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强调选题的重要性，即使是名家、大家，选题大小关乎重要性或意义大小。严耕望先生对史学大家陈寅恪晚年致力于写《柳如是别传》不能理解。《柳如是别传》虽然深度不用说，但选题太狭，很少有人通读全书，参考者更是廖廖。另一个史学家陈垣则选题较为宽广，意义也更大。如《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等任何一部都比《柳如是别传》作用更大，可供更多后人参考借鉴。

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如此，自然科学不好说，因为有些结果预见不到。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授予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和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以表彰他们在绿色荧光蛋白（GFP）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其中下村修于196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的时候，首次从某种发光水母中分离出绿色荧光蛋白(GFP)，GFP在蓝光或紫外光的激发下会发出绿色荧光。

下村修研究发光水母，最初是出于对自然现象纯粹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他希望揭示水母发光这一生物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在1961年夏天，他在美国华盛顿州星期五港（或称福来德港湾）收集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时，注意到这种水母在受到惊吓时会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这一现象激发了他深入研究的兴趣。他当时的目标并非直接开发应用，而是想弄清楚：‌水母为什么会发光？这种发光是何种物质在起作用？通过长期、艰苦的实验，他从数万只水母中成功分离出一种能在紫外光下发出强烈绿光的蛋白质，并将其命名为绿色荧光蛋白（GFP）。他发现，水母的发光是一个两步过程：一种名为“水母素”的物质在与钙离子结合时会发出蓝光，而这种蓝光被GFP吸收后，再以绿色荧光的形式释放出来‌。尽管他当时并未预见到GFP未来在生命科学中的革命性应用，但正是这种对自然奥秘的执着探索，为后来的基因标记、活体成像等技术奠定了最核心的基础，并最终使他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