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明日报报导了《自然》杂志关于高校改革的论文。按《自然》杂志的概括，高校改革事实上是源于以下现实压力：1）学生数量的巨大；2）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导向；3）开放式在线课程的出现。文章认为，没有现成的办法，高校只能把自身当成实验室来获得实验解，并给出了4所高校作为案例。

      在宏观层面上，以上的现实压力是的确存在的。联想到在上世纪中叶后的教育改革，基本思想上是有痕迹可寻的。缩短学制无疑是减小在校生数量的办法之一，国内外高校都已经用过了，但是学生质量下降了。扩大高校数量和规模，国外的社区大学、国内的三本大学，也试了，代价还是质量下降。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导向也试过了，高校办公司，教授开公司，等等，国内外都搞过，效果不行，既没能体现出高校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也搞得学校自身难受的不行。

      至于开放式在线过程，我国的电大就是其前导模式，也不行啊！所以，开放式在线课程不会对高校构成实质性威胁。

      换句话说，我国高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上面的前两大问题。我国的解法五花八门，但是效果很不令社会满意。因而，我们有理由否定《自然》对问题的概括。

      我国学者较熟悉的《第三次浪潮》等未来学学者们对本世纪高校面临问题的概括是：1）在知识大爆炸后，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完整的知识。也就是如何实现对知识的压缩后传授。2）面对动态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求，高校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响应。

      显然，我国高校30年来的经历表明：未来学学者们概括的问题本质是对的。对比之下，《自然》文章的概括就小儿科了。

      一个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高校教学最基本层面的难题是：无法实现知识压缩后的传授。太压缩了学生不懂，不压缩则课时根本不够。

      从专业分类来看，太大类了（压缩专业数量）的大班教学效果不行而且学生专业知识面又不行，细分专业则师资不足而且学生基础知识面又不行。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归结为知识压缩问题。

      宏观来看，国内外在近50年间的研究生培养基本上是在专业细化方向上的，而且，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也是以分枝化方式和路线进行的。学者们忙于加入创造知识大爆炸。知识的压缩类研究，也就是抽象的理论概括性研究非常的少。

这类抽象的理论概括性研究不受学界重视的原因是：1）它概括的是已知的东西，而且为了这种概括会修改现成的或传统的概念或观点。至少在初期，这类抽象概括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科学新发现。2）如果各学科的抽象概括要取得协调性（理性上的协调性），则会需求各学科都使用一个具有非常广泛概括性能力的数学语言，而这个语言肯定是远超出微积分所能概括的范畴。而这一条是非常的受到学界鄙视的观点（其代表之一就是对统一场论研究的鄙视）。

本博文认为，全球高校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对知识的压缩后传授。在目前，由于过去对知识压缩的抽象理论类研究不足，还不足于形成配套成龙的教科书系列，而且此类人才早就被发表论文导向所边缘化，也不可能在高校改革中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几乎所有的高校都会根本无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面对动态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求，高校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响应。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高校解决科学基本理论的传授问题，从而有底蕴来用科学理论面对各类变化，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全球高校几乎无例外的减小基础科学的教学量（原因是归纳为抽象理论的传授困难），精通基础科学理论的师资不足（这类师资被论文指标压制掉了）是个全球性问题。

我认为，我国高校过去30年的道路国外高校也会走的，这是因为：既然是高校把自身当成实验室，那么肯定会把重复性实验当成重要的实验选择原则，尤其是在舆论的各类刺激下。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高校论文的快速扩张就已经导致国外把我国高校高看一眼了，而加上我国的确在航天等领域的巨大成就，难免有一批“学者”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高校的各类改革有正相关关系，从而用统计学推理得到结论：中国高校过去30年的扩张改革对中国科技和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绝对是正确的，但对如何在动力学意义上起作用外人是搞不清的。差别在于，我国学者看到的是不足部分，为未能取得更好的作用而感叹；而国外学者则看到表面化的东西，主要就是拿来吹的东西，把那看成是秘诀是肯定的。我们学习国外经验的时候不也如此吗？从《自然》所列举的国外3个高校的改革措施，看来看去都有点像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高校改革。

总合以上的讨论，中国高校进入世界一流的机会在于：1）率先实现对知识的压缩后传授（超越战略）；2）在高校解决好现代科学基本理论的传授问题（赶上战略）。

原则上，这类机会是全球高校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