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论调：对于大家都认为无可争议的经典科学，人们很容易接受；而对于新的理论，人们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这个论调在我国很流行。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基本的事实，则必须面对的是：经典科学并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人们习惯于接受他能够领会的那么些东西，或者是按照他个人的理解来领悟。这种领悟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一个人自认为他对经典科学的领悟是绝对正确的，而在同时，又想维护科学的“科学性”，则他会无视事实的对任何他人的对经典科学理论的理解、或对经典理论的新的形式化表达方式加以“义无反顾”的反对、反驳、甚至于上升为人身攻击。

       在我国，有这样一段流行的话“对XXX写的经典教科书中的基本概念定义（定理），别说是改写，那怕是改个字都是非常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这类吹牛拍马的话的在高校很流行，在学界也很流行，而且渗入到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中。

       学界的各种争辩，各种所谓的创新标榜，很多的是源于：对经典科学的接受和领悟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开放式的。

       最显而易见的表现是：以XXX是这样认为，反驳YYY是那样认为的；不是以理性的推论方法去论证，而是以ZZZ的观点来支持或反驳。

       在我国，能够熟练的运用经典科学理论的本质内容进行论述的论文（或专著）不多。因而，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经典科学并不容易被人们接受，领悟，和把握。

       如果一个人在接受、领悟、和把握经典科学上只不过是晴蜓点水般的来那么一下，尔后就急不可耐的开始搞“科学研究”，则只不过是有两种可能：1）走上反科学的道路而不自知；2）在一连串的碰钉子后，被迫去接受、领悟、和把握经典科学的相关部分。从而，是低效率和重复。

       现代高校的导师制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对于特定的学科方向，在导师承担接受、领悟、和把握相关经典科学的责任的条件下，学生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

       这种制度本身得以存在的理性的前提条件就是：经典科学并不容易被人们接受和领悟。

       我国高校的教科书中，隐蔽的一个前提假想就是：对于无可争议的经典科学，人们很容易接受。表现就是：概念、定理、理论的论述越来越“简炼”，尽可能避免亢长乏味的抽象数学论述（那是不必要的）；在有了电脑后，为了表明新潮，要求对概念、定理、理论的表达方式越来越直观化、形象化。

       这种倾向性客观上迎合了高校扩张的要求，从而，成为常态。

       这种常态使得一部分人开始构想：如何令本科生发表高水平论文。那么，下一步也就必然是：如何鼓动高中生写科学研究论文。

       如果一个群体都认为：对于无可争议的经典科学，人们很容易接受，那么，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任何不能被该群体理解和接受的理论都不是科学。进一步的，任何与该群体理解和领悟的科学相矛盾和对立（那怕只不过是一小点）的理论都是对“科学”的公然挑战，是反科学的。

       这种风险无数次的出现在科学历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科学进步的起点是科学群体对新理论（真理）的接受和领悟能力。

       而在此只前的那几个先行者，也就是新理论的开掘者，也就只能是满足于对科学理论的构建本身。我国的学者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认识，是不可能做出（并持久坚持）科学理论创新的。如对科学历程上的这类客观现象没有认识，则：1）在做出Z而又不敢持久坚持后的若干年，等到别人用Z得到“大奖”后，以很不服气的语调、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心态、去“论证”自身是“早就发现了Z”。2）以怀才不遇的心态放任自流，最后也就失魂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