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我对最具权威的《科学》（Science)是很迷信的，通常认为这顶尖的国际刊物发的文章内容不会有错。前期因研究绿色壁垒（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及风险评估等），我读了Science上的两篇文献。一篇文献的标题是“In China's Backcountry, Tracking Lethal Bird Flu”(《在中国的穷乡僻壤，追踪致命性禽流感》）。这篇文章说，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H5N1亚种）最早于1996年从源于中国广东的人工饲养的鹅中分离出来。该病毒在第二年被传播到中国香港及其他几个亚洲国家。自2003年以来有300人死于H5N1病毒感染；2005年在青海湖有6000余只野生鸟类也因感染H5N1而亡。本文特别提出，H5N1病毒的传播途径是：中国的家禽→野生鸟类→青海湖的其他鸟类种群→亚洲和东欧。须说明的是，此文是一种研究性的新闻报导（News Focus)；若没有发现与其结论相反的其他研究文献，我认为此新闻报导可以被视为“科学证据”。
　　第二篇文献标题是“Invasives: A Major Conservation Threat”(《生物入侵者：一种主要的保护威胁》)，发表在2011年7月22日的Science（第333卷）上。它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一封专家写给Science编辑的信，但内容是极有学术味的。在这封信中，作者们（一群学术大佬）对Davis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要“减少对入侵物种的围剿”（downsizing the struggle against invasives）、要“宽容入侵物种”（Embracing invasives)观点进行了反击，提出入侵物种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最主要原因。该信特别提到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Nagoya）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193个国家通过的历史性的“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for 2011-2020）。该规划提出至2020年实现阻止、控制和消除大多数有害入侵物种的目标。事实上，在我看来此信提出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入侵物种在自然生态中的地位或生物链中的作用（下图为博主拍摄的所谓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它们在钱塘江边是一道风景。博主未见其害）。因害怕所谓“有害”生物入侵而实施贸易限制措施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站得住脚。

  　 美国著名作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ng，1882－1946）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For fear, I repeat it, it is at the bottom of all intolerance，意即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我说，并非所有的恐惧都基于科学的证据。“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本质上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