大学的校园里，看见科研大楼深夜依旧明亮的灯火，遇见朝气蓬勃、步履匆匆的学子身影，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深切缅怀李维祯老校长。他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于黄土窑洞中奠基立业，在极端艰苦中坚守办学，将“学以致用”从生存智慧升华为育人信念。作为从红军队伍中走来的新中国药学教育开拓者，他将一生奉献给了这所校园，其精神早已融入这里的每一寸土壤，成为这所学校血脉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李维祯校长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担当风骨、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历经岁月涤荡，已沉淀为沈阳药科大学最核心、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从瑞金的星星之火，到延安的窑洞灯光，再到沈阳药科大学实验室里不息的求索光影，一部红色药学的世纪传承史，正是以李维祯为代表的一代先驱者用生命与热血书写的奋斗史诗。

如今，沈阳药科大学以“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凝聚精神，这既是对师生品格的塑造，亦是对优良传统的深切回应。立于新时代的前沿，我们更加怀念那位在黄土坡上默默奠基的校长。他的一生与选择，如同那盏窑洞里跃动不息的油灯，光芒穿越岁月长河，依然照亮着后来者“药济苍生”的漫漫征途，也恒久激励着这所他深爱的学校，为守护人民健康、助力民族复兴，不断谱写着崭新的篇章。

一）追寻光明：从求索少年到革命战士（1910~1936年）

1910年7月，盛夏的冀中平原热浪翻涌，辛亥革命的惊雷已在历史的云层中隐隐滚动。河北无极县楼下村一户寻常农家，迎来了家中第三个男孩的啼哭。父亲翻遍泛黄的书卷，郑重为他取名“维祯”。“祯”者，祥瑞之兆，自古便寄托着对太平安康的深切祈愿；“维祯”二字，更蕴含着守持祥瑞、走向圆满的朴素期盼。然而他降生的时代，正是神州板荡、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岁月。冀中平原的麦浪年复一年随风起伏，少年李维祯的目光，却早已越过田垄，投向那片充满挑战与未知的远方。

七岁启蒙，在乡村私塾里，他第一次触摸到文字的温度。十六岁那年，背负着家人的期望和简单的行囊，他步行百里，考入直隶省立正定第七中学。在那文盲遍地的年代，能够负笈远行、踏入新式学堂，已是乡里公认的聪慧子弟。校园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声琅琅；围墙外，却是山河破碎、列强环伺的惨淡现实。每当夜深人静，滹沱河水的奔流声仿佛穿越数十里平原，涌入他的窗棂，那声音与救国思潮一同，日夜冲刷、重塑着这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灵。

1926年初秋，一个看似平静的午后，白杨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十六岁的李维祯穿过校园僻静的回廊，在一间简朴的宿舍里，面对一面小小的红旗，庄严举起了右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誓言字字千钧，落入心中，化作一粒炽热的火种，从此在他胸中燃起不灭的光焰。革命理想，于他而言不再是书本上遥远的回响，而成了脚下必须踏出的、实实在在的人生道路。

两年后的暑假，十八岁的李维祯回到阔别的故乡。他与志同道合的同窗杨济慈并肩而行，踩着乡间熟悉的黄土小路，走进一处处低矮的农舍。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张张被岁月与苦难刻满沟壑的面庞逐渐聚拢。“农民协会”四个字，如春雷初动，在这个沉睡千年的村庄第一次响起。李维祯的手与农民们粗粝生茧的手紧紧相握，这不仅仅是联合，更是在板结的旧土壤深处，奋力探出的第一丝充满生命力的嫩芽。他们讲解“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帮助农民核算地租，揭露剥削的真相，沉寂的乡村开始苏醒。

然而，新生力量总伴随着旧势力的反扑。秋日开学，一纸“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开除令冷冷放在他的书桌上。阳光透过窗棂，在墨迹未干的公文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在同学们或惋惜、或惊惧、或躲避的目光中，李维祯异常平静地收拾起单薄的行囊。他明白，人生的课堂，从来就不限于学堂的四壁之内。临行前，他回望了一眼教室的黑板，转身离去。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走向了更辽阔、也更艰险的征程。

1929年8月，北平西直门外的陆军军医学校张榜处，人群熙攘。一个身形清瘦、目光如炬的英俊青年久久驻足。当在“四年制药科”录取名单中找到“李维祯”三字时，他紧握的拳头悄然松开，深深吸了口气。这所近代中国军事医学的学府，将为他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着现代药学知识，从生药学、药物化学到药剂学、药理学。每一次实验，每一味药性的辨析，都让他思索。如何将这些知识用于拯救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深夜的实验室里，他常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玻璃器皿的微光映照着他专注的面容。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北大营的炮火撕裂了宁静。消息传到北平，各校学生群情激愤。李维祯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与同学们走上街头，张贴“还我河山”的标语，组织集会，在广场上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的秋风中，他的声音已经褪去青涩，多了几分沉稳的力量。他心系家乡，串联起数十名在京的无极籍学子，组建“北平无极籍学友会”。进步书刊被巧妙地改换封皮，以家信形式通过隐秘渠道不断流向故乡，家乡的斗争动向与亲人嘱托，也化作暗语传回北平。革命的星火，就在这一封封看似平常的“家书”间悄然传递。学友会还通过各种渠道，为吉鸿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筹集药品物资、传递情报，部分学友更毅然加入这支抗战队伍。李维祯则以其药学专长，编写简易战场救护手册，送往抗战前线。

1933年盛夏，李维祯以药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当大多数同学仍在踌躇前路时，他已做出果断的抉择，前往爱国将领王以哲麾下的第六十七军。临行前夜，他独自登上北平城墙。月光如洗，静静铺洒在沉睡的古城之上，回望这座生活了四年的城市，他心中清楚，此行并非寻常的军旅仕途，而是怀揣信念与使命，毅然走向一片迷雾深锁的未知之滩。

军旅生涯远比想象复杂。在等级森严的旧军队中，一个年轻的学生军官要建立威信并非易事。但他以过人的严谨与专业知识，将混乱的药品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清晰的台账制度。他改良药品储存方法，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药品效能。渐渐地，这个沉默寡言却做事可靠的年轻人赢得了上下的尊重，并很快担任上尉司药主任。

然而，无人知晓的是，在那冷静持重的外表下，搏动着一颗赤诚向党的心。1934年春，家乡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共产党员赵卓云和多名进步青年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星夜前来投奔。李维祯沉着应对，巧妙安排赵卓云到第六十七军军械处任文牍上士，又将其他青年以远房亲戚、同学同乡等身份，秘密安插在军需、医疗等合适岗位。白色恐怖如同北方冬季无孔不入的浓雾，但他却以惊人的胆识与智慧，在敌人的营垒里，为同志们悄然织就了一张温暖而坚固的保护网。

怀疑终究还是找上了门。一天傍晚，师长何立中将他召至师部，目光锐利如刀：“有人反映，你安排了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在我们军队中。”房间里的空气骤然凝固。李维祯神情自若，将事先精心准备的履历一一陈述，言辞条理清晰，滴水不漏。最后，他似是随意地提及：“这些人，王以哲军长也偶有关照之意。”话语轻落，却在犀利的质问前筑起了缓冲。何立中凝视他片刻，缓缓点头：“既然是军长知道的人，你好生安排便是。”

风波暂息，但夜深人静时，与党组织失联的孤独如寒潮阵阵袭来。他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只能凭借记忆中那份入团誓言的微光，在茫茫夜色中辨别方向。他开始有意识地研读每一份战报，从字里行间捕捉红军的动向。他精心管理每一箱药品，暗自思量哪些将来能在红军队伍中发挥更大作用。他在医疗队中悄然播撒着思想的火种。等待，成了那段时光里最磨砺心志的修行。

转机在1935年深秋降临。何立中率领第一一〇师开赴陕西甘泉“围剿”红军，行至鄜县（今富县）洛山地区时，突遭红军第十五军团的猛烈伏击。枪炮声、呐喊声、战马嘶鸣声瞬间撕破山野的寂静，硝烟弥漫，遮蔽了渭北高原的天空。战场一片混乱，士兵们四散奔逃。李维祯的心却异常清醒与炽热，他断定，期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没有半分犹豫，他迅速集结医疗队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右臂紧系白纱作为识别标志的李维祯，毅然踏上高处的山石，迎着纷飞的战火，向医疗队成员振臂高呼：“同胞们！东北沦陷已经四年了！三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大敌当前，我们怎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前面就是真正抗日的红军！我们要爱国，就跟着红军上前线，打日寇去！”

这番话如惊雷般撕裂战场的喧嚣，震撼了每一个惶恐的心灵。短暂的沉寂后，人群中爆发出决然的呐喊：“我们跟李主任走！去打鬼子！”这声呼喊，如同火星溅入浸满油脂的柴堆，瞬间引燃了深埋心底的报国血性。这支臂缠白纱的队伍，在李维祯的带领下，毅然穿过战场的枪林弹雨，向着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奔去。

在红军阵地前，徐海东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紧紧握住李维祯的双手：“李维祯同志，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你们带来的不仅是三十多名医护人员，更有整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械。”这支队伍的起义来归，对于刚刚经历长征、药品匮乏到常以盐水代替消毒剂的红军而言，何止是雪中送炭，那简直是绝望荒漠中涌出的生命甘泉。

1936年，陕北吴起镇。一孔简陋却充满生机的窑洞里，阳光从窗户纸的破洞中透入，在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维祯肃立在绣有镰刀锤头的鲜红党旗前，庄严地举起右手。阳光正好落在他脸上，那张经历过求学、流亡、潜伏、起义的面容，此刻异常平静。“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六载人生的寻觅与漂泊，从冀中平原的农家少年，到北平学堂的进步青年；从秘密入团的革命者，到潜伏敌营；从组织学运的骨干，到战场起义的组织者，十年风雨如磐的等待与坚守，九死一生的考验与抉择，在这一刻，全部凝聚成那滚烫的、矢志不渝的誓言。窑洞外，陕北的风掠过黄土高原，发出深沉的呼啸。这条寻找光明、践行初心的道路，他走得坚定而漫长，穿越了迷茫与黑暗，冲破了思念与孤独，终于在此刻，抵达了信仰的归宿。

二）窑洞里的药典：自力更生创办八路军制药厂（1937~1945年）

1937年，红军卫生学校依据战争形势，选派李维祯带领部分师生加入115师战地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9月25日，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中，太行山间硝烟弥漫，落叶已被战火染成焦黄。在耿镇通往洪洞的崎岖山路上，硬生生踩出了一条血与希望交织的生命小径。担架队伍蜿蜒如带，血腥与泥土的气味在风中凝固成沉重的气息。最后一片洁净的纱布早已耗尽，煮沸的粗布成了包裹伤口、维系生命的最后屏障；药箱彻底空荡，山野间自生的黄芩与柴胡，便成了这片大地最朴素、也是最有限的馈赠。临时垒起的土灶前，草药的根茎在黝黑的铁锅中翻滚，升腾的蒸汽模糊了医护战士们额头的汗珠，也模糊了远方烽火连天的地平线。那一刻，一种比眼前任何伤口都更深切的痛楚，在李维祯心底凝结成冰，又燃成烈火，战士的生命，不能永远依赖山野的偶然赐予，他抬起手，用沾满硝烟与血迹的袖口擦了擦额上的汗水，望着前来探望伤员的聂荣臻将军，眼中那簇火焰愈发明亮，声音因激动而微颤：“师首长，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制药厂！必须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才能真正保障战场需要！”，这番话，不仅是一位战地医者的呐喊，更是一个战士在困境中求胜的宣言。

全面抗战的烽火，已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尽管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陕甘宁边区始终遭受着日军与国民党在军事与经济上的双重严酷封锁。药品，这一救死扶伤的战略物资，来源几近断绝。前线将士因缺医少药而承受着本可避免的牺牲，许多英勇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伤口感染或疾病折磨而永远离去。如何解决药品事宜，时刻刺痛着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们的心。当时的医疗卫生状况堪称绝境，整个边区仅有少量中药铺和零散的民间郎中，现代医疗机构几乎空白。毛泽东主席曾感叹：“我们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医少药”。严峻的形势，逼迫着共产党人必须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自力更生”之路，不仅要自己能培养医生，更要能自己生产药品。

历史的使命，往往是在困局中孕育出生机。1938年秋，创办自己的制药厂，被提上了日程，中央军委决定创办自己的制药厂，并由担任八路军卫生部医药器材负责人李维祯与军委卫生部姜齐贤副部长具体落实筹办事宜，药学专业出身的李维祯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当时负责中央财政工作的李富春，为此专门从宋庆龄爱国基金会给予陕甘宁边区的救济款中拨出5000元，作为创办八路军制药厂的启动资金。八路军的制药厂，就此有了第一缕微弱的脉搏，却以此强劲地搏动起来。

在西安古城，一位压低帽檐、商人打扮的修长身影，出入药店及药材市场，那正是李维祯。他的目光如同一把沉默的标尺，谨慎而灼热地丈量着橱窗内放置的每一件玻璃器皿，评估着每一台老旧器械可能焕发的价值。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李维祯很快购置到灌注机一套、振荡机、压砸机各一架、压片机、弹花机各两架及一些用于生产药物的原料。同时，在西安接受了宋庆龄爱国基金会捐助的一套消毒器、一架化学分析天平及一些药品。这些设备通过雇用车辆及骆驼等方式，冲破国民党特务的沿途阻挡、干扰和破坏，日行崎岖小路，夜宿林间草地，千辛万苦的运回延安。

1939年元旦，陕甘宁边区南部的赤水县（今陕西旬邑）清水源吕家村，在鸡鸣破晓时分，十二间借用的民房内飘出了第一缕药香，八路军制药厂（后改称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在这一日正式宣告开工。李维祯受命担任厂长，与政委刘仁保、特派员马崇兴、协理员吴补渊一道，率领技术员龙在云、饶孟文及三十余名工人、十五名管理人员，展开了艰苦创业。制药厂下设西药部与中药部，分别由翁远、郑文甫、尹桂田及文治安等人负责，材料部则由郑统主管。不久后，中央军委又派遣留法化学博士胡嘉漠前来参加制药厂的生产技术工作。

面对前线药品需求急迫、设备简陋且管理体系尚未完备的困境，李维祯在煤油灯下伏案执笔，一字一句编写出《司药法规》、《药事管理》等教材，将系统的制药知识凝结成册。他亲自带领制药厂人员上山采集黄芩、柴胡、麻黄等药材，以陕北高原为天然药库。石磨缓缓转动，发出低沉坚韧的声响，仿佛大地绵长的心跳；竹筛起落之间，筛出细腻的药粉，也筛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全厂上下齐心协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试制出盐酸吗啡等十余种西药、近二十种解热镇咳类丸散膏丹，以及急救必需的纱布、药棉等卫生材料。

然而创业维艰，外患未平。1939年夏秋，国民党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在赤水县等地不断制造摩擦，制药厂生产难以为继。同年6月，工厂被迫迁往距延安百余公里的安塞县高桥区西河口村。到了那里，面对荒凉的高原，全厂职工自力更生，苦干两个月，建起工房四十六间，挖出窑洞十四孔，一座崭新的工厂在黄土坡上重新立起。为添置粉碎设备，李维祯亲自带领药厂职工，用滚木粗绳，耗时三天，从五十里外的高桥镇将数千斤重的大石碾一步步拉回制药厂。当年8月，制药厂在新厂址恢复生产。

在重重困境中，人才与技术的匮乏成为最关键的瓶颈。李维祯深知，没有一支掌握现代制药技术的队伍，再宏大的蓝图也只能停留于纸面。他寻访因战乱流落至此的药剂师、熟悉本地药材的老药工，又从有知识的青年战士中物色合适人选，亲手示范操作，耐心解答每个问题。这支最初仅数十人的队伍，在他的悉心培养下，逐渐成长为一支坚实可靠的制药力量。与此同时，技术引进的渠道也在悄然开辟。李维祯选派郑文甫秘密前往西安的西北化学制药厂学习现代制药工艺。在三个月的潜伏学习期间，郑文甫不仅掌握了压片、注射液灌封等关键技术，更在工人中间积极传播延安精神，讲述边区军民自力更生的事迹。他的言行感染了制药厂内十几名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相约在夜色掩护下突破封锁线，背负简单行囊，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数百里山川，最终抵达延安。这批技术骨干的加入，显著提升了八路军制药厂在制药工艺与操作规范方面的水平。

随着人才汇聚与技术突破，制药厂的生产能力迅速攀升。窑洞车间里，石碾的转动声、压片机的撞击声、蒸馏设备的沸腾声日夜不息，到1939年岁末，这个从零起步的工厂已经能够系统生产上百种医疗物资，从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莨菪片到止痛片，从行军丹、黄芩碱到甘草浸膏，再到严格消毒的脱脂纱布、战地药皂与医用胶布。这些不再依赖外界输入的药品与材料，如同一条条无形的生命线，源源不断输往前线野战医院和边区卫生所，这些成果有力缓解了边区军民的医药急需，也在事实上打破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制药厂给予了极大关注与支持。1940年4月9日，朱德总司令同张鼎丞及徐特立等领导亲临制药厂视察。朱德题词鼓励：“你们药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了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徐特立题词：“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吸收中医的经验”。同年，李维祯荣获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称号，而后并3次受到嘉奖，朱德总司令留下“多造药品，医好战士”的殷殷叮咛。此后，在党中央的支持下，该厂迅速发展成为中西药品、卫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配套的，实行生产、科研、教学相结合的综合性制药厂，每一个药粒都像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都是增添胜利的希望。

1941年4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与医疗顾问马海德等人到制药厂视察，并带来了毛泽东、朱德及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亲笔题词。毛泽东主席题词写道：“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朱德同志的题词为：“加强团结，努力生产，多造药品，输送前线，医好战士，打大胜仗。”在毛泽东主席题词的鼓舞下，制药厂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产量逐年攀升。从1939年生产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到1941年已增长至针剂9600盒、中药1.5万磅，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发展的奇迹”。

在最艰难的时刻，往往也孕育着最坚韧的创造。制药厂从三十余人起步，逐步汇聚起上百名骨干，起初仅有十二间简陋民房，而后发展为依山开凿的窑洞群落。这条用信念铺就的道路，每一步都是从无到有的开拓。八路军制药厂也成为人才培养的基地。通过举办制药培训班，制药厂为各个根据地输送了近百名掌握理论与生产实践能力的制药骨干，成为各个解放区制药战线的重要力量。1941年，制药厂成立研究室，在艰苦条件下展开科研攻关，成功从莨菪草中提取出阿托品等药品。为整体提升制药水平，并于同年7月编辑出版制药指导手册，系统总结了二十余类、百余种药材的采集、配制与疗效，为各根据地制药厂提供了实用方案，显著提升了药品的产量与质量。这些生产的药物在救治外伤感染、败血症、肺炎等病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挽救了众多战士的生命。《解放日报》《中国新闻》等媒体也对制药厂的成就进行了广泛报道。

此外，李维祯主持设计的“八路军救急包”配发到每名前线战士手中，止血粉的草木清香与战场硝烟交织，在战壕间筑起一道无形的生命防线。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前方将士冲锋陷阵，后方这条生产药品“生命线”同样关乎生死存亡。李维祯正是这条“药品生命线”的重要构筑者与守护者。他的抗战生涯，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以智慧、忠诚与坚韧奋斗写就的篇章，为八路军的战时医疗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窑洞里的灯火，李维祯与他领导的制药厂，正是“延安精神”最生动的诠释，那是在近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以智慧与双手创造奇迹的艰苦奋斗；是面对重重封锁仍坚持科学实践、中西并用的实事求是；也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忘我奉献。如今，博物馆里光线微茫。玻璃柜中，账册泛黄如秋叶，药勺锈迹斑斑，《司药法规》字迹渐淡。这些静静的陈列，却依然沉静地述说着那段岁月。而那精神已穿越苍茫时光，其芬芳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三）星火不熄：从延安窑洞到新中国药学教育之路（1942年~）

提到革命圣地延安，人们总会联想起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想起响彻陕北高原的战歌与不断传来的前线捷报。那是一个热血奔涌、信念如铁的峥嵘岁月。然而，在这幅由冲锋号与枪炮声交织的壮阔画卷深处，还静默流淌着一股关乎生命的坚韧力量，那便是八路军在极端艰苦中构筑的医药卫生事业。尽管不似前线奋勇杀敌那般慷慨壮烈，但却如血脉一般，在寂静无声中维系着万千生命的搏动，在生死边缘守护着革命的火种。救伤扶危，成为与冲锋陷阵同等重要的使命。而培育红色医药人才的星火，最初正是在八路军卫生学校的简陋窑洞里，悄然点亮。

这段星火般的红军医药卫生事业，承载着一段艰苦卓绝、于绝境中求胜的红色记忆。红四方面军历经雪山草地的严酷考验，最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长征写下悲壮而光荣的终章。1937年，随着全军整编，该部所属的卫生学校与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合并，新校址设于保安县吴旗镇附近的汤儿湾村。1937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王斌任校长，孙仪之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吴强任政委，教师队伍中汇聚了李维祯、李治、戴正华、张伯华等骨干力量。合并后，学生大部分来自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的学员自愿报考的，也有从前线部队中抽调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来自国统区的进步知识青年。同时，招收药学调剂班学员，红色医学教育的血脉在黄土高原上得到进一步延伸、壮大。

然而，随着战争形势变化，红军卫生学校的校址亦几度迁移。1938年初，学校迁至延安西南的张村驿，同年秋又移至延安东部附近的柳树店。尽管条件简陋、环境动荡，教学却始终未曾中断，革命的信念在辗转中愈显坚韧。在此期间，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延安，走进这所充满希望的学校。他们大多具有中学文化基础，经整编后，学校相继开设了军医班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期，以及药学调剂班第八、九期。

1940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批准，红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副校长史书翰，政治委员谢滋群。学校以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医大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药学调剂班随之升格为药科专业。名称变了，办学条件却依然艰苦。窑洞是教室，土坯为课桌，学员们在此系统学习解剖、药理、外科急救等课程。教材多为手刻油印，教具就地取材，“一切为了前线”成为每个人勤学苦练的自觉使命。在这片黄土地上，理论与实践紧密交织，课堂与战场血脉相连。学员们深知：今天所掌握的每一个细节，未来都可能从死神手中夺回战友的生命。就这样，新中国第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者悄然成长。他们所学远不止医术，更熔铸了“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和一种在艰难困苦中矢志奋斗的赤诚精神。

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及持久，战场对医药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分散而战时应急式的药学传授方式已难以支撑前线的医疗需要。将士们的生命，需要更系统、更坚实的医疗及药学上的保障。1942年春天，党中央做出决定，必须建立八路军的、专门的药学教育与生产体系。同年6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医科大学药科专业与八路军制药厂合并，成立“八路军药科学校”，校址设在毗邻八路军制药厂的姚店子。制药厂与药科学校随即进行组织调整，李维祯被任命为制药厂厂长兼任八路军药科学校校长，刘仁保任政委，龙在云任生产处处长，饶孟文任教育长，瓮远任研究室主任。教师团队还包括解器、孙绎志等骨干。除制药厂技术人员与药科学校专职教师担任学生的教课任务外，学校还从中国医大借调薛公绰讲授生理学、张乃召讲授物理学等。八路军药科学校虽地处陕北山区，但师资多为大学毕业，学有专长，加之邻近的制药厂提供实习基地，药学教育有了大幅度提升，由此逐步走向系统化、正规化。

在党和前线将士的殷切期盼下，八路军药科学校肩负着挽救万千战友生命的重托。面对困难，李维祯提出的“自己动手，创造一切”，这不仅是一句激昂的口号，更是全体师生共谋发展的行动纲领。在那漫长的冬夜，当陕北高原沉寂在凛冽的寒风中，李维祯窑洞里的那盏煤油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在那簇微小却执着的灯火下，他俯身于简陋的土炕，将脑海中系统的药学理论、对前线伤员疾苦与战地救护迫切需求的深刻理解，与亲自踏遍陕甘宁边区沟壑山峦、采集辨识的数百种本土药材特性相结合，开始了开创性的教材编撰。没有现成的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没有舒适的环境，严寒中呵手成霜。《药物学》《制剂学》《药理概论》……，一部部讲义从他凝聚心血的笔端缓缓流出。那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每一笔都凝聚着对前线将士生命的沉重责任，每一划都寄托着革命事业必将胜利的坚定希望。

八路军药科创立了“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独特教学模式，课堂延伸至山野田间与简陋的“车间”。学生们不仅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全程参与从辨识采集野生药材、洗净切片炮制，到提取有效成分、最终配制分装成各类制剂的全过程。李维祯常对学员们说：“我们共产党人，就得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所谓“点石成金”，正是脚踏实地调查研究后的知识运用，是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转化为拯救生命的“金石良药”。正是在这种干中学、学中干的氛围里，李维祯带领师生结合无数次试验与临床验证，共同编写出十余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这本手册系统总结了百余种利用边区现有材料制备战时急需药品的方法，步骤详实，紧贴实战需求，带着陕北的黄土气息和新鲜的油墨香，被迅速誊抄、分发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战地医生和卫生员们手中不可或缺、救急扶伤的宝贵指南。

严冬时节，窑洞内外几乎同寒，呵气成霜。学生们总能看到他们的校长李维祯，披着那件早已洗得发白、棉絮板结的旧棉衣，在那簇微弱的灯下专注地批改作业或准备教案。“我们今天的每一刻艰苦学习，都紧密联系着前线战士的生命安危，关系着战斗力的保存。”他的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药学工作者的肩上，担着的就是性命相托的重任。”这份沉甸甸的嘱托，深深地烙进了一代药学青年的灵魂。

在师资极度匮乏、任务异常繁重的条件下，李维祯以身作则，同时承担了调剂学、制剂学、药物学等多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并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正是这种近乎忘我的无私奉献与艰苦奋斗的率先垂范，为革命事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药学专门人才。毕业后，他们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带着从延安窑洞里点燃的知识火种与“自己动手、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奔赴全国各个战场。

这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药学工作者，掌握的不仅仅是一套制药的技术，他们更继承了一种在绝境中求生存、求胜利，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创造无限精神与物质价值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深深植根于为人民服务宗旨、迸发于艰苦奋斗实践的伟大力量，让八路军药科学校这颗生命的种子，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绽放出璀璨的生命科学之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铸就了一道虽无声却至关重要的、坚实而温暖的医药保障防线。这光芒，穿越战火，照亮了新生共和国医药事业的奠基之路。1943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学校与制药厂整体迁至延河畔的姚店张儿村。在那里，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可制造的药品与器材达到二百余种，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回望那段岁月，八路军制药厂始终在极度艰难中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这条战线虽无冲锋号的震天声响，却同样进行着静默而惊心动魄的搏斗，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了无声却深刻的记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全国随之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局变化，新的征程也悄然展开。1945年10月，李维祯奉命重返军队，全面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区域的药品、医疗器械等卫生物资管理工作，之后全面主持全军药政工作。他以制药般的严谨与精准，构建起高效的药品供应网络，让一批批药品如同生命之血，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与此同时，他以战略眼光奔赴各地，接管并整合国民政府遗留的制药厂、药库等机构，整顿组建起一批新中国制药厂，为新中国医药工业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关键基础。

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下，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及八路军药科学校的师生们收拾起书籍、仪器，怀揣赤诚之心，告别黄土高原，分批向白山黑水进发。由八路军药校教员龙在云带领的八路军药科学校师生队伍，穿越敌军封锁线，徒步辗转数省，历经艰险，最终抵达东北佳木斯。1946年12月，成立东北药科学校，龙在云任校长，温萱任政治委员，学校隶属于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师生们在硝烟未尽的环境中重建校园，坚持教学与生产，全力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沈阳解放后，学校迁至沈阳，接管了沈阳医学院药学系。1949年7月，东北药学院并入中国医科大学，改称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1952年10月，学校从中国医科大学独立，恢复东北药学院。随着1955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医学院药学系、山东医学院药学系及上海制药工业学校部分专业相继并入。1956年，化学工业部沈阳制药工业学校并入，学校随之更名为沈阳药学院。1994年，经国家批准，学校正式定名为沈阳药科大学。

四）临危受命：铸就志愿军的医药供应生命线（1950~1953年）

1950年深秋，凛冽的寒风席卷鸭绿江畔。志愿军将士的脚步踏过冰封的江面，随即投入一场艰难卓绝的战争。然而，战争初期的后勤保障模式很快显露出严重缺陷，“就地取给”与“各大军区分别供应”的机制，在美军飞机昼夜不间断的猛烈轰炸下，几乎陷入瘫痪。前线药品供应严重短缺，运输车辆屡遭空袭，救治冻伤与感染的药品往往滞留途中，难以送达战火纷飞的一线。基于战场紧迫形势，1951年5月，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与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将军等共同建议，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勤部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自此，一个集指挥、防卫、运输、医疗、供应于一体的现代化合成保障体系迅速构建起来。这一体系不仅成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支柱，也为新中国军队后勤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在这一历史性布局中，中央军委任命吴之理为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部长，解放军首任药政局局长李维祯兼任志愿军药政局局长，全面负责全军军的药品、医疗器械等所有卫生物资的筹划、采购、质检、储存、分配及供应工作。为此，李维祯领导的药政局成为志愿军医疗物资保障的核心领导部门。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管理才能和丰富的经验，组织供应新体制，改进供应方法，实行医疗箱制度。他召开全国药品生产会议，将天津、上海及沈阳等大城市的制药厂组织起来，统筹安排、包定生产。同时，在天津、上海 及广州等地设立医药采购站，侧重组织采购军需物资。他从长期实战中凝练出设立后勤保障中心，分段运送，持续补给的医药后勤布防体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一套多层次、高效能的供应体系。国内制药厂加紧生产，边境仓库梯次储备，运输车队像昼夜不停的犹如溪流，分段接力，奔向前线。他常说：“战士在前方流血，决不能让他们因药品问题再流第二次泪”。于是，从原料到成品，从仓廪到战壕，每一批药品都必须经过严格检验。地图上的仓库与节点，在他眼中都是生命的关口。战场传来的抗生素、血浆、止血带、冻伤膏等需求清单，都是关乎前线战士们的生命安危。

真正的淬炼降临是在1952年初，美军发动了细菌战，鼠疫、霍乱悄然蔓延，坏疽在伤员间加速扩散。药品的需求从“急需”陡然变为“生死攸关”。李维祯深知每一支抗菌素都意味着一个战士生命的希望。他亲临药品生产一线，检查制药厂的生产过程，和技术人员一起探讨优化每一个生产环节，将产量提升到极限。他对科研人员说：“这不是普通的药品，这是射向敌人的武器，每一发都必须精准有效。”与此同时，疫苗的供应也刻不容缓。他建立起二十四小时应急响应机制，让前线的疫情动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后方的生产指令，战场与后勤形成了紧密的互动。

那些不眠的夜晚，他窗中的灯火常明至破晓时分。墙上，巨幅的供应网络图像一幅沉默的星图，静静笼罩整个房间。桌案前，来自全国各省与前线阵地的文书与电报，早已堆积如山。纸张间密布的数字、物资清单与紧急需求，在晕黄的灯光下如暗流般无声涌动，交织成一张覆盖千万生命的信息图卷。偶有凝神的片刻，他的思绪会溯回抗战时期的延安窑洞，简陋的器皿中正熬制着八路军第一批自制药品；毛主席“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的题词，仿佛仍在灯旁泛着温润而坚毅的光。如今，面对的“封锁”是更为残酷的现实：美军轰炸机群如铁幕般笼罩朝鲜三千里江山，一场针对后勤命脉的“绞杀战”正呼啸而至。而他，必须打赢这场关乎医药供应的保卫战。于是，团、营、连三级药箱制应运而生，急救物资被模块化、标准化，即使是最基层的卫生员，也能在炮火中迅速展开救治。支撑这一切的，是源自延安的那股精神。面对美军空中封锁导致的运输困局，他们不断寻找替代方案；冻伤频发，便调整药剂配方；包装不足，就改进设计使其防潮抗冻。前线需求，就是最高指令；战场，成为最严苛的考场。李维祯与他的同志们深深明白：他们提供的每一支药品、每一个急救包，都是刺向死神的匕首，都是托举生命的方舟。

在抗美援朝战争最艰难的时刻，美军飞机发动对运输线的疯狂轰炸，并狂妄断言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必将彻底断裂。然而，那条通往战场的钢铁生命线，非但没有被扼杀，反而在血与火的反复淬炼中愈发坚韧顽强。虽然，在这条线上，听不见震天的冲锋号角，却有调度室内彻夜不息的电键嘀嗒声；看不见硝烟弥漫的白刃拼杀，却有实验室里玻璃器皿的轻声碰撞，以及运输车队在崎岖险路上沉默而坚定的前行。李维祯和他无数后勤战线的战友们，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坚守，是于无声处编织希望，于不可能中开辟通路。他们手中流转的不只是药品与物资，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对每一个生命的庄严承诺。当战火终于平息，数字为这段历史留下庄严的回响：整个战争期间，共有38万3218名伤员得到救治，其中21万7149人治愈后重返战场。这条医药物资运输线，同前线杀敌的炮声、冲锋的号角一起，共同构成了这场保家卫国之战深沉而坚韧的底蕴，那是在寂静处奔涌的力量，是托举胜利的无形脊梁。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场战争，上甘岭的烽火与长津湖的风雪依然铭刻于心，而在轰炸与封锁中始终顽强前行的生命通道，同样不会被遗忘。这条通道不仅承担着药品与物资的输送，更是一条贯穿岁月的精神命脉，无声地见证着对生命的守护与困境中永不磨灭的信念。

五）回归药学教育：从开国大校到大学校长（1958~1966年）

1955年深秋，北京的晴空湛蓝澄澈，橙红的枫叶与金黄色的银杏在风中簌簌翻动，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翻阅着时光的书页。新中国首次授衔典礼的会场庄严肃穆，军乐声中，共和国正以最崇高的礼仪，向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致敬。当大校肩章轻轻落在四十五岁的李维祯肩上时，那金色光芒承载的不仅是荣誉，更凝结着他一段段峥嵘岁月：从延安窑洞里自力更生创办八路军制药厂，到解放战争中千里转战，保障百万大军的医药供给；再到抗美援朝的炮火中，奇迹般筑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医药物资供应线”。这副肩章，见证了他从艰苦创业到征战四方的完整征程，亦成为毛主席“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这一嘱托的生动象征，为他多年的军旅生涯，落笔写下历史的荣光。

1956年，李维祯远赴苏联列宁格勒军事医学科学院后勤系深造。归国后，他继续在解放军药政管理的重要岗位上倾注心力。然而，属于他的人生篇章还在继续书写。1958年，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医药工业作为国民健康的基石，急需大批专业人才，高等药学教育由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承续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药学调剂班血脉的沈阳药学院，正处在向现代化高等学校转型的关键阶段，亟待一位兼具专业视野、管理才能与历史威望的掌舵人。在这一背景下，党和国家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李维祯。同年10月，他奉命转业，出任沈阳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脱下戎装，他平静而坚定地回归“药学”这一革命起点，投身“育人”这项关乎未来的事业。校园成为他新的战场，学子则成为他麾下新的队伍。

到任后，李维祯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与知识分子政策，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在强调以教学为中心的同时，他致力于建立规范的校园秩序，注重团结并依靠广大教师办学。他将军事工作中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入校园管理，讲求精准与效率，身影常常出现在课堂、实验室乃至学生食堂的餐桌旁。通过深入交流与倾听师生心声，他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提出沈阳药学院的根本任务是“为新中国医药工业和卫生事业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并推动学校肩负起培养人才、引领文化、推动科研与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努力建设一所以药学教育为核心、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化大学。为此，李维祯首先依据国家战略需求，系统优化学科布局：在巩固药剂、中药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果断开拓前沿领域，陆续设立制药工程、抗菌素制造等新专业，初步构建起适应现代医药发展的学科体系。他深信“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因而求贤若渴、礼遇有加。不仅常与顾学裘、朱廷儒、洪盈等教授围桌共商校是，更亲赴各地延揽人才，以诚意与远见吸引一批优秀学者携才北迁，使学校师资阵容为之一新。

他坚守着延安时期“学以致用”的革命传统，大力推进厂校协作，带领学生深入东北制药总厂等生产一线，使“药学是脚踩大地的应用科学”成为具体可感的教学实践。在诸多治校举措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严谨”二字近乎执着的坚持。历经战火淬炼的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药学“人命关天”的重量。他常常走进实验室亲手示范操作，话语如钉凿地：“我们的工作，关系人民健康，半点马虎不得！”在他的亲自示范与持续倡导下，严格的教学规程和以分析化学为基础的药品质量评估体系得以系统建立。一种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学风，从此深深植根于这所学校，成为其历久传承的传统。

1961年，在李维祯主持下，学校积极贯彻“高教六十条”，全面整顿教学秩序和校容校风，推动药学院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他始终认为教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必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李维祯高度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政治上信任尊重，常与教师们谈心交朋友；工作上全力支持，努力创造良好条件，鼓励著书立说、编写教材、开展科研；生活上关心照顾，热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思想上注重引导，激励大家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广大教师对这位老校长怀有深厚感情，都愿意与他亲近交心。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李维祯积累了丰富经验，具备深厚的药政管理专长。他主编《药事组织学》等教材，并带头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与报告，始终走在药学教育与研究的前沿。

1966年，沈阳药学院已成为全国药学领域声名卓著的高等学校。其毕业生如饱满的种子，撒向大江南北的科研院所、制药企业与医院药房，大多成长为各领域的骨干力量。李维祯，这位新中国药学事业的奠基者，以战略家的远见与实干家的坚韧，为这所学校的崛起，奠定了深沉而稳固的基石。

六）沉默岁月：在风暴中坚守（1966~1976年）

1966年，那场风暴席卷全国，教育界首当其冲。对学校奠基人李维祯校长而言，这段岁月成为对其意志与信念的严峻考验。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着老共产党员的坚韧品格，每日衣着整洁，面对无端指责既不激烈争辩，也绝不违心认错。沉默成为他特殊的坚守方式：这沉默里，有他从延安窑洞到沈药校园每一步足迹的赤诚，有他对历史终将回归公正的清醒信念。

个人的荣辱得失可以淡然处之，但亲眼目睹自己半生心血构筑的药学教育事业遭受破坏，却令他痛彻心扉。实验室关闭、仪器蒙尘、图书封存、科研停滞、学业荒废……，每一处伤痕都牵动着他近乎本能的牵挂。他时常望向教学楼，想起当年带领师生建设实验室的热忱；经过图书馆时，也会回忆起四处搜集专业典籍的往事。即便身处逆境，但他最牵挂的依然是学校的未来，以及那颗从延安起航、从未止息的建设药学强国的理想。

历史证明，真正的奠基者不仅能在顺境中开拓基业，更能在逆境中守护灵魂。李维祯在动荡年代里的坚守，既是对党的忠诚，也是对教育初心的不渝。当风暴袭来，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定力守住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共产党人的信念。他的身影，已成为这所学校精神传统中最为坚韧的部分，提醒着后来者：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守护真理；学校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建筑设施，更在于那历经风雨而不改初心的精神力量。

今天，当沈阳药科大学的师生在现代化实验室中攻关、在明亮图书馆内研读时，或许仍会想起那位在艰难岁月中始终挺直脊梁的老校长。从他静默的坚守里，我们依然能汲取这样的力量：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传统，纵使历经严冬，也必在春天重生，生生不息。

七）改革开放：古稀之年的新篇章（1976年~）

当历史的浪潮抚平创伤，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李维祯，这位曾饱经风霜的药学先驱，其革命经历与办学功绩也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尽管年事已高，未再担任具体行政职务，但他的“回归”本身已是一种象征：真理终将廓清迷雾，忠诚必将得以彰显，中断的传统亦由此续接。他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积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力推进学校建设。尽管年事已高，他仍不辞辛劳，奔波四方推动各类学术活动的开展。对年轻教师而言，老校长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校史，他代表着老一辈革命家与教育家的精神风范；对学生来说，他的故事让厚重的校史变得可触可感。目睹实验室里再度响起仪器的轻鸣，图书馆重新敞开大门，尤其是看到恢复高考后，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庞涌入校园。这一切，对他而言，便是岁月最好的慰藉。

晚年的李维祯时常独自在校园中漫步。银杏树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或许让他恍然看见延安窑洞里灯下刻写讲义的自己；实验室传来的熟悉声响，亦可能唤起当年延水河畔与师生并肩攻关的日日夜夜。他一生倡导的“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历经时代风雨的淘洗，反而淬炼得愈发纯粹。与青年教师谈心时，他总鼓励他们“珍惜光阴，将来为国家的医药事业贡献力量”，却很少提及个人际遇的坎坷，话题始终围绕着学科前沿与学校未来。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一种超越个人荣辱的格局，一种将生命全然融入发展中国药学事业的无我之境。

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复苏了药学院的校园，也唤醒了古稀老人深埋心底的热望。此时的李维祯虽已鬓发苍苍，面容间仍依稀可见昔日的英挺轮廓，目光却愈显清亮矍铄，眉宇间沉淀着沧桑洗练后的轩昂气度。作为沈药的奠基者与新中国药学教育的拓荒人之一，他选择在这个历史关头重新“归队”，将半生荣辱沉浮悉数敛入胸怀，只以一片赤子般的纯粹与热忱，迎着新时代的晨光再次启程。他甘愿成为一座桥，连接封闭的过去与开放的未来；愿化作一盏灯，照亮后来者探索的前路；更愿做一颗深埋的种子，在解冻的土壤里静静催生出一片未来的森林。

春风吹拂，万象更新。李维祯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在一次接待日本药学代表团的座谈会上，他静坐后排，凝神倾听，认真记录。会后，他主动握住主持人徐效勉老师的手，话语沉静而有力：“我们关起门来太久了，必须正视差距，但更要有迎头赶上的志气。”这并非叹息，而是饱含紧迫感的召唤。1982年，姚新生老师经教育部公派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经过刻苦钻研取得药学博士学位。归国时，他将两年间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收入，购置了一台计算机及若干实验设备与资料，悉数捐赠给学校，并在校内办班普及计算机使用。李维祯静坐在一旁，默默的听着姚老师讲解计算机原理、演示操作步骤，随后鼓励在场学子以姚老师为榜样，将来要为国争光，也要为药学院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无论是姚新生在东京大学留学期间开展合作的三川潮教授，还是前来沈阳药学院讲学的日本北里大学小林凡朗校长、北里研究所大村智所长，每逢这样的学术交流场合，总能看到老校长李维祯静坐于会场后排，凝神聆听，虚心求教。他积极支持姚新生老师推动沈阳药学院与东京大学、北里大学等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助力学校成为国内最早与日本、美国等国际知名药学院校开展合作的院校之一。于他而言，开放不是仰视，而是为了学习、并肩乃至超越。这份胸襟与格局，正是延安时期“制药疗伤，不怕封锁”誓言在新时代的深邃回响。

退休后的李维祯校长更愿以一位慈祥长者的姿态走近师生。黄昏散步时，他会停下脚步与年轻教师轻声探讨实验进展；得知有人因外语所限难以阅读前沿文献，便亲自推动开办外语培训班，为他们打开一扇望向世界的窗。1979年，沈阳药学院率先开设药学日语班，之后又增设药学英语班，成为国内最早系统开展全日制专业日语、英语药学教育的院校之一。对于即将负笈远行的学子，他的送别话语始终朴素而恳切：“多看，多学，多思，把真本事带回来。沈药永远是你们的家，祖国和学校盼着你们。”这句温暖的叮嘱，成为许多学子在异国他乡岁月里的精神灯火，也召唤着一批批人才陆续学成归来。

面对商品经济浪潮带来的观念变迁，李维祯尤其重视精神传统的接续与时代转化。在每年的新生入学典礼上，他依然会讲述延安窑洞里的点点灯火、战争年代行军药箱的故事，却赋予新的时代解读：“过去我们在窑洞和行军途中艰苦奋斗，是为了民族存亡；今天你们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刻苦钻研，是为了科技强国。时代场景已然不同，但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报效家国的赤子之心，始终是沈药人最根本的传统精神。”他将“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与“科教兴国”的时代使命紧密相连，使那份跨越烽火与岁月的信念传承，在崭新的校园里继续生长，焕发出持久而温暖的生命力。

时光奔涌向前，而初心始终如磐。李维祯在古稀之年写下的这一篇章，既是他个人生命历程的深沉续笔，也是一位教育开拓者为时代浪潮刻下的笃定印记。他曾在烽火岁月里奠基创业，亦在改革春风中铺路架桥、静默守望。他的目光始终超越眼前得失，稳稳锚定着学科发展的前沿与民族振兴的远方。那份源自革命岁月的勤勉与朴实，那份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与长远眼光，历经岁月淬炼，终将沉淀为一种沉静而持久的力量，深深融入这座学府的品格与记忆，化为后学途上不灭的星光，成为代代药苑人精神世界里奔流不竭的源泉。

八）李维祯：新中国药学教育的奠基人

从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掘出的第一孔窑洞，到今日沈阳药科大学科研楼里不灭的灯火，李维祯用一生走出了一条跨越时代的红色药学之路。这条路始于1942年延安八路军药科学校的晨曦，当他在风沙飞扬的窑洞前立誓创办“新中国的药科大学”时，便已为新中国药学教育注入了不屈的基因。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他带领学生踏遍陕北高原，辨识百草，用最简陋的制备生产药物送往前线；煤油灯下刻写的一笔一划的授课教材和制药生产指南，照亮了知识最初的传承。行军途中，不忘“多制一包药，前线就多一分希望”的信念，让教学、生产与战场需求自此血脉相融。硝烟散尽，他继续投身于新中国的药学教育。在沈药校园，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学以致用，将科研与生产一线、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更将对药学事业关乎生命的敬畏，锻造成这所学校不可动摇的灵魂。

风雨来临时，他沉默如山；春天回归后，年逾古稀的他再次推开封闭的大门，那句“学成了，别忘了沈药这个家”的叮咛，如灯塔般照亮无数学子的归途。

今天，李维祯老校长的故事仍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这不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确认那条贯穿始终的精神传承：从“药济苍生”的初心到“健康中国”的使命，从窑洞灯火到现代辉煌，这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红色长卷。他八十八载的人生，完整诠释了何谓开创者与守望者。他所留下的，不仅是一所人才辈出的学校，更是绝境创业的勇毅、严谨求实的风骨与胸怀家国的深情。正因如此，他是新中国药学教育史上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与引路人。他的生平昭示着：真正的伟大，始于在荒芜中播下种子，成于让那种子穿越风雨，终成一片荫庇众生的森林。而那盏最初在延安窑洞点燃的煤油灯，早已化作满天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药学人前行的路上。

灯火长明，精神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