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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深入的思考,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论调:对于大家都认为无可争议的经典科学,人们很容易接受;而对于新的理论,人们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这个论调在我国很流行。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基本的事实,则必须面对的是:经典科学并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人们习惯于接受他能够领会的那么些东西,或者是按照他个人的理解来领悟。这种领悟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一个人自认为他对经典科学的领悟是绝对正确的,而在同时,又想维护科学的“科学性”,则他会无视事实的对任何他人的对经典科学理论的理解、或对经典理论的新的形式化表达方式加以“义无反顾”的反对、反驳、甚至于上升为人身攻击。
在我国,有这样一段流行的话“对XXX写的经典教科书中的基本概念定义(定理),别说是改写,那怕是改个字都是非常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这类吹牛拍马的话的在高校很流行,在学界也很流行,而且渗入到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中。
学界的各种争辩,各种所谓的创新标榜,很多的是源于:对经典科学的接受和领悟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开放式的。
最显而易见的表现是:以XXX是这样认为,反驳YYY是那样认为的;不是以理性的推论方法去论证,而是以ZZZ的观点来支持或反驳。
在我国,能够熟练的运用经典科学理论的本质内容进行论述的论文(或专著)不多。因而,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经典科学并不容易被人们接受,领悟,和把握。
如果一个人在接受、领悟、和把握经典科学上只不过是晴蜓点水般的来那么一下,尔后就急不可耐的开始搞“科学研究”,则只不过是有两种可能:1)走上反科学的道路而不自知;2)在一连串的碰钉子后,被迫去接受、领悟、和把握经典科学的相关部分。从而,是低效率和重复。
现代高校的导师制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对于特定的学科方向,在导师承担接受、领悟、和把握相关经典科学的责任的条件下,学生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
这种制度本身得以存在的理性的前提条件就是:经典科学并不容易被人们接受和领悟。
我国高校的教科书中,隐蔽的一个前提假想就是:对于无可争议的经典科学,人们很容易接受。表现就是:概念、定理、理论的论述越来越“简炼”,尽可能避免亢长乏味的抽象数学论述(那是不必要的);在有了电脑后,为了表明新潮,要求对概念、定理、理论的表达方式越来越直观化、形象化。
这种倾向性客观上迎合了高校扩张的要求,从而,成为常态。
这种常态使得一部分人开始构想:如何令本科生发表高水平论文。那么,下一步也就必然是:如何鼓动高中生写科学研究论文。
如果一个群体都认为:对于无可争议的经典科学,人们很容易接受,那么,一个必然的推论就是:任何不能被该群体理解和接受的理论都不是科学。进一步的,任何与该群体理解和领悟的科学相矛盾和对立(那怕只不过是一小点)的理论都是对“科学”的公然挑战,是反科学的。
这种风险无数次的出现在科学历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科学进步的起点是科学群体对新理论(真理)的接受和领悟能力。
而在此只前的那几个先行者,也就是新理论的开掘者,也就只能是满足于对科学理论的构建本身。我国的学者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明确的认识,是不可能做出(并持久坚持)科学理论创新的。如对科学历程上的这类客观现象没有认识,则:1)在做出Z而又不敢持久坚持后的若干年,等到别人用Z得到“大奖”后,以很不服气的语调、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心态、去“论证”自身是“早就发现了Z”。2)以怀才不遇的心态放任自流,最后也就失魂落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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