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城市植物园，对着铭牌辨认草木时，很少有人知晓：我们脚下这片栽种万千植物的园地，跨越近 500 年，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天然药草园（Hortus simplicium），一步步演变为今天承载全球生物多样性重任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两份跨越年代的核心文献 —— 意大利植物学家弗兰科・佩德罗蒂（Franco Pedrotti）对意大利植物园五百年演化的梳理，以及华南国家植物园团队《全球植物园发展历史、现状与展望》的系统综述，串联起东西方植物园完整发展脉络，也清晰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步入国家植物园时代，我们该扛起怎样的全新使命？

1 溯源：东西方药草文明，现代植物园的共同源头

植物园的火种，分东西两条文明脉络缓缓点燃，二者初衷高度统一：以活体植物为载体，开展药用认知与植物研究。

东方：华夏本草园圃，植物园思想最早雏形

华夏文明早在公元前 2800 年便诞生 “神农本草园”，被学界公认为药草园（Herb Garden） 思想源头。先秦《神农本草经》奠定本草体系；隋代设立太医署国家药园，专职 “药园师” 负责药用植物栽培、辨识教学，是世界早期规模化药用植物园与药学教育机构；北宋司马光独乐园划分药草畦区，按蔓生、木本、草本分类栽植并挂牌标识；明代朱橚开辟救荒植物种植园，写成《救荒本草》；清代吴其濬营建 “东墅” 实验园，实地观测培育植物，最终著成《植物名实图考》，构建起中国古典植物观测体系。

东方古代园圃重实用、重本草、重人文，却未形成标准化、系统化的现代植物园建制，这一转折，发生在 16 世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

西方：文艺复兴大学药草园，现代植物园正式诞生

16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诞生全球首批现代植物园，全部依托大学医学院创办，核心功能为医学生辨识药用植物，定名天然药草园（Hortus simplicium）：

1543 年比萨植物园（Orto Botanico di Pisa），由植物学家卢卡・吉尼（Luca Ghini）创立，后三次迁址，原址不复存在；1545 年 6 月帕多瓦植物园（Orto Botanico di Padova），威尼斯共和国划拨 2 公顷土地，自建成从未更换园址，是全球现存原址不变最古老植物园；1545 年 12 月佛罗伦萨植物园（Giardino Botanico di Firenze），同样出自卢卡・吉尼之手。

帕多瓦植物园极具时代象征意义：圆形外墙包裹方形园区，十字步道沿用古罗马城市主轴线德库马努斯（Decumanus） 设计逻辑，既是医学院教学基地，也是文艺复兴 “人观察自然、解读宇宙” 思想的具象载体。园内至今留存 1585 年栽植的欧洲矮棕（Chamaerops humilis L.）、1680 年栽种的三球悬铃木（Platanus orientalis L.），近 500 年古树与原始布局共生，成为活的植物历史标本库。

16–18 世纪，欧洲植物园逐步突破单一药用功能：1795 年巴勒莫植物园（Orto Botanico di Palermo） 占地达 10 公顷，植物收藏范围大幅拓展；19 世纪依托高校网络全面普及，那不勒斯植物园（Orto Botanico di Napoli） 以 12 公顷规模成为南欧代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城市公共植物园 树木园（Arboretum）和高山植物园（Alpine Botanical Garden） 等特殊类型，如 1897 年建成的查努西亚高山植物园（Chanousia Alpine Botanical Garden）；20世纪世界各地的植物园树木园如雨后春笋，专门聚焦植物多样性保护，逐步完善生境保护和多维功能使命需求。

2 五百年功能迭代：从药材课堂到生物多样性诺亚方舟

综合两份文献可见，全球植物园发展可划分为五大阶段，功能持续迭代，但底层核心逻辑从未改变：连接人与植物，留存植物种质资源。

大学药用植物园阶段（16–17 世纪）：核心使命 —— 医学教学、药用植物分类；代表性植物园如意大利三大早期植物园、英国切尔西药用植物园（Chelsea Physic Garden, 1673）；经典综合植物园阶段（18–19 世纪）：核心使命 —— 全球植物引种、植物分类学研究；代表性植物园如英国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从药用园转型为全球植物探索中心，奠定现代植物园科研范式；殖民地热带植物园阶段（18–20 世纪初）：核心使命 —— 经济作物引种驯化，服务全球农业贸易；代表性植物园如茂物植物园（Kebun Raya Bogor, 1817）、新加坡植物园（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1822）；城市公共植物园阶段（19 世纪中后期起）：核心使命 —— 公众园艺休闲、基础自然科普；伴随欧洲公园运动兴起，植物园褪去贵族专属属性，向全民开放；生物多样性保护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家植物园时代）：核心使命 ——迁地保护 为第一要务，兼顾科研、生态教育、野生植物野外回归。

两份文献共同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植物园外在功能随时代扩容，连接人与植物、保存植物种质的核心使命恒定不变。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建园只为让医生认清草药；工业时代，植物园成为收集全球奇花异草的标本库；如今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危机加剧，植物园被赋予 “生物多样性诺亚方舟” 的全新定位，迁地保护上升为首要职责。

数据印证保护成效：全球约 30% 已知维管植物（105634 种）收纳于各国植物园活体收藏；中国植物园迁地栽培维管植物 29581 种，本土野生植物 15693 种，覆盖我国已知本土维管植物约 52%，对国内受威胁植物迁地保护覆盖率达 59%，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30%、欧洲 42%、美国 40%。

3 全球共性困境：古老植物园的时代难题，也是中国建设的参照

弗兰科・佩德罗蒂针对意大利老园提出的现实困境，在全球历史名城植物园普遍存在，也为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关键警示：

城市挤压与生境破碎化：欧洲百年植物园全部嵌入城市建成区，城市热岛效应（Urban Heat Island Effect）、建筑遮挡、人为干扰持续破坏古树与原生栽培生境；国内北京、南京、庐山等老牌植物园同样面临城市扩张挤压；多重资源压力：历史古树养护、种质资源保育、科普场馆运维资金缺口长期存在，老园历史遗产保护与现代化保护需求难以平衡；单一园所保护能力局限：仅依靠高校附属综合植物园，无法覆盖高山、荒漠、热带、药用植物等特殊生境物种，保护网络存在明显盲区。

对应解决方案，两份文献形成统一共识：构建多层次多元化植物园体系。意大利依靠大学植物园 + 高山植物园 + 树木园互补布局；我国则规划 “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区域特色植物园为骨干、专类迁地保护站点为补充” 的完整网络，发展药用植物园、树木园、高山植物园、作物种质圃等特色机构，补齐单一园区保护短板。

4 国家植物园时代：当代植物园三大核心使命

立足两份文献的理论总结，结合我国植物保护现状，步入国家植物园时代，植物园需要同步承担三重不可替代的时代任务：

使命一：筑牢迁地保护核心底座，守护濒危野生植物种质

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 是国家植物园的立身之本。不同于古代仅收集药用、经济植物，现代保护目标覆盖本土特有种、极小种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广东区域数据显示，省内植物园保存 64% 本土受威胁维管植物、83%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区域保护成效突出；全国植物园迁地保育药用植物 6949 种，覆盖国内半数药用植物资源，为中医药资源永续利用提供种质储备。

未来核心方向：完善活体植物档案、厘清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推进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 联动，开展濒危植物野外回归，打通 “收集 — 保育 — 繁育 — 野外重建” 完整保护链条。

使命二：深耕基础植物科学研究，支撑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五百年发展史证明，植物园始终是植物分类、植物地理、资源发掘的核心实验室。从卢卡・吉尼创立全球首个植物标本馆，到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乌普萨拉植物园完善双名命名法，再到邱园构建全球植物区系研究体系，植物园持续产出改变植物学科的核心成果。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需依托活体收藏优势，开展植物分类、种质评价、代谢产物开发、濒危物种繁育技术攻关，挖掘野生植物药用、经济、生态价值，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使命三：全民生态教育阵地，搭建公众与自然的桥梁

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园只为学者、医学生开放，如今生态教育（Ecological education） 成为植物园核心公共职能。城市居民远离原生自然，植物园是普通人近距离认识本土植物、理解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窗口。

针对老城植物园困境，文献提出兼顾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在保护古树、历史园林格局基础上，打造分层科普线路，面向青少年、市民、科研工作者提供差异化自然教育，传承五百年植物园人文科学记忆。

5 五百年园圃启示，让植物园活在当下、回应未来

从 1543 年比萨第一座药草园落地，到如今全球三千余座植物园织就植物保护网络，植物园从来不是静止的园林古迹。佩德罗蒂对意大利五百年植物园的复盘、黄宏文团队对全球体系的系统梳理，共同揭示一条不变规律：优秀的植物园永远 “活着”—— 它承载本草文明、文艺复兴的历史记忆，更持续回应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的当代命题。

对我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不必复刻欧洲 500 年前的大学药草园模式，也不能照搬殖民时代热带植物园的引种逻辑，而要融合东方本草园圃的人文底蕴与现代迁地保护科学体系：以种质保护为根基，以科学研究为支撑，以全民生态科普为纽带，搭建覆盖全国、类型多元、产学研协同的植物保护网络，真正成为守护华夏植物多样性的 “诺亚方舟”。

延伸阅读

Pedrotti, F. (1997). Originea și evoluția grădinilor botanice din Italia. Journal of Plant Development, 6(1), 13–17.

廖景平, 倪杜娟, 何拓, 黄宏文. 全球植物园的历史回顾、现状与未来展望[J]. 生物多样性, 2023, 31(9): 23256. 31, 23256. https://doi.org/10.17520/biods.202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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