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基础科学方面的重大研究结果（一般的是表现为一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评价是分成两个观点：反对者，指责其为“梦想”；支持者大谈其“现实性”。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基本上都会求助于以往的“大科学家”的片断性论述（只言片语）来组织自身的论据。

      很快的，争论的双方都大量的使用此类只言片语来把过去的大科学家分为“反对方”和“支持方”。

      学术性的争论变成了各自所能组织的大科学家队伍名望及成就的比对。由此而引出的被绑架的同一个大科学家既为“反对方”也为“支持方”的例子比比皆是，堪称是科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原则上，对现存的任何一个重大基础科学新理论体系的背后，总是有“反对方”和“支持方”的角力。

      “支持方”有本质上的两类：第一类（A, advancement类）是要把旧理论外延或深化，从而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批判旧理论，支持新理论；第二类（B, backward类）是无限扩大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批判，从而把整个旧理论体系否定掉。区分二者的基本点在于：前者忙于建立升级换代性新理论体系，而后者的唯一目的就是否定该旧体系（无能力建立或评价换代性的新理论体系）。显然，前者是我们希望出现的创新性科学研究的人才；而后者则不是。

      “反对方”也有本质上的两类：第一类（C, complete类）是把该旧理论体系绝对正确化，并基于此“信仰”，用旧理论体系的结论去反驳任何新理论体系的论据；第二类（D, deterministic类）是把旧理论体系的某几个关键要点（基本点）牢牢把握住，只要不与这几个基本点冲突他们都不加反驳，他们仅限于维护这几个基本点。他们对新理论的反对是有限的。

      因而，历史上，对创新性的新理论建立有功的是：1）A类的支持者，把旧理论外延或深化；2）D类的反对者，维护旧理论体系的某几个关键要点（基本点）。

      而对创新性理论造成危害的是：3）B类的支持者，把整个旧理论体系否定掉；4）C类的反对者，反驳任何新理论体系。

      从文化特点来看，我国的科学理论创新的阻力在于：一）C类的反对者(反驳任何新理论体系)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二）B类的支持者（把整个旧理论体系否定掉）特别的活跃；三）D类的反对者（维护旧理论体系的某几个关键要点）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四）A类的支持者（把旧理论外延或深化）动力不足，不愿为他人做嫁衣。

      这几个特点基本上在文献出版和教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再叠加上我国考据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流行，国产的重大基础科学新理论体系基本上都很难生存，首先面对的就是被考据学方法所全盘否决。

      侥幸冲过此关的少数研究接着就得面对“反对方”和“支持方”的角力结果。

      而用考据学研究方法（来判决对、错）的应用基本上能消灭一切可能的创新。

      原则上，一国的科学院应该承担的基本任务是：D类的反对者（维护旧理论体系的某几个关键要点（基本点））的角色。而被选为科学院院士者应是：原始提出者、或是A类的支持并实践者（把旧理论外延或深化）。

      国家的科学院应是作为国家的科学创新的起航和护航的基本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