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植物园与邱园是全球植物科学研究与公众科普的标杆机构。2022-2023 年民族植物田野调查研究显示：两座植物园在科研后台已开展去殖民化相关档案梳理与研究工作，但面向普通游客的标牌解说、人工导览依旧延续欧洲中心叙事。植物命名体系、温室空间叙事、经济作物展板多处遮蔽原住民本土知识与殖民掠夺历史。植物园并非价值中立的 “纯粹自然展示空间”，活植物、标本收藏是殖民时代知识-权力体系的产物；植物园开展殖民历史公共阐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科普并不冲突，可为自然科普增加历史人文维度。

漫步植物园温室，满目奇花异草，大多数人会将这里看作欣赏自然之美、学习植物生态知识的场所。玻璃、钢铁构筑的温室收纳来自世界各大洲的物种，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植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是谁把它们带到这里？又有哪些原住民的传统知识在采集与命名过程中被埋没？一篇牛津植物园和邱园民族植物田野论文，把视角投向植物园被掩盖的帝国过往，为植物学公众传播提出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

1 温室奇观：藏在玻璃建筑背后的帝国空间叙事

牛津植物园始建于 1621 年，邱园建于 1759 年。这两座植物园建设早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却深度卷入殖民扩张网络。邱园温带温室、棕榈温室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工程杰作，把非洲、澳大拉西亚、美洲、太平洋岛屿植物全部移植到泰晤士河畔。

邱园温带温室内部，按大陆分区标识植物来源（论文田野实拍）

游客不需要跨洋远行，走进温室就可以沉浸式体验热带、温带异域植被。这套展示不止是工业技术战胜自然的表演，更是大英帝国全球势力的物质缩影，与大英博物馆展示海外掠夺文物逻辑高度相似：将世界各地资源集中至本土，塑造伦敦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田野记录下邱园志愿者导览细节：导游热情介绍温室 “非洲展区” 丰富物种，赞叹馆藏规模，但完全没有提及植物种子、标本依靠殖民网络搜集转运这一历史。尽管邱园官网上线了殖民历史专题档案，这套批判性历史内容，却没有传递给现场普通参观者。

研究者对比 民族植物博物馆实践发现：植物园科研人员、策展人内部充分了解馆藏复杂历史；但面向大众的公共传播，极少交代植物的流转历史，原住民世代积累的本土知识在标牌、讲解中普遍缺位。

2 命名即权力：植物学名里遗留的殖民烙印

植物命名法建立于林奈双名法体系，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基础，同时沉淀大量殖民时代痕迹。殖民地采集植物的分类、发表工作几乎由欧洲学者完成，采用原住民并不熟悉的学术拉丁文。大量馆藏标本信息残缺，仅登记采集人姓名，丢失物种本土用途、原生生境、原住民利用传统。

邱园瓦勒迈松解说标牌（论文田野实拍）

典型案例为瓦勒迈松（Wollemia nobilis）。园内标牌重点讲述欧洲人员 David Noble “发现活化石” 的传奇故事，物种以该欧洲人姓氏命名。考古证据表明，瓦勒迈国家公园留存六千余年原住民岩画，原住民在此连续生活数万年，极有可能早已认识该物种。“发现” 一词本身自带欧洲中心视角，默认欧洲人抵达前，物种相当于 “不为人所知”，无视原住民长久积累的认知。

历史上共计 126 个植物物种以殖民代表人物塞西尔・罗兹命名，引发学界激烈争论：要不要修改带有殖民色彩拉丁学名。

依据《国际植物、藻类、菌物命名法规》，主流植物学界不支持大规模改动已生效拉丁学名 —— 频繁更名会造成分类学文献体系混乱。学界更倾向方案：保留原有学名，增补历史阐释，通过标牌、导览说明名称背后复杂历史，新物种命名更多尊重原住民地域、族群。

现实困境在于：这种历史增补阐释，在面向游客的公共展示当中落地程度十分有限。

牛津大学植物标本 左侧标本附有采集记录详尽手写描述，右侧标本几乎未包含该植物生境、采集环境、原始用途与历史相关信息

3 解说牌的困境：经济作物叙事的历史浅描

牛津植物园推出基于专著《植物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系列文化历史展板，科普咖啡、可可、甘蔗、橡胶等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经济作物。但研究指出，展板对殖民剥削历史处理流于表面，关键历史细节被弱化。

牛津植物园甘蔗、橡胶解说标牌（论文田野实拍）

甘蔗展板标题为 “财富缔造者与奴役者”，承认蔗糖助推英国财富积累，同时提到会造成生产者死亡、诱发 2 型糖尿病。却回避核心史实：加勒比蔗糖产业完全依托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百万非洲被奴役者在种植园承受残酷剥削。将奴隶制下人道主义灾难与现代生活疾病放在同一叙事层级，消解殖民暴力历史重量。

橡胶 展板记录邱园把橡胶种子引种扩散至东南亚，造就全球橡胶主产区，仅模糊说明 “种子获取合法性存争议”，完全不提及亚马逊、比属刚果橡胶开采带来大规模劳工死亡悲剧；同时贬低南美洲原住民两千五百多年橡胶利用传统，将橡胶简单描述成欧洲工业革命前的小玩意儿。

介绍植物跨洋运输的展板使用模糊代词 “我们”，介绍沃德箱等植物运输技术，把当代普通游客和当年服务帝国利益的植物猎人混为一谈。对于来自曾殖民地区的参观者，这种叙事会造成身份割裂，遮蔽这套运输技术服务帝国经济掠夺的本质。

文章提出重要观点：植物园增加殖民历史叙事，并不会挤占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科普的空间。原住民传统知识大多根植在地生态认知，把殖民历史纳入科普，可以丰富环境教育层次。植物园不是单纯休闲公园，活植物、种子、标本藏品，和人类学博物馆文物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产物，不能剥离人类社会历史单纯当做 “自然物件”。

4 研究启示：植物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科普责任

综合田野访谈、导览记录、标牌文本分析，该研究得出三点核心结论：邱园、牛津植物园后台已经推进大量档案整理、学术层面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项目，但科研后台与面向公众的传播之间存在明显断层，对外讲解依旧频繁沿用欧洲探险家 “发现新物种” 传统叙事；出于分类学稳定性，拉丁学名不宜大规模修改，但公共解说存在巨大优化空间，需要补充原住民知识、植物采集背后殖民经济与暴力历史；植物园长期被公众视作中立、唯美的自然空间，但机构本身是殖民时代知识-权力体系产物，需要像人文博物馆一样开展批判性自我反思。

自然科普不只有物种形态、生态功能，同样要回答历史追问：这株植物如何来到这里？哪些人的知识被记录保存？哪些本土记忆被采集过程所抹去？自然科学公众传播，需要人文历史视角介入。

只有老牌英国植物园存在殖民遗产问题吗？

殖民植物采集是全球性历史现象。大量近代植物园、标本馆馆藏，都继承近代全球植物搜集网络，不同国家植物园都需要审视自身藏品来源历史，这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

既然历史很沉重，那直接删掉相关历史内容，只讲植物科学行不行？

植物园科普的目标不止传授植物知识，也帮助公众理解人与自然互动全部历史。刻意遮蔽历史，反而会传递片面的欧洲中心视角；把历史做适度通俗化处理，可以拓展公众对于植物科学的理解边界。

普通植物园参观者，作为游客可以怎么做？

参观时不妨多一层追问：这一物种原产地在哪？标牌有没有介绍当地原住民和该植物的故事。也可以向机构留言反馈，期待更多元的叙事。

延伸阅读

Nielsen V. The colonial roots of botany-legacies of empire in the botanic gardens of Oxford and Kew[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23, 38(6): 696-712. DOI:10.1080/09647775.2023.226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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