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联盟的产生是直接的出于行业保护的利益，是打击竟争者进入行业的需要。被业内“合法者”所热爱。是早期工商业的最基本的模式。它的另一种形式是行业垄断。

       在现代社会，行业许可证制度虽然得到保留，但是大多为：特殊行业。

       这种制度落实到学术界个人头上就是资格证制度。

       现实是，我国有很多地方和行业的某类部门热衷于发放各式各样的“XX师证”。

       持征上岗成为合法性的前提条件。而分级也越来越细、级别越来越多。

       这种制度落实到学术界个人头上就是：你做这项研究是否有资格（证）？你说了不算，要由在塔顶上的“学术大师”说了算。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需求：进行“XX师证”评定的（决定的）那类人的“XX高级师证”。级别越多，这种需求就越迫切。

       落实到学术界，这种结构形成一个：细高塔状的结构，在顶上的就是有实际功能的“学术大师”，而无论他是名至实归，还是徒有其名。

       宏观上看，一系列的高塔形成了我国的学界生态。但是，在塔顶上的“学术大师”间没有共同的学术语言，只不过是各自关心自身的领地和势力范围。

       如果他们之间是这种关系，则：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够象生物一样生长的结构。这样，创新也就成为造塔。塔越造越多。

       把工业生产管理的那套办法应用于学术界的学科结构性“管理”是导致学科结构性破坏的最根本的因素。

       与“风水师”、“养生师”对应的、在学界的应该是“创新学学家”、“科学学学家”。在惯性的引导下，这种“资格证”制度的车还在高速运动。

       由此可以预见，我国的学界面临的学科结构性问题将是要花很长时间才有可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