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受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先生和《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下面简称通讯）编辑部的邀请，我出任通讯专栏主编。事实上，我此前并不是计算机学会会员，并不知道学会通讯有这个栏目。我只是在科学网上写点读书笔记和随笔感想，其中有些文章被通讯专栏看中而得到发表，由此得知这个杂志和这个栏目。尽管没有什么经验，经过编委、编辑部和特邀作者们共同努力，五年来，专栏发表了三百余篇各种文章，文章的反响也很好，受到了学会会员的好评。其中有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和互联网其他平台上广为流传，还有的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成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应该说专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依然存在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不足在于，优秀的作者和优秀的稿件数量依然不足，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至少跟国际上同类期刊相比，质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专栏的定位。专栏文章并不是纯粹的技术性论文，也不是简单的科普，而是强调具有新思想的文章。其内容并不限定于技术的讨论，也包括教学、科研、学习，甚至也包括生活。从这个定位来看，文章的内容应该是比较接近广大非专业读者和作者的需求，毕竟学会所有的会员都是起码大学以上的文化，都会经历学习、工作或教学、科研或技术研发等实实在在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毫无疑问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毕竟一帆风顺的人是极少的，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借助于外界的知识或者自我思考，既然这么多人都在思考，其中一定有很多人颇有心得，甚至于有真知灼见，因此我原以为，专栏的这种定位不会缺乏优秀的作者，也不会缺少优秀的稿件，但是事实并不如此。

是什么原因导致专栏稿件的缺乏，根据个人的观察，其原因是复杂的。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其一，有些人忙于眼前的事务，很少深入思考遇到的问题。比如从事科研的青壮年学者，整天忙于各种杂务，包括申请课题，发文章，申请各种奖项，参加各种学会会议，似乎没有时间思考问题；其二，有些人思考了，但是可能不系统。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比较忙碌，时间是碎片化的，在中国快节奏的背景下，很难静下心来系统的整理自己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三，有想法的人不具备写非技术性论文的能力。由于我们国家到了大学以后，分科就非常明细，学理工科的人很少去接触跟本专业不太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哲学这样比较晦涩的内容更是少有人问津。因此，即便能够熟练地写论文和申请书，并不一定能够写出一篇很好的杂文，二者的风格和对文字的把握的要求完全不同。加上，我们国家的教育并没有教会我们从小就能够论证一些复杂的思想，因此有了一些想法并不能变成能够呈现给读者的文章。其四，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表达思想的内向倾向。导致这种倾向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年轻人一般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为严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到了退休之后反而写了大量的思考性的文章，但是年轻人就很少见。

尽管有上述可以理解的理由，个人以为，在中国复兴的道路上，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也必然有人会做的更好。尤其是到了中国今天的这个地步，前进的阻力更大，必须加强原创性自主创新，否则可能美好前景并不能如愿实现。为了更好地创新，并不是每个学者只要闷着头做点理论推导或者处理实验数据那么简单，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先进的哲学，就没有非常重大的突破。以下几个方面是个人的一点想法。

首先，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学者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哲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三个例子可以作为参考。最著名的莫过于笛卡尔。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只知道笛卡尔是科学家，尤其是笛卡尔坐标系。但是事实上笛卡尔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哲学思想，应该说没有笛卡尔就没有现代科学。从笛卡儿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科学贡献仅仅是他用来证明自己哲学的一个工具。比如笛卡尔坐标系的产生就是如此。那个时代数学以几何为王，尤其是欧几里得几何是每一个学习数学的人必修课。但是笛卡儿认为几何不会只能靠尺规作图和逻辑证明来解决，还应该有其他路子，尤其是代数可以给几何做出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他提出了几何坐标系，发明了解析几何。如果没有这个哲学思想的指引，几何依然还是传统的几何。这种突破性的发明归功于思想的突破，并不是某一个小技术的改进。近代西方的哲学基本上是从笛卡儿开始，而近代西方的科学发展也是从笛卡儿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哲学的指引，就没有近代西方哲学和科学。

第二个有名的例子当属庞加莱，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型科学家和通才，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物理和数学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但是庞加莱同时也是个哲学家，他尽管进行了丰富的科学开拓，也一直积极思考科学创造的本质问题。因为科学创造无疑问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创造什么，另一个是怎么创造。前者就是大多数学者正在做的，后者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庞加莱系统的思考了科学方法的问题，这在所有的学者中都是很罕见的。他的系列小册子《科学与方法》，《科学与假设》和《科学的价值》至今都还是经典，非常具有启发性。庞加莱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突破性的，也都是系统性的创新，我们不能把这些成就仅仅归结为天才的智商，他勤于思考如何创新肯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个有名的例子应该属于冯诺依曼，他作为计算机的鼻祖而受到尊重，实际上冯诺依曼也是一个通才，数学物理计算机，甚至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他在任何一个领域的任何一个贡献，都足以名垂青史。但是在他短短50多年的人生中，如何做出如此多的贡献，这可能也不是天才所能解释的。他的著作《数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作用》就详细描述了他在创造那些不可思议的贡献中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博弈论的发明中更加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建议读者可以看看这本书，篇幅所限就不赘述。

其次，科学创新依然属于哲学范畴。科学本身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从人的经验演变成神学或者宗教，而后是哲学，最后才是科学。能够清晰描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科学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哲学和宗教所关注的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创新本身作为一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既没有一个科学创新的数学问题去解答，也没有一个简单范式可以复制。尽管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思考，这个问题依然还停留在哲学思考层面，每一个人都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说的拗口一点，科学创新本身还不是科学。科学创新至今还只能是个性化的体验，我们很难复制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或者牛顿，甚至连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很难复制，这本身就说明重大创新的难度。而事实上，每一个科学创新的结果并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历史上除了相对论的提出有一定的突兀，其他的科学创新都是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当然，作为突破者的个人贡献依然是不能抹杀的。那么就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未来的重要突破的方向在哪里？该如何从现有的起点开始去突破？谁能去突破？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每天阅读大量的技术文献就能解答，一定是需要深入而认真的思考，找到正确路线的人可能正是哲学上有了新的思考的人。

最后，中国学者更需要哲学的突破。我们过去的科研基本上属于跟踪性的研究，起码在框架下如此。欧美人在前面开路，中国人把路修得更好。这种分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中国学者的骄傲，也是中国学者的难堪。因为把路修的再好，都只是锦上添花，都不能掩盖原创性创新匮乏的实质。本来中国也可以按照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跟排头兵一齐，然后再超越。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条路不容易走下去的时候了。美国已经对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充满了警惕心，最近对中兴的制裁不仅仅是产业界的事情，其实也是科学界的问题。我们不能幻想领头者，尤其是美国这样充满警惕，同时又希望永远保持技术代差的国家作为领头者一直能够容忍中国去跟跑。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到美国没有办法容忍中国哪怕靠近它。中国独特的文化，独特的体量，独特的体制造成了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政治的干扰。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领先者的绅士精神，也不能自甘堕落，永远做一个二等公民。但是习惯了跟跑，自然就很难有自己的思想，而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就不能有独特的创新，就不能有颠覆性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因此，中国的学者所面临的科研阻力将要大于西方的同行，我们在很多技术领域被人为地限制在共享圈外，我们很多优秀的学者在西方所做的贡献都可能成为我们国家花钱买不到的知识。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学者只有用清醒的思想去思考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只有这样，才能冲出重围，达到世界的顶峰。没有破，就没有立，这里的破就是指应该破除过去一直以来认为有效的跟跑作风，至少一部人必须戒掉这个毒瘾，去寻找自己的路。而这条路不存在于科学的书籍中，个人相信，一定存在于哲学中。

总的来说，虽然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创新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科学跟踪这条路已近终点。为了创新我们需要另辟蹊径，为了找到新的路线，一些新的哲学思考必不可少。展望未来，相信新一代的学者在面临种种困境的时候会回过头去从哲学上思考，进而有一批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从而产生一批新的哲学，而这些哲学思考如果能够早早出现在CCCF专栏中，那将是我作为主编的荣耀。最后，作为专栏主编给通讯做个广告，通讯有两万多固定读者和一万多动态读者，虽然不是正规刊物，更不是SCI，但是其质量和影响力超过了很多专业的刊物，几年来的经验给我一种信心，CCCF是承载未来希望的其中一个载体。

silong.peng@ia.ac.cn

2018.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