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哲学上而言，一切具体的定理都具有相对性、特定的针对性、和客观的对象性。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定理集合（组合）与它们对应的客体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学科。

       但是，具体的客体与具体的定理间的关系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科学进步大概的分成为两个大类。

1）理性的路线。由已知的定理集合作为出发点，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导出新的定理或做出可能的新的集合（组合）形式；研究在增加一个或若干个新的定理（往往是假设性的、待验证的）后，已知的定理集合会出现何种新的可能的组合，相应的具体学科变化形式为何，及新的可能的其它定理的出现；等等。这类研究工作在我国很长时间里、被很多“学者”怒斥为“形而上学”、“数学游戏”、“纸上谈兵”、“脱离实际”、“毫无用处”等等。在与经济利益挂钩后，这类研究工作成为“民科”热衷、“官科”不屑一顾的地带。反之，对一切此类研究工作，很容易的就可以给研究者扣上“民科”或其等价的帽子。

我国高等教学质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类理性研究工作的缺乏和此类研究人员缺口太大造成的。而且，作为科学进步的基石，在这个领域的落后决不是短期内能补救的，更何况目前的大局是该基石被进一步弱化。

2）唯像的路线。在我国，大家热火朝天的做的、很多人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路线是，以观察到的现象集合为出发点，用已有的科学理论来做出解释。在现有（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理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时，研究者“有权”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对某个具体学科理论（定理集合（组合））做出“修补”、“改进”或干脆的“推倒重来”。由此而来的很多所谓规律、定理最多只能作为假设。

但是，如果把此类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误认为是“科学规律”的话，并急不可耐的宣称为“科学创新”的话，则完全的就沦落为伪科学了。

这是因为，在自然哲学上，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的确是科学进步的要素，但是，它先是作为“假设”性的“定理”，在用整个已知的定理集合对它进行各方面的细嚼慢咽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吸收（在某种修补后），而成为科学的一部分；一是抛弃，被作为缪误（误解）而抛弃（此时，这个经验关系的本质被已知的定理集合所解答）。

这两大类的研究工作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不断的挑战已知的定理集合，给出各不相同的“假设”（伪科学定理）；另一方面，已知的定理集合不断的深化自身的内涵、改变其形式、扩大其外延，来选择某些假设成为科学定理的组成部分，而更多的是抛弃这类“假设”。

一般地说，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无法“自在自为”的上升到科学理论的殿堂。而如果一定要把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作为科学真理的话，那这样的所谓科学理论就只能是“伪科学”。

另一方面，如果由已知的定理集合出现的新的可能的组合预测的现象未能被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所检验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可能的组合”也是等待验证的；如果被实验判伪，则是“伪科学”。这时，动静就大了，此时此刻，就必须对已知的定理集合做出大的修订，才能避免出现类似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

显然，一个研究人员，如果对科学理论的理性把握不足，是不可能做出这类“证伪性实验”的，同时也是无从设计这类“证伪性实验”。而这正是我国科学界的弱点。

由此可以看出，因为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是“伪”与“真”的混合物，在缺乏理性路线的研究工作的背景下，无论有多少的这类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的“重大发现”，都不能被看成科学进步。相反的，如果把这类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直接看成为“科学进步”的话，则这种错误认识下的“科学进步”是反科学的。

这是一个悖论：为了科学进步、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由“现象集合”直接导出的“经验关系”，在宣布这类“经验关系”为科学进步或重要科学成果后，却抛弃了真正的科学（因为真科学给出的结论是：这类“经验关系”为伪科学）。

没有必要的自然哲学功力这类问题就很难理解；而不理解这个要点也就必定的会排斥理性的路线，而错误的把唯像的路线看成是唯我独尊的、正确的科学进步路线。

事实上，科学史给出的科学进步的路线是：唯像的路线+理性的路线；二者的相互作用成为科学进步（演化）的推动力。

换句话说，我国的科学界，缺乏来源于理性的路线的推动力，而是深陷于唯像路线，并自得其乐的干脆把“唱反调”的理性路线排斥出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把唯像路线给出的伪与真的混合物当成科学本身。就自然哲学的判断而言，这是一个取得科学进步的悖论。也就是说，这是我国科学进步的深层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